作者：余華（著名作家）

來源：騰訊新聞客戶端

1970年代，我們生活在定量供應制里，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糧票，這是指男性，女性只有二十五斤糧票，以及半斤肉票和二兩油票。

在那個時代，購買糧食時付了錢還要付糧票，購買豬肉和菜油也是同時需要支付錢、支付肉票和油票，缺一不可。

還有布票，我們要用錢和布票去布店購買布料，然后到裁縫那里去量身定做衣服；更多的人為了省錢，自己動手縫制衣服。

我們需要精打細算，每天吃九兩米飯，每周吃幾片豬肉，每次炒菜用十滴菜油，才能做到一個月的生活不會出現透支。

我們這一代是從既吃不飽也餓不死的生活里成長起來，當我們這一代人回憶起童年時期什么最美好，我們的記憶竟然驚人的相似，都是過去曾經吃到過什么好吃的。

除了吃，我們幾乎沒有其他的美好記憶。當時，城鎮居民盡管省吃儉用，也很難有所結余。于是人們經常在暗地里偷偷花錢購買糧票和油票，以此維持生計。

在我的家鄉，農民手中會有一些富余的油票，他們將田里油菜籽收集起來后上交給國營的榨油廠，國家會補貼他們一些油票。這些數量微薄的油票，是當時農民很重要的額外收入。貧窮的農民為了籌錢治病，或者為了籌辦婚禮等，會來到城里悄悄出賣他們手中的油票。

在那個公有制的時代里，這樣的行為就是投機倒把。

我記得自己上高一的時候，曾經和十來個同學興致勃勃地加入到打擊投機倒把的行列之中。

我們每天都是凌晨四點起床，埋伏在小鎮的集市里，分別藏身在街角和電線桿的后面，像是獵狗在等待獵物的出現。一旦發現有人在偷偷出賣油票，立刻撲上去，將那個投機倒把分子擒獲，收繳他的油票后，得意洋洋地將他押解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

我們恃強凌弱，以此為樂，還覺得自己每天都在伸張正義。雖然戰果累累，可是抓獲的投機倒把分子大多是上了年紀的農民，繳獲的油票也都在一斤以下。而且這些農民不敢抵抗，他們做賊心虛似的，覺得自己是在做壞事，他們唯一的反應就是眼淚汪汪地看著自己的油票被沒收。

輝煌的戰例只有一次，我們抓獲了一個身強力壯的年輕農民。這個人個子比我們高出一頭，身體像我們兩個人加起來一樣寬。我們撲上去的時候，他奮力反擊。他右手捏緊拳頭，當然他不敢揮拳打我們，他知道一旦打了我們就是罪上加罪，他只是用左手將我們推開后奪路而逃。

這是我們遇到的最為激烈的一次反抗，差點讓他逃脫。多虧我們人多勢眾，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有幾個同學手中還舉著磚塊，將他砸得滿臉是血，把他摁倒在地。

這時他右手仍然緊握拳頭，左手還在努力推開我們。我們知道他的右手里會有油票，我們怎么使勁，也無法掰開他的手指。

兩個同學將他的右臂死死摁在地上，一個同學用磚塊擊打他的右拳，把他的右拳打得鮮血淋淋，把他隆起的拳頭打成伸平的手掌之后，我們看到幾張沾上血跡的油票，數了一下剛好是一斤。

我們把他押送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后，又從他身上搜出了另外的十一斤油票。

整整十二斤油票，這是繳獲油票最多的一次，用今天中國流行的話來說，是屬于“大案要案”。

在審問的時候，他一邊用沒有受傷的左手擦著臉上的血跡，一邊交代自己的投機倒把罪行。他是為了籌措自己婚禮的錢，向親朋好友借了九斤油票，另外三斤油票是他們一家人省下來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經半年沒有吃過一滴菜油了，每次吃飯時只是將蔬菜在鹽水里煮一下。

三十多年前的那個凌晨，在我此刻的回憶里觸目驚心。我們這些中學生笑聲朗朗地喜慶輝煌戰果，而這個傷痕累累的年輕農民，卻在苦澀地講述自己的簡單經歷。

由于他是初犯，對他的處罰只是沒收這十二斤油票，再讓他寫下一份保證書，保證以后堅決不做投機倒把的壞事。他受傷的右手在寫下保證書的時候顫顫巍巍，不知道是因為手指的疼痛，還是因為失去了十二斤油票的悲哀？右手的血流在書寫的白紙上，保證書成為了一份血書。

他被釋放后，我們這些意猶未盡的高中生走在他身旁，在小鎮清晨的街道上不斷訓斥他。我們是為了炫耀自己而訓斥他，我們重復說著他被繳獲的十二斤油票，過路的人聽到這個數目后，個個驚得目瞪口呆。

他在我們響亮的叫嚷聲里一聲不吭地向前走去，我們看到他淚流滿面，旁若無人的淚流滿面。他不時地抬起右手去擦一下眼角的淚水，手的疼痛又不時地提醒他去看一眼自己的右手。

我們一直走出小鎮，才站住腳，嬉笑地喊叫著訓斥他的話，看著他沿著鄉村的小路漸漸走遠。

他在初升的太陽下走去，受傷的右手端到了胸口，帶著內心的迷惘，還有滿臉的血跡和滿臉的淚水，走在漫長的回家路上。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滿懷心酸和負罪感地寫下這些。我不知道這位善良的年輕農民后來是否如期結婚？不知道他后來如何艱難地償還借來的九斤油票？我清晰地記得，當時我們用磚塊擊打他的頭部時，他克制了自己的憤怒，沒有使用拳頭還擊，仍然只是用手掌推開我們。

中國社會的劇變之后，過去的投機倒把分子變成了現在的小商小販。城市里的失業者和農村失去土地的農民，為了生存下去，這是人的最基本的愿望，在城市里到處擺攤或者沿街叫賣。

在地方官員的眼中，這些攤販的四處出現，破壞了城市形象，也破壞了“和諧社會”。我已經習慣這樣的情景，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和天橋上，一群一伙的攤販蹲在地上叫賣他們廉價的物品，只要有人喊叫一聲“城管來啦”，這些攤販迅速卷起地上的物品蜂擁而逃。

就像三十多年前我們這些中學生沒收農民的油票那樣，現在的城管隊員對付小商小販的手段沒有進化，也是沒收他們叫賣的物品。

當然現在城管隊員的成果是我們那時候望塵莫及的，現在城管沒收的很多物品是我們那時候從未見過的。

幾年前，我居住在北京一個地鐵出口附近的時候，經常看到很多無照經營的三輪車夫，他們蹬著三輪車接送客人。同時也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景，城管的卡車上堆滿了沒收的三輪車凱旋而歸。

我見到過幾個傷心的三輪車夫，他們都是動用家里所有的錢或者向親友們借了錢才購買了三輪車，賣力蹬車來養家糊口，還要供孩子上學。在炎熱的夏天里他們揮汗如雨，在冬天的寒風里也是渾身汗水。當他們賴以生存的三輪車被城管沒收以后，他們的生活與未來，也被沒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