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特朗普是美國政治當前所面臨的一個問題，但當前美國政治的種種問題，遠早于特朗普本人在政壇的登場。正如美國的社會經濟問題早在幾十年前就埋下了種子一樣，美國政治也不是從特朗普上臺才開始折騰的。

想要了解美國政治如何演化到今天，有一個人還是值得提一下的，那就是曾經的共和黨領袖，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

如果你今天去搜有關金里奇的評論，很多美國主流媒體和學者會把他視為毒害美國政治至今的罪魁禍首——比如華盛頓郵報的這篇文章，標題是《金里奇帶我們走上了毀滅的道路，現在他要回來完成這項任務》：

正如我們不能把美國的問題都歸咎于特朗普一人身上一樣，金里奇也背不起毀滅美國政治這么大一口鍋。但是反過來講，金里奇也確實是美國政治的縮影，我們去了解他，就可以知道美國政治幾十年來的極化和毒化。

金里奇這個人吧，某種意義上講曾經是我的同行，在步入政壇之前他是West Georgia College的歷史老師。金里奇的博士畢業論文寫的是1945到1960年間比利時在剛果的教育政策，我的博士畢業論文寫的是比利時當代極右翼政黨和二戰前法西斯政黨的關聯——都是沒人關心的問題。

金里奇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安心做歷史學者，他從小就想做政客，很早就參與當地政治活動，所以即便入職了大學，主要精力也都用在競選議員。

在1974年和1976年，金里奇代表共和黨兩度競選佐治亞第六選區的眾議員，受累于水門事件之后共和黨在全國普遍低迷的選情，他兩次都惜敗給了民主黨的資深議員杰克·弗林特（Jack Flynt）。雖然兩次失敗，但金里奇作為一個政治新人已經充分展現了自己的實力。所以他沒有因失敗而氣餒，也一直能夠找到足夠多的支持。直到1978年杰克·弗林特退休，金里奇終于成功當選眾議員，開啟他的國會生涯。

在金里奇年輕的時候，他的很多想法其實還是偏向自由派的，支持民權運動支持環境保護，有很多未來主義的暢想，就和現在的民主黨有些類似。當然，在那個年代，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差別沒有那么大，共和黨也有很多自由派，民主黨也有很多保守派。

但是作為政客的金里奇，敏銳地意識到了政治風向上的變化，在多年的混亂之后，人們對于腐敗精英有著嚴重不滿，而且渴望回歸保守價值觀。一方面是打倒建制派的破壞沖動，一方面是維護傳統回歸秩序的建設心理，就形成了延續至今的激進保守主義的思潮。

于是，攻擊“腐敗的自由派福利國家Corrupt Liberal Welfare State”，成為了金里奇走向國會的財富密碼，即便金里奇從來不是個虔誠的人也不是個注重傳統道德的人，但他知道怎么利用保守派，而且正如任何普通人一樣，他的思想當中也有一定的保守主義成分。

1978年競選議員的時候，金里奇在亞特蘭大對一群大學共和黨人發表了一場很有趣的演說，那篇演說的內容對于當時的美國政壇做了很有趣的分析，也描繪了金里奇的政治藍圖。

在1978年，金里奇對于共和黨建制派是懷著不少怨氣的。在他看來，尼克松和福特都是拖累全國共和黨人的廢物，害他輸掉兩場競選的罪魁禍首，而那些不懂得政治策略的共和黨建制派也要背鍋。

所以1978年金里奇對那些大學生說：

“共和黨現在最大的弱點就是我們招募中產階級的人。中產階級作為一個群體，一直被教導不能在桌上大吼，要禮貌友好，要尊重他人——通常意味著給他人讓道。你想去海灘，他們想去看電影，那你就該去看電影，否則他們會對你生氣。所以你怎么辦？我們最后去向了水門事件，因為我們不想冒犯尼克松。我們最后允許福特做一些不可思議的蠢事，一些難以置信的蠢事……我們黨不需要下一代溫良恭儉讓的半吊子領導人，我們需要的是強硬、勤奮、有活力，愿意冒風險，愿意站出來和政治對手撕逼的人……”

對于熟悉當代美國政治的人來說，金里奇這番鄙視妥協號召斗爭的演講沒什么新鮮的，兩黨如今都在實踐這樣的理念。但在1978年，即便美國政壇從來不缺乏丑陋的斗爭，金里奇這番話仍然顯得有些極端了。

順帶一提，金里奇其實還引用過幾次毛主席的一句話：“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War is politics with blood; politics is war without blood）。

在1978年贏得國會席位之后，金里奇把他的斗爭理念帶到了國會，也聚集起了一批愿意追隨他的年輕人。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金里奇仍然是黨內的少數派，大部分共和黨大佬仍然覺得沒必要那么極端，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沒必要跟民主黨翻臉。

在1985年的《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中，他們是這么形容金里奇的：

“紐特·金里奇可能是國會最招人厭的議員。許多被采訪的人談到金里奇就感到不舒服并且拒絕與他扯上關系。他的很多共和黨同事堅持說他是不重要的、沒有影響力的、天真的。金里奇是個吵鬧尖銳的共和黨人，當他去年春天某一天在眾議院惹怒了議長，逼得議長大罵他：‘我這三十二年來在眾議院見到的最低劣的東西’時，他一鳴驚人了。”

時任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Tip O’Neill）在眾議院三十二年來都沒見過的東西是什么呢？是1984年金里奇在國會指責民主黨議員們“通共”。

就這？對，就這。

在“通俄”“通中”帽子滿天飛的今天，這種言辭看起來沒什么威力，但在1984年，很多議員們真沒見過這架勢。不是說之前議員們沒有對彼此放過狠話，但是量變引發質變。金里奇系統性全方位地攻擊政治對手的手法，確實把國會斗爭推上了一個新臺階。

通過新興的C-SPAN電視直播，金里奇給他的政治表演找到了新的舞臺。他不光在直播的國會辯論中運用他的語言技巧攻擊政治對手，而且利用了國會的一個名為“Special Order”的環節來宣傳自己。

所謂的“Special Order”，是國會在結束當天議程之后，議員可以要求在臺上自由發表演講的環節。因為這時候國會已經辦公完了，所以臺下一般沒有人，金里奇就可以盡情地發言，隨意攻擊民主黨而不遭受反駁。

而在電視直播上，觀眾就會看到金里奇侃侃而談，而其實并不存在的民主黨被懟得啞口無言。

于是有的時候，眾議院議長就會指示攝像機去拍攝空座位。

比如1986年1月30日金里奇的一場Special Order演講，你前一秒還會看到他在鏡頭前發表長篇大論，好像整個眾議院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下一秒鏡頭一轉，你會看見金里奇很滑稽地在對著空氣說話：

但是即便如此，金里奇仍然收獲到了聽眾，那些聽眾不在議會里，而在美國千百萬家庭的電視機前。

在1984年的一場演講里，金里奇是這么跟保守派活動人士闡述他的策略的：

“關于新聞媒體的首要事實，就是他們熱愛爭斗。數月以來，我一直都在進行系統的長達一小時的演講。CBS有跑過來要記錄我的演講嗎？沒有。但是一旦蒂普·奧尼爾攻擊我，我和他在三大新聞媒體就獲得了90秒鐘的曝光時間。你需要給他們沖突，有了沖突他們就會給你注意力。而當你獲得了注意，你就可以去對他們進行宣教。”

流量至上，黑紅也是紅，政壇和粉圈沒有本質區別。

金里奇的成名之戰，則是1989年逼退新任眾議院議長、民主黨人吉姆·萊特（Jim Wright）。金里奇的手法非常簡單，就是從道德問題入手，盡一切手段搜集萊特的黑料，然后再持續不斷地在一切場合特別是媒體上用黑料來攻擊他。而由于萊特手段強硬，跟共和黨也不對付，共和黨議員們也全力地支持金里奇的作戰，削弱萊特的政治聲望。

終于在1988年，萊特面臨道德委員會的調查，政治生命搖搖欲墜。而在1989年，萊特最終辭職并離開眾議院，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辭職的眾議院議長。

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金里奇挖出的黑料都顯得微不足道，無非是萊特通過賣書的方式收取了額外的政治獻金，不道德但是也不違法，誰都干過，包括金里奇本人。但是一旦這些事情被金里奇反復包裝，萊特就被貼上了“史上最腐敗議員”的標簽，政治生涯也就到頭了。

而在趕走了萊特之后，金里奇在國會共和黨人中成功證明了自己，也在1989年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少數黨黨鞭。

而金里奇不光讓共和黨認同了他的對抗性政治策略，而且還培訓和改造了接下來的幾代共和黨人。

在1988年，金里奇接管了一個為當地共和黨人提供競選資金的機構“GOPAC”，將其改造成了一個為共和黨人提供教育和政治藍圖的政治行動委員會。GOPAC向各地共和黨人提供了大量學習材料，特別是磁帶和小冊子，教育他們如何運用金里奇的政治理念和辯論方式，在競選中挑戰民主黨人。GOPAC招募和訓練了大量共和黨人，研發了眾多應用到競選中的政治策略，被金里奇稱為“政治界的貝爾實驗室”。

其中一個著名的GOPAC小冊子長下面這樣：

這個只有四頁的小冊子強調了語言的重要性，給那些希望模仿金里奇，像金里奇一樣能言善辯的有志共和黨人，提供了一個小抄。這個小抄上面列舉了用來贊頌自己的“Optimistic Positive Governing Words”，也列出了用來攻擊對手的“Contrasting Words”。

當然，從現在的角度，這些正面和負面詞匯跟特朗普每天的生動發言比起來都太小兒科了。但是從這個小冊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當年的美國政壇，語言還是相對樸素的。你罵人“惡心”（Sick）、“腐爛”（Decay）、“可悲”（Pathetic）、“叛徒”（Traitor），居然還需要專門印個小冊子教你，而且這個小冊子還很受歡迎。

當然這個小冊子里的負面詞匯，也有很多看起來不像罵人，但在美國政壇也隱含著負面意義的詞語，比如“福利”（Welfare）、“自由派”（Liberal）、“稅收”（Taxes）、“開支”（Spending）、“罪犯權利”（Criminal Rights）、“維持現狀”（Status quo）……金里奇知道選民們想聽到什么詞，不想聽到什么詞。

在1994年中期選舉前，金里奇制定了一個革命性的競選策略，一方面在國會采取對抗，阻撓民主黨政府的運行，從而使得民眾歸咎民主黨；另一方面推出“Contract With America”這一套為當時美國選民量身定制的政治綱領，將本來聚焦于地方事務的國會選舉轉變為民眾對全國性議題的選舉。

在金里奇的帶領下，共和黨在1994年贏得了中期選舉，打破了民主黨對國會四十年的壟斷，實現了所謂的“金里奇革命”。而金里奇也隨之成為了眾議院議長，走上了他的政治巔峰。

金里奇的“Contract With America”何以成功？因為他研究了美國人民最關心的議題，從家庭到財政到就業到犯罪……當年美國人所關心的那些事情，和現在美國人所關心的這些事情，也沒什么區別。當然，換句話說，當年的那些問題，直到現在也沒有解決，當年金里奇所承諾的與美國人民簽訂的契約，就和任何政客的承諾一樣，選舉過后就是廢紙。

然而金里奇的政治生涯很快也要走下坡路了。他的對抗性策略作為少數派時管用，但作為國會多數派時，就顯得不太夠用了。

克林頓時期，美國開始真正吃到冷戰勝利的紅利，是難得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好時候，民眾此時對于克林頓政府是有相當大的支持的。這時候金里奇仍然打算復刻老一套戰術，阻撓民主黨執政，甚至直接彈劾總統，自然就要碰釘子了。而且當金里奇站在臺前，曾經對付別人的戰術也就可以對付他了。

金里奇當年攻擊萊特在政治獻金上不道德，結果1997年他自己也因為政治獻金問題遭到了眾議院的譴責和罰款。他在1998年因為克林頓的婚外情彈劾克林頓，結果自己后來也被挖出來和議員助理有婚外情。

在1998年彈劾克林頓失敗和民主黨中期選舉大勝之后，金里奇也像萊特一樣引咎辭職，結束了他在國會的日子。

但是金里奇人雖然不在國會了，他的音容宛在。他培養起來的一代共和黨政客們都學會了像他一樣說話，像他一樣攻擊政敵，而與他對立的民主黨政客們也學到了政治斗爭的策略——這也是為什么如今很多美國人將政治極化歸咎于他的原因。

但是政治極化是金里奇起勢的原因而非結果，他只是個政客。他沒有本事挑動美國社會，他只能捕捉到美國社會的極化并加以利用。

正如我在其他的文章中寫到的，1970年代是美國發生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變化的時代。隨著民權運動的興起，美國兩黨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就開始圍繞著種族和意識形態重組。民主黨逐漸變成自由派和少數族裔的黨，共和黨變成保守派和白人的黨，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差距開始擴大。而這背后是整個美國社會在人口上逐漸多元化，經濟上逐漸空心化的歷史變化。這種變化最終帶來了白人勞工階層的衰落，和民眾對于美國身份定義的分裂，也就帶來了延續至今的政治極化。

于是我們看到，金里奇雖然走了，茶黨開始接班，更加極端、更加擅長使用陰謀論來攻擊對手。而在茶黨之后，就是如今我們所見到的“MAGA”運動，可以稱得上是前輩的全面升級版本。

金里奇在這個過程中倒也沒閑著。他雖然在2012年試圖參選總統失敗，但是一直在共和黨內有著一定影響力。在2016年特朗普的競選中，金里奇就為特朗普出謀劃策，提供了大量幫助。而特朗普也投桃報李，在勝選后為金里奇的第三任老婆，也就是那位婚外情的議員助理，提供了駐梵蒂岡大使的肥差。雖然選擇一個犯下通奸罪行的人去教廷擔任大使在當時有些爭議，但最后梵蒂岡還是接受了這個安排。

金里奇和特朗普的合作關系直到今天仍在延續，所以2024年特朗普勝選之后，又給金里奇的老婆安排做了駐瑞士大使。

所以回顧金里奇的政治生涯，你會發現他確實對于美國社會和美國政治有自己的理解。即便他既沒有什么堅定的政治信念，也沒有什么政治道德，但是他知道該怎么贏。我個人感覺金里奇也不怎么信很多保守派支持的陰謀論，但不妨礙他為之站臺。所以他和特朗普還不太一樣，特朗普是真的相信一些東西才會做事，而金里奇不需要相信什么也能做事。

但是金里奇的意識形態雖然非常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但他之所以走到保守派這一邊，也是因為他自己內心有一些對于文明延續的危機感。

為什么金里奇想要從政？他當上議員后在采訪中一直提到的理由是，他小時候隨他的繼父去法國，參觀了凡爾登的遺址。面對歷史上戰爭帶來的慘重傷亡，他看到了政治衰敗文明消亡會造成怎樣慘重的后果，只有從政才能拯救國家……

不過據金里奇年輕時的朋友說，他以前好像沒有提過這茬，不好說金里奇在政治上的動力是真的來自于凡爾登，還是他后來才覺得這個故事很好用才拿出來反復講。

但是金里奇確實是個喜歡宣揚末世論的人，他在從政時會一直向選民宣揚，國家如何會被腐敗墮落的建制派（大部分是民主黨）滅亡，只有他這樣的人才能拯救國家和文明。

比如他在1994年的一場采訪里是這樣說的：

“像我這樣的人，是阻止我們走向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人。我每天都在看著邪惡的滋長，我們很快就要輸掉文明。我們像過去20年這樣再過兩代人，我們就要有大麻煩了……我不希望我的國家崩潰，我不希望我的女兒和妻子被強奸和殺害，我不希望我的鄰里毀于一旦……”

你從這些話語里，能看出來很多如今特朗普喜歡采用的敘事風格，有的時候不好說他們是真的相信這一套，還是只是因為受眾想聽這一套，想要激發選民的危機意識。不過我想他們說這些危言聳聽的時候，都多少是真的有些信的。特別是金里奇畢竟曾經是個歷史學者，如果你讀的歷史夠多，意識到人類社會的穩定與和平永遠只是歷史的某個特殊瞬間，那你多少也會有點這種危機感。

而且你看看如今的美國，金里奇在1994年的話也不能說完全是危言聳聽。羅馬遲早要衰亡的，而熟悉歷史的金里奇在當年也看到了羅馬衰亡前的跡象。只是這衰亡的原因，全都來自于金里奇當年喜歡攻擊的民主黨、自由派、移民、穆斯林或者伊朗古巴朝鮮嗎？還是金里奇自己，也為他的國家的衰亡，稍微推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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