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興/文

盡管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致力于將經濟學發展成一門精確度能夠與物理學相媲美的“科學”，但是，總體而言，這樣的努力并不成功。這當然不是因為經濟學家不夠聰明，相反，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經濟學可能匯聚了人類最具智慧的大腦，由此才會創造出如此豐富和深邃的思想，深化了對極為復雜的經濟活動的理解，形塑了經濟運行的規則，直接或間接地對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然而，時至今日，經濟學僅僅在形式上徒有“科學”的外表，其實質內容與真正的科學仍然相去甚遠。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是以人類的經濟行為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社會科學，而人類的經濟行為又取決于每個個體的思想以及形塑個體思想的社會理念，當個體和社會的思想理念發生改變時，經濟行為和經濟運行規律也必然隨之改變。因此，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中的任何理論都難以被永久性地或者決定性地證實或者證偽，理論思潮的周期反復是經濟思想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凱恩斯理論不僅要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為何會產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傾向，并由此導致不充分就業和經濟危機，還要在保留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前提下給出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與以往的古典經濟學家和以后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相比，在凱恩斯的方案中，政府在經濟中明顯要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羅斯福政府推行的新政、二戰期間軍事凱恩斯主義政策以及戰后帶有明顯計劃色彩的“馬歇爾計劃”，似乎都證明凱恩斯已經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但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不僅將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的滯脹歸咎于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凱恩斯主義政策，甚至認為大蕭條也不意味著市場失靈，而是政府或者央行不當干預的結果。凱恩斯主義由此走下神壇，但是，在此后的每一次經濟危機爆發之后，人們最先想起的幾乎總是凱恩斯的名字。無論效果如何，凱恩斯主義的逆周期政策仍是應對經濟危機的利器，至少暫時如此。

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凱恩斯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其思想是任何嚴肅的宏觀經濟學家和務實的政策制定者都無法忽視的，在經濟遭遇逆風時更是如此。在《通論》出版八十多年、凱恩斯逝世七十多年之后，世界經濟已經發生巨變，各種經濟思潮風起云涌，宏觀經濟政策工具也有諸多創新，當然，無論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也都遭遇了新的問題和挑戰。有時人們不僅會想，如果身處如今這個時代，凱恩斯那天才的頭腦中又會產生何種奇思妙想?

也許回答這個問題的最佳人選就是英國華威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他曾經花費二十多年的時間撰寫了三卷本的皇皇巨著，為凱恩斯著書立傳，深入細致地向世人展示凱恩斯輝煌燦爛的人生經歷和復雜深邃的學術思想，以至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布拉德福德·德龍教授半開玩笑地說，他“對凱恩斯的了解甚至超過了凱恩斯本人”。在某種程度上，對于上述問題的答案就包含在斯基德爾斯基的《貨幣與政府》一書中。

正如本書標題所揭示的，對于貨幣與政府的認識是凱恩斯理論區別于正統觀點的關鍵，而凱恩斯對兩者的理解均源自不確定性這一重要概念。人類的社會活動，包括經濟活動，是在一個由現在指向未來的歷史時間中完成的。對于任何個人或者組織，未來都是無法確知的，或者說對于未來，存在很多“未知的未知”，并由此產生了不確定性。作為一名資深的股票和期貨投資者，凱恩斯能夠深刻地理解這一點，因而特別強調預期、情緒和“動物精神”，而不是理性的計算，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由此，一個直接的推論就是，古典經濟學或者新古典經濟學通過抽象掉歷史時間和不確定性所得到的“均衡狀態”，并不是經濟活動的常態，對于均衡的偏離，特別是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導致的經濟衰退甚至經濟危機，才是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的趨勢。

貨幣與政府都是人類發明的應對不確定性的手段。與其他任何資產不同，貨幣的名義價值在歷史時間中可以保持不變，因而可以作為聯系現在和未來的、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確定性的工具。因此，貨幣不僅僅是一層便利交易的面紗，經濟學也不能僅僅憑借區分由貨幣表示的名義值與由實物表示的實際值，將一個貨幣經濟還原成實物經濟。在經濟下行和不確定性增強時，人們會將收入以貨幣的形式“窖藏”起來，因而會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這就是所謂的流動性偏好陷阱。經濟學家們曾經以為，流動性偏好陷阱僅是凱恩斯理論中一種假設的情形，在現實中很難出現，但是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各國的經歷表明，情況并非如此。

政府是應對不確定性的另外一種重要手段。由于資本主義經濟總有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傾向，而經濟個體的應對總會出現“節儉悖論”，即在經濟下行時家庭減少消費、企業減少投資并降低工資，從宏觀角度來看，盡管這對每個個體都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但是總體上會使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變得更為嚴重。政府的穩定化政策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促進總需求，有助于減少經濟波動的不確定性，改變個體對未來的預期，推動經濟恢復或者保持在充分就業均衡狀態。此外，由于此時可能存在流動性偏好陷阱，人們對于貨幣這種更具安全性的資產需求是無限大的，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效力下降乃至完全失效，直接作用于總需求的財政政策將在宏觀調控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學中的統治地位被終結，其直接原因在于凱恩斯主義政策對新出現的滯脹現象束手無策，但是根本原因在于新自由主義思潮動搖了凱恩斯理論的基礎。這一方面體現在對有效需求不足之成因的分析，即如果產生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并不在于當期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在于消費和投資的結構出現了失衡，那么刺激總需求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只能暫時推遲危機的爆發，卻會使結構性問題變得更為嚴重，從而未來爆發危機時產生的破壞性更強。另一方面，以政府之手應對市場失靈，也要面臨政府失靈的制約。在政府失靈的情況下，政府干預不僅不會彌補市場失靈，反而會使市場運行的效率變得更低。因此，“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產生問題的原因”。但是，凱恩斯對長期和短期的區分仍是為凱恩斯主義政策辯護的一個重要理由。盡管穩定化政策只具有短期意義，但是由此產生的有益社會影響仍是不可忽略的，畢竟“在長期，我們都死了”。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英美國家持續數年高達20%以上的失業率并未動搖其基本社會制度，但是，在德國，連續4年25%左右的失業率直接推動了納粹黨的上臺，造成了嚴重的惡果。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在危機時期指導各國宏觀政策的仍是凱恩斯的理論。

在本書中，斯基德爾斯基教授從原汁原味的凱恩斯理論出發，以貨幣與政府為核心概念，結合漫長的理論爭論和長期的政策實踐，特別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深入探討了凱恩斯的思想和觀點對于當代理論發展和政策制定的意義。當然，凱恩斯理論是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制度背景的，忽略了在不同發展階段，國家和政府恰當地發揮自身的作用可能會存在明顯的差異，這是我們在討論和借鑒凱恩斯理論時應當注意的一點。

（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本文為《貨幣與政府》譯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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