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韓美玲

責編|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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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劇《仁心俱樂部》通過輕喜劇風格講述五位不同科室醫生因組建“馬拉松俱樂部”結緣，在職業與生活的雙重挑戰中相互扶持的故事。在輕喜劇的外殼下，劇集包裹著對復雜醫患關系、醫療倫理及法律邊界的深刻思考，展現出醫療行業的復雜生態。近期，本社記者結合劇中典型案例，邀請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華東政法大學衛生健康法治與政策研究院副院長蘇玉菊教授，對醫療場景中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進行解析。

請求醫生非法購買“黑市器官”要嚴懲

劇中，6歲的皮皮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急需進行心臟移植手術，卻遲遲等不到合法心源，病情危重。萬分焦急與絕望之際，皮皮父母決定鋌而走險，向心外科醫生秦文彬打聽“黑市器官”的購買渠道，欲重金購買。

蘇玉菊說，購買“黑市器官”的行為嚴重違背倫理道德，并侵害個人的身體權和健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七條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細胞、人體組織、人體器官、遺體，此類買賣行為無效。《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第六條也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器官，不得從事與買賣人體器官有關的活動。據此，在我國，無論出于何種動機，此類行為均屬違法行為。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未設立‘購買人體器官’罪，但如果購買者主動聯系中介、參與器官匹配等，可能違反《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之一的規定，被認定為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的共犯。”蘇玉菊進一步表示，如果行為人未經供體同意摘取其器官，或摘取未成年人的器官，則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將依法被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

劇中，皮皮父母表示愿意出100萬元，支付黑市心臟75萬元后，剩余25萬元給秦文彬，讓其參與“黑市器官”交易并完成移植手術，秦文彬明確拒絕。

現實生活中，醫務人員若作為“黑市器官”中介，并實施器官移植手術，需要承擔何種法律責任？

蘇玉菊告訴記者：“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法》《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的相關規定，醫務人員的上述行為將面臨被吊銷執業證書、終身禁業的行政法律后果；給他人造成損害的，醫務人員所在的醫療機構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依照《刑法》相關規定，醫務人員若非法實施器官移植手術，則構成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的共犯，如果滿足《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之一相關規定，還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盜竊、侮辱、故意毀壞尸體、尸骨、骨灰罪。”

隱婚誘騙患者生產險喪命真荒唐

劇中，吳大川隱瞞已婚事實，誘使小靜成為其情人并懷孕。孕中，小靜被診斷患有嚴重心臟病，主治醫生秦文彬多次明確告知生育風險極高，但吳大川仍以“渴望孩子”為由“慫恿”小靜冒險生產，拒絕終止妊娠。原配妻子江雪發現吳大川出軌后到醫院告知小靜真相，導致小靜情緒崩潰、心臟病發作，被迫緊急手術早產。術前，小靜父母未能趕到醫院簽字，在此緊急情況下，醫院決定立即手術。

“作為小靜的利害關系人，吳大川漠視小靜生命安危的行為，應當受到道義與良知的譴責。”蘇玉菊表示：“作為患者的小靜，只要其為已滿18周歲且心智健全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者，就享有獨立的知情同意權與自主決定權，其有權對是否終止妊娠作出決定。”

針對醫院在小靜生命危急且無其父母簽字時實施手術的行為，蘇玉菊表示，這涉及患方知情同意權與生命健康權、患方知情同意權與醫方特殊干預權之間的沖突與平衡。遇到患者生命垂危等緊急情況，醫院應當盡力取得患者或者其近親屬意見，若不能取得意見的，依據《民法典》《醫師法》《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負責人批準，可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劇中醫院的行為合情合理合法，展現了醫方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

搞迷信活動干預醫療賄賂醫生不可取

神外科醫生劉梓懿的前男友關一凡因出軌事件住院，其父一氣之下突發心臟病，入院手術治療。其間，關奶奶多次在醫院搞封建迷信活動并干預醫療流程。她聽信“大師”安排，欲將“消災”物品帶入ICU無菌病房，甚至逼迫劉梓懿當眾“殺狗辟邪”，試圖通過迷信儀式“化解災禍”。同時，還要求劉梓懿利用職務之便“開后門”。

蘇玉菊說：“關奶奶通過封建迷信‘化解災禍’并要求劉梓懿‘走后門’的行為，雖未達到‘醫鬧’的危害程度，但已對正常醫療秩序造成不良干擾，應當按照相關規定進行勸告、依法驅散，對拒不服從的人員要依法帶離現場，并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進行處罰。”

劇中，關奶奶為確保兒子的手術治療“萬無一失”，還私下給主治醫生秦文彬遞送紅包。

“醫務人員接受患者及家屬紅包的行為，屬于非法收受財物行為，不僅違背職業道德，也違反法律規定，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醫師法》《護士條例》《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的規定，應予以警告、沒收違法所得、罰款、暫停執業活動直至吊銷執業證書等行政處罰。”蘇玉菊還指出：“如果醫務人員屬于政府舉辦的醫療衛生機構的，還應當依照《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等相關規定予以行政處分；屬于中共黨員的，應當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予以黨紀處分。”

猥褻護士誣告醫生索賠難逃責

劇中，患者張成鵬在術后康復期間，對年輕護士進行言語騷擾甚至動手動腳，這一幕恰被主治醫生劉梓懿撞見。為逃避責任，張成鵬竟倒打一耙誣陷劉梓懿將自己推倒致傷，并以此為由向醫院索要10萬元賠償。

對此，蘇玉菊表示，張成鵬誣陷劉梓懿的行為，給劉梓懿造成了聲譽與精神損害，劉梓懿可以要求張成鵬消除影響、賠禮道歉，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要求民事賠償；張成鵬應當向醫院返還索要的10萬元。此外，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相關規定，張成鵬的行為可能受到單處行政拘留或罰款，甚至受到并處行政拘留與罰款。再者，依據《刑法》相關規定，張成鵬的行為可能構成誣告陷害罪或敲詐勒索罪，可處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甚至可能被單處或并處罰金。

劇中，為平息輿論、息事寧人，醫院管理層在未充分調查的情況下予以“賠償”，并要求劉梓懿道歉。

那么，醫院“和稀泥”的行為，是否合法合規？“我們倡導醫療機構以病人為中心，盡可能減少醫患糾紛的發生。但是，一旦發生醫患糾紛，醫院也不應為息事寧人而‘慷慨解囊’，這不僅不利于自身合法權益的維護，也無助于良好醫療秩序的維護以及和諧醫患關系的構建。《關于進一步做好維護醫療秩序工作的通知》已明確規定，在責任未認定前，醫療機構不得賠錢息事。”蘇玉菊說。

醫療自主權與家屬決策權沖突怎么辦

一位重癥年邁老人，因不愿繼續忍受多年癱瘓在床及醫院ICU治療帶來的痛苦折磨，在意識尚存時，用顫抖的手寫下“讓我走”三個字，表達放棄治療意愿，希望停止無意義的搶救。

劇中，老人臨時書寫“讓我走”的放棄治療意愿，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蘇玉菊告訴記者，這涉及自書遺囑中生前預囑的法律效力問題。從國家層面立法看，我國未明確將“拒絕搶救”這類生前預囑納入遺囑效力范圍。從地方層面立法看，《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是全國首個對生前預囑作出規定的地方性法規。

“由于生前預囑事關立遺囑人的生死大事，其應具備比遺囑更嚴格、更精細的條件。而劇中老人臨時書寫的‘讓我走’，意思表示模糊、籠統，內容不夠明確、具體，形式不夠周延，不足以認定其法律效力。”蘇玉菊還表示，生前預囑并非單純的醫療和法律問題，還涉及敏感而復雜的人倫道德、文化傳統與社會支持等方面的問題。無論是當事人及其親屬，還是醫療機構及醫護人員，在面對生前預囑時，都應慎重對待。

臨床實踐中，患者與其家屬之間對醫療決策發生分歧的情況時有發生。“若患者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并在充分知情的情況下，其所表達的治療意愿、選擇的治療方案，應當得到醫院尊重。《民法典》《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醫師法》《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都對患者的自主決定權與知情同意權作了明確規定。”蘇玉菊分析。

“劇中患者是一位處于重癥中的年邁老人，其理性自主能力有所欠缺，且其所表達的放棄治療的意愿（生前預囑）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存在不足，因而，醫院是否只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而不考慮患者親屬的意見，抑或相反，都值得商榷。合理的做法是，醫院應當鼓勵老人的子女之間、子女與老人（在其意識清醒時）之間進行充分溝通，并為他們提供合理的醫學建議，最終作出恰當的醫療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