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28年4月14日晚,中共中央組織局的主要成員李維漢,來到羅亦農家匯報工作。
明天將有幾個省代表來接頭,他們被安排到二個機關,你覺得哪個機關方便,你就去哪,剩下的我去。
羅亦農當時是組織局主任,還是組織部部長,他決定去戈登路機關。于是第二天,李維漢就去了南成都路機關。
羅亦農為什么選擇去戈登路?
因為主持戈登路機關的,是他以前的秘書何家興(其實叫霍家新,后來被誤傳),確實比較方便。
但是當天晚上,李維漢在去羅亦農家匯報接頭情況時,卻吃驚地發現,羅亦農出去之后,再沒回來。
李維漢從事地下工作多年,具有豐富的經驗,他立刻意識到出事了。于是趕緊通知了組織局三人小組的另一個成員,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周恩來。
其實李維漢的回憶可能有誤,因為那天去同一個地方,跟羅亦農接頭的鄧小平已經遇到險情,李維漢不該是第一個報告的人。
這就是《鄧小平年譜》中記錄的情況:
“4月15日(鄧小平)到戈登路望志里同羅亦農秘密接頭,談完工作剛從后門離開,羅亦農即因叛徒出賣被英國巡捕逮捕。”
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秘書長,肯定不是外來的某省代表,他那天很幸運。
鄧小平跟羅亦農談完后,就從機關后門離開。他出門后他習慣性地看了看門口的補鞋攤,發現特科成員化妝的補鞋匠正向他傳遞危險信號,于是就迅速混入人群。
他再回頭看時,機關大門已經被巡捕暗探堵住,前后時間不過一二分鐘而已。
2
羅亦農是被英巡捕帶走的,同時被捕的還有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吳鬃。
這里的要點是,羅亦農被捕的地點,其實就是霍家新的家。
巡捕的目標很明確,基本沒涉及其他人,包括霍家新夫婦,他們甚至沒翻抄文件。
所以這事就奇怪了。
巡捕是如何知道羅亦農來這里的?他們為什么不懂機關里的其他人?為什么不像以前那樣進行搜查翻檢?
羅亦農是被跟蹤而來,還是被叛徒出賣?如果是被叛徒出賣,那會是誰?這是不是說明,最有可能的,是霍家新夫婦?
但是這事當然要查了再說。特科同時也需要了解羅亦農被捕后的情況,以便營救。
于是這項任務,就必然要落到特科實際負責人顧順章,和情報科科長陳賡身上。
特科情報科那時剛剛成立,陳賡也是剛來,估計主要還是要靠顧順章。
因為顧順章是位老上海,在特科還叫特務處的時候就在。他那時一面是老革命、工人運動的急先鋒,一面是上海幫會的活躍分子。他一直在用后一種身份掩護前一種身份,并用它去解決前一種身份遇到的某些難題。
這當然很有弊端,但也很有奇效。
因為舊上海幾乎可以說是幫會的天下,上海三大亨的勢力幾乎可以說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就是“國中之國”的租界也不例外。
幫會與租界的西探、華探關系密切,共同發財,而身為幫會活躍分子的顧順章,自然也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情報來源。
他有朋友,有線人,再不行的時候還可以用錢去買,那些巡捕、包探們可不管你什么黨,他們通常只有一個信仰,那就是錢。
但這也不是說陳賡發揮不了作用,他畢竟智勇雙全,早就是這方面的專家了。
毫不夸張地說,他的主業雖然是軍事,但他一定還是近代特工祖師爺級別的人物。
3
影視劇中大顯身手的都是行動科,但其實,特工工作的中心是情報,行動科往往只是執行者而已,情報科才是所有類似組織的靈魂。
所以說,特科行動隊(紅隊)后來能夠在上海灘這樣復雜的環境中,順利完成中央交待的各項重大任務,并響徹上海灘,是與情報科的努力密不可分的。
特科情報科,成立于1928年4月,周恩來之所以讓陳賡出任第一任科長,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對他非常了解并信任,然后是恰逢其時。
陳賡是周恩來的學生,這位能征善戰的勇將,早在1925年廖仲愷被刺時,就表現出相當的特工才能。
陳賡當時隨周恩來趕到現場,立刻指揮自己的連隊,在現場和周圍街道做了詳細調查,刺廖案的主兇之一,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抓獲的。
林直勉的被捉,使刺廖案的偵破逐漸有了頭緒,周恩來當時看到陳賡詳細豐富的報告,非常高興,他說:“我看你能成為中國的契卡。”
契卡即是克格勃的前身,世界上最著名的特務機構之一,不久后,陳賡果然被派往蘇聯學習特工工作去了。
他和顧順章是同學,他們幾個首先在伯力學習了偵探、審訊等知識,然后又到海參崴學習了暴動、劫牢、爆破、射擊、秘密通訊等技術,還都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據說契卡情報部的布特卡將軍,當時對顧順章尤其欣賞,他說顧順章是中國的“卡莫”(俄國著名特工),顧順章、陳賡他們,都將具有一個整編師的戰斗力。
陳賡和顧順章回來后,正趕上“四一二”政變,但他們之后的待遇與經歷卻不一樣。
共產國際當時認為,中共的遭遇,是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造成的,所以中共很有必要在中央機關,增加工人階級的力量。
于是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和顧順章,一時之間就都成了寵兒。顧順章成了中央軍委委員,和新建立的特務處的負責人,向忠發則干脆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然后,他們就都叛變了……)
而早先在軍校擔任過孫中山警衛,在北伐時做過唐生智部第八軍特務營營長,又負責過周恩來保衛工作的陳賡,在南昌起義爆發后,只有兩個職位。
一個在起義部隊政治保衛處,一個在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他在最艱難危險的時刻,好歹混上個一營營長。
陳賡來上海,其實正是因為那次帶兵打到贛南會昌時,左腿負傷。
那可不是一個小傷,在香港都治不好。
4
陳賡是1927年10月來上海的,已經很接近于特科成立的時間。組織當時把他送進了著名的,位于公共租界愛多利亞路的牛惠霖骨科醫院。
牛惠霖與弟弟牛惠生都曾留學海外,骨科技術大大有名,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思想進步,同情革命,而且還是宋慶齡的表兄弟。
這當然是出于安全和技術的雙重考慮。
但是牛氏兄弟的醫術沒得說,這個安全問題卻不是他們可以做主。
先說說陳賡治療的事。
陳賡的腿傷很嚴重,他在行軍途中所接受的治療不但很差,還被接錯了位。因此陳賡剛來的時候,醫院就告訴他,你只要截肢了。
截肢可以活命,這是上上之選,可是陳賡不干。他是要腿不要命。
陳賡當時只是二十多歲,他當然不想殘疾一生,靠別人照顧,況且他還有那么崇高的一個理想。
陳賡的態度很堅決,于是最終妥協的,就只能是牛氏兄弟。
他們為陳賡精心準備了一個手術方案,大膽地將傷腿重接,結果陳賡就又能奔跑了。
所以說,醫生的話,有時候不能全信。
再說說安全的概念。
牛氏兄弟當然會盡力保護陳賡,但那是醫院。
牛惠霖醫院這么有名,受了骨傷的人當然都想到這里來治,你是醫院,不是戰場,肯定不能分陣營。何況這還是敵占區。
所以陳賡腿傷逐漸好轉的時候,牛惠霖醫院就又轉來了一位國軍的團長。而這個團長,偏偏也是黃埔軍校畢業,并認識陳賡。
于是機警過人的陳賡,就趕緊避之大吉了。行動之快,都沒顧得上跟牛氏兄弟打招呼。
陳賡離開醫院后,治療當然就沒那么方便,他暫時哪也去不了,而周恩來當時正準備創建情報科,所以就決定把他留下了。
你本來就是把好手,這都是革命工作,這事就交給你吧。
陳賡就是這樣進入特科的,結果情報科四月份剛一開工,就遇到了羅亦農被捕事件。
5
羅亦農的被捕,非同小可,顧順章和陳賡接受任務后,立刻展開調查。
他們很快就通過巡捕房的內線,得到第一個線索。
跑到巡捕房告密的,是一個漂亮女人,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德語。
這個女人自稱她手里有350多個中共黨員的名單和地址,而且還大多是參加過南昌暴動的重要人物。
她的要求不高,那么大一張名單,就要五萬美元,和兩張去德國的護照。因為這是比翼雙飛的業務……
顧順章和陳賡什么人啊!這已經足以使這兩個特工天才,心如明鏡。
這是一對夫婦。這對夫婦有條件掌握那么多中共黨員的情況。
霍家新的妻子賀治華很漂亮,有留洋背景,她最擅長的,正是英語和德語。
他們夫婦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來后主持的這個機關,是組織局的中心機關,專門負責聯系南昌起義后,由潮汕、香港輾轉來滬的同志,為他們安排新的工作。
所以叛徒不是這兩個人還能是誰?他們手中掌握的秘密何止是這些!
問題相當嚴重、緊急了,顧順章與陳賡趕緊上報。周恩來其實早就懷疑這對夫婦,但他給出的指示是,馬上以保護的名義將霍家新夫婦遷移,等證據確鑿后再行處置。
遷移的目的是為防止二人逃跑,泄露更多的秘密,但這里有更特殊的慎重。
因為賀治華不是一般人,周恩來內心里大概還存有希望。
所以他強調說,此事關系到這兩個人的政治命運,不能僅以懷疑就處死二名同志,必須要證據確鑿。
6
周恩來在法國留學的時候,就認識賀治華了。她是朱德帶來的,一面勤工儉學,一面跟著從事革命活動。
賀治華以前是四川開江女中的教員,早就外語流利。她去法國的時候19歲,據說是因為她父母很看好朱德,就把女兒的終身托付給他了。
而朱德那時候得到消息,以為他的妻子陳玉珍真的已經被軍閥殺害。
朱德在法國依舊很活躍,他是因為參加演講,被驅逐出境的,也就是24小時內必須離境那種。
朱德當時本來只有回國而已,但賀治華已經臨近預產期,不適合長途跋涉,所以組織就安排他們夫婦走海路,去了蘇聯。
一個在莫斯科郊外的農莊待產,一個去莫斯科大學學習軍事。
但是他們其實在那時候就已經志不同道不合了,只是因為孩子問題,才暫時沒有分開。
朱德是40歲有的這個孩子,所以就起了個小名叫“四旬”。朱老總敦厚之人,要的就是樸實無華,但是賀治華認為太俗,所以孩子就又有了另一個小名,叫“飛飛”。
他們的分歧其實表現在很多方面,而這個孩子就是后來的朱敏。
朱德中年得子,當然很高興,他們離婚后,因為孩子太小,就先由母親撫養。
后面朱德回國,生活動蕩,無法顧忌,賀治華愛上革命青年霍家新,有了新家,于是賀治華的妹妹,就千里迢迢來蘇聯,把孩子接走了。
朱敏的姨媽也是共產黨員,但跟姐姐大不一樣。她把朱敏接到成都后,一直說是自己的孩子,后來被特務抓走,也打死只有一句:
我不認識朱德,這是我的孩子。
朱敏是姨媽和外婆養大的,她們視如己出。1938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去成都接朱敏,外婆舍不得,不給。老太太直到1940年,看報紙覺得風向不對,女兒又被特務抓走,才趕緊讓朱敏離開了。
那一次,是鄧穎超一個人去成都接走的。
霍家新夫婦在早期還是很革命的,所以回國后,就進了中央機關工作。
賀治華還曾經與鄧穎超、蔡暢等先驅人物結拜,號稱中央婦委“八姐妹”。
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是年輕的周恩來,兩個人感情深厚。賀治華是朱德的前妻,朱敏的母親,還是著名的“八姐妹”之一。
所以,誰能想到她鬼迷心竅,會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來呢?周恩來一面不會給她逃走的機會,一面也可能希望她不是那個人。
7
然而,事實是確鑿的。
霍家新夫婦首先是一對貪圖享樂的夫婦。
這大約就像現在的我們一樣,吃飯總想吃點好的,穿衣總想穿點貴的,時不時還想去舞廳、歌廳什么的嗨上一晚。
這在和平年代當然不算什么,但在那時就危險了。
因為我們想吃好喝好,可以去工作,去賺錢,我們沒有特殊任務。
而他們是干革命的。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做出的選擇不同。他們要享樂,可以不革命,他們要革命,就不能要享樂。
特殊環境下,革命不是普通工作,并沒條件隨便跳槽,“跳槽”都是有交換的,大多數時候是以出賣為代價。
實際上單純一個追求享樂,就已經使霍家新夫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他們居然把同志和戰友的性命,當作聚寶盆。
另外,“四一二”政變之后,中共的處境非常艱難,這也是霍家新夫婦叛變的原因。
不過那時候,自動脫離,跑得沒影的,其實大有人在,但是很多人跑就跑了,卻拒絕危害他人。
而且這樣的人,并沒有受到任何制裁。霍家新夫婦錯就錯在,把個人享樂的發財夢,建立在出賣組織和同志上了。
這里沒有威逼利誘,沒有刑訊逼供,就只是為了自己,就能不顧別人死活,哪怕是跟他們朝夕相處,曾經很親密的人。
這種人,當然遠比受不過酷刑而叛變的人可怕、可恨、無恥。
而特科后面的調查結果是:
霍家新夫婦商量好之后,就鋌而走險了。
于是賀治華就偷偷來到巡捕房,與巡捕房開始了秘密交易。
賀治華的話當然使巡捕房興趣濃厚,可是巡捕房對這樣大的一筆買賣也心存懷疑,覺得不大可能。
他們因此就要求賀治華先提供一個名單,以證實她確實有這個能力,于是賀治華就先把羅亦農供了出去。
羅亦農是霍家新夫婦獻出的見面禮,這是第一個因為他們被捕的人,也是最后一個。原因據說是羅亦農曾經多次批評他們作風不正。
而且據說,此事霍家新的女傭也參與了,是她在羅亦農來了后,出去跟巡捕打的招呼,只是沒聽說對她有什么處置。
其實霍家新夫婦和巡捕房這事做得挺蠢。
他們直奔羅亦農而去,是為了造成專為一人而來的假象,但他們反常的抓捕方式(不搜文件之類),霍家新夫婦與羅亦農的關系,以及賀治華的特征,都足以引起懷疑。
反正不管怎么說,霍家新夫婦確實是叛變了。證據一旦確鑿,那么剩下的事也就好辦了。
羅亦農出事后的某個晚上或早晨,上海一家小旅館外忽然鞭炮齊鳴。
鞭炮聲過去之后不久,巡捕房就接到報案,巡捕們趕過去一看,霍家新夫婦倒在血泊之中,都挨了槍子。
不過此事的結果是,霍家新當場斃命,賀治華僥幸活了下來。她瞎了一只眼睛,從此不知所蹤。
有人說,她后來嫁給了一個農民,在快解放時病死了,未知是否是江湖傳說。
但她在挨槍前交出了全部名單,確鑿無疑,在其后沒膽再去告密,確鑿無疑。錢這玩意兒,要有命花才行。
8
特科在偵破、懲處內賊的同時,對羅亦農也進行了積極地營救。
特科對在租界被捕的同志,一般采取以下幾種營救辦法:
一是聘請大律師為其辯護,洗脫罪名;二是活動巡捕房的關系,花錢釋放;三是使用武裝力量伺機解救。
羅亦農是著名的共產黨領袖,聘請律師這種辦法顯然是行不通的。而巡捕房那邊索價太高,又不太可信,所以特科經過一再權衡,就確定了武裝營救的方案。
也就是在羅亦農被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途中下手。
可是國民黨那一次已經有所預料,所以就改變了預定的引渡時間,提前把羅亦農解到了淞滬警備司令部。
他們甚至也沒給后續營救留下機會。
國民黨勸降不成,就不經審訊,把羅亦農押到上海西郊槍殺了。
羅亦農從被捕到被殺,只有短短的六天時間,而他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只待了不到三天。
羅亦農前妻在蘇聯溺水身亡,那年元旦,他剛剛與李文宜結婚。
羅亦農犧牲后,上海《申報》曾經發文說:
臨刑前的羅亦農,“身穿直貢呢馬褂,灰色嗶嘰長袍,衣冠甚為整齊”,“態度仍極從容,并書遺囑一紙”。
那是一首絕筆詩,氣概也是非凡:
“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殘軀何足惜,大敵正當前。”
當年26歲的羅亦農,跟周恩來感情很深。他犧牲的當晚,周恩來化裝去見了李文宜。
周恩來罕見地捶胸頓足,大哭一場。他因為怕人聽到,就把臉埋到臉盆的水里哭。一邊哭,一邊洗。
羅亦農的前妻生下一個孩子,在羅亦農犧牲后被外婆帶走。10年后,抗戰爆發,周恩來專門派人去成都找到了他。
他一直跟著外婆漂泊,他就是后來成為中國著名水利專家的羅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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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鴉
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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