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西貝偏北

編輯 / 朱 婷

運營 / 獅子座

最近有網友預測第38屆金雞獎最佳男演員提名，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今年上映電影里，男演員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各類特殊群體角色。

從68歲的葛大爺到童星吳雨澤，年齡橫跨老中青三代；從精神疾病、口吃到腦癱、聽障，再到精神分裂和智力障礙，角色涉獵的病種高度相似，構成了一條獨特的“病患賽道”。

扮演特殊群體的演員年年有，但這兩年特別多。

有的時候特殊疾病會被當做buff疊加態，成為邏輯順拐的遮羞布。《河邊的錯誤》朱一龍，警察但有精神疾病；《危機航線》里的屈楚蕭和劉德華，同一架飛機里竟然有兩個狂躁癥患者。

更多時候疾病被當做“主菜”，成為敘事的主要動因。

《朝云暮雨》里周冬雨演腦神經損傷的植物人；《第二十條》趙麗穎演聽障患者；去年憑《我們一起搖太陽》獲金雞最佳女主的李庚希演尿毒癥患者。

特殊的不只是主角個人，甚至是一個群體或一家子。《送你一朵小紅花》里，易烊千璽和劉浩存分別演腦腫瘤患者；《假如，我是這世上最愛你的人》里，佟麗婭和黃明昊分別演斷臂姐姐和聽障弟弟；《陽光照耀青春里》里，肖央和春夏所在的醫療院里住的都是精神障礙人群；《獨一無二》的張婧儀是聽障家庭中唯一的聽人，成為家人與世界溝通的橋梁。

誠然，這是長期來在社會中被漠視的特殊群體，在銀幕上被講述、被關注的機遇，是人文主義關懷的體現與社會文明的進步。

但，扮演特殊群體，似乎越來越被視為流量演員的轉型密碼，亦或是演員沖獎的“捷徑”。

這種不適和反感，是因為看得太“多”了嗎？

kk覺得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看到的從來不夠“真”。

一、票房獎項，既要又要

要問為什么近年來內娛演員扎堆演特殊群體，首先要問資方為什么愿意投。

視線拉回十幾年前，這還是小眾的“文藝片”賽道，是導演對于特殊群體生活狀態描摹能力的體現，也是演員提升演技、展現公益心的契機。

薛曉路導演的《海洋天堂》里，絕癥父親王心誠在生命盡頭為孤獨癥兒子大福努力鋪就生存之路；婁燁導演的《推拿》更是“盲人世界凝視之作”，不僅有秦昊、郭曉東、梅婷等演員以身心重塑角色，更啟用了多位素人演員，其中飾演小孔的張磊打破 “盲人無性” 的偏見，以素人身份演繹出特殊群體的情欲與尊嚴的復雜性。

但是，票房慘淡。

《海洋天堂》哪怕有實力派文章+國際頂流李連杰的雙重蓋章，票房也不過1400萬；《推拿》縱然拿了金馬獎還提名了柏林金熊，但票房依舊是1000萬出頭。

直到2015年韓延導演的《滾蛋吧，腫瘤君》上映，走的是“小妞電影+”的類型路數，讓鮮活靈動的青年文化介入疾病敘事，用“活多久無所謂，最重要的，是怎么活著”的生死觀念刷新大銀幕，用5.09億的票房將涵蓋特殊群體的病理題材創作帶入新的階段，也拿下了當年的票房季軍。

資方也嗅到了商機，原來，拍特殊群體電影也有票房大爆潛質！

2018年走社會派的《我不是藥神》，跳出了慢粒白血病病友視角的傳統敘事框架，聚焦于醫療問題及其制度缺陷，狂攬31億票房；2020年的《送你一朵小紅花》，讓易烊千璽和劉浩存成為癌癥患者對照組，表現出特殊群體下的個體差異性，14.32億的成績再次印證了流量演員+病理題材的創收能力。

哪怕是經濟下行的前兩年，《我們一起搖太陽》雖然撤出春節檔，但二輪上映后票房都能達到2.74億，吊打同樣撤檔又上映的《紅毯先生》（9364萬）；《小小的我》在慘淡的賀歲檔上映，7.65億的票房可能拿到易烊千璽一番的電影里不算出彩，但絕對給中國電影市場打了一劑強心劑。

其次，對于主創團隊而言，這類電影在節展的獎項上更容易受到肯定。

這類題材天然帶有社會關懷屬性，容易引發共情，符合電影節對人文價值的追求。當然，這也是受到國際獎項的影響，縱觀奧斯卡歷史，類似《我的左腳》《雨人》《依然愛麗絲》等作品的成功確實樹立了某種范式。

而在內娛，對年輕演員來說，挑戰這類高難度角色是擺脫流量標簽的有效方式；對老戲骨而言，則是證明自己沉淀演技的機會。

扮演特殊群體角色往往需要演員在肢體動作、語言表達或情緒控制上進行極端化的呈現，這種外顯的表演方式，更容易讓評委和觀眾直觀感受到“演技炸裂”的瞬間，也方便在頒獎禮上剪出一個出色的cut——

聽障母親淚如雨下地打著手語，無聲地訴說著世界的不公與自己的無奈；聽障父親在法庭上打手語認罪，只為了不讓女兒受到傷害；失去雙臂的女人用腳夾著叉子吃面、用腳哄孩子乃至完成生活里的一切瑣碎；腦癱患者繃直腳背，跌跌撞撞走上樓梯，每一根青筋都在努力……

想要演好這類角色，勢必要付出很多努力。

佟麗婭為了飾演無臂女性福佳藝，提前小半年開啟“無臂生活” 訓練，親自完成用腳吃泡面、換燈泡等高難度的戲份；易烊千璽為了飾演腦癱患者劉春和，深入腦癱患者家庭，拍攝時反復觀看回放，力求呈現出最符合角色設定的“日常感”；張藝興為飾演聽障父親，提前兩個月深入鉆研手語，掌握日常手語之余，還研究不同地區的方言手語差異。

爭取甚至“創造”這類角色，似乎成為好演員的本能。《第二十條》里本來只有女兒是聽障人士，但趙麗穎在視頻通話聊劇本、聽完角色設定后突然冒出一句話，“為什么孩子是聾啞人，媽媽郝秀萍為什么不能也是聾啞人呢？這對突出這個家庭的苦難不是更有幫助嗎？”

圖源：《藍羽會客廳》

演員有功利心并為之付出努力沒錯，但這種集中化的趨勢帶來了不少隱憂。

一方面，當大量演員都選擇同類型角色時，很容易陷入表演模式化，比如通過固定的顫抖、口吃或呆滯來詮釋角色；另一方面，主創為了突出演員的“高光”，全片用近特寫強調這種努力，將缺陷表演奇觀化成為了煽情的下意識選擇。

觀眾反感的從來不是演員鉆研角色，而是整個體系對苦難的輕佻消費。

與其贊美明星“像不像”，不如先問問，主創團隊是否愿意看見那些不夠“勵志”、不夠“催淚”的真實人生？

二、只見殘缺，不見人性

不是演員表演不夠努力，相反的，很多劇本和拍攝方式都在浪費演員的表演。

都2025年了，拍攝特殊群體的電影突出的似乎還是老三樣：美、弱、慘。

首先，女性角色要夠美，夠純，夠值得憐愛。

簡樸但干凈的衣衫，清純無辜又倔強的眼神，有一兩顆雀斑、痣但完全不影響美貌的臉，這樣大顆墜落的淚珠才夠動人。

男性角色要夠土、夠樸、夠值得可惜。

胡子拉碴、總帶著淤青的臉，偶爾染跳脫的顏色來表現“底層”，哪怕是用土色粉底液來打造一種“想象的現實”也在所不辭，這樣才能讓身邊精致美麗的小孩形成對比色。

其次還是要夠慘，世界所有的苦難都向他們傾軋了過來，甚至連賣慘都賣出了套路。

如果是聽障人士，那么就會因難以溝通犯錯——放大并激化矛盾，之后貶低聽障人士的人格是劇本的常規操作。

《獨一無二》里，女主的聾人媽媽經營小餐館，因算錯賬被顧客為難，說她是騙子，亂算錢，直到聽人女兒出場才化解了尷尬。

這種常見的算錯賬問題，就算是健全人經營的餐館也偶有發生，要多么極端小心眼的客人才會抓著一個聽障人士不放？

聾人父親在醫院做針灸，因為女兒沒有陪護，他不小心扯開了別人的簾子，讓其他做按摩的客人很尷尬，于是和他大打出手，最后臉上掛彩回家……

電影里的聽障人士仿佛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而路人不僅冷漠沒有同情心，甚至恨不得把自己的壞脾氣全部宣泄給倒霉的主角一家。

而女性特殊人群就更倒霉了——受虐，被毆打，被強奸或意圖侵犯都是家常便飯。

《朝云暮雨》的周冬雨，跳橋自殺未遂后成為植物人，被她討厭的老頭帶回家擦身體、隨意擺弄；《第二十條》的趙麗穎，老公欠高利貸，女兒被抱走，她被強奸，申訴渠道被掐斷后想跳樓。

而法庭，這樣一個莊嚴的場所更是成了特殊群體沖觀眾賣慘的“宣講堂”。

《不說話的愛》里，聾人男主小馬陷入前妻爭奪撫養權，失業，缺錢的困境。為了爭奪女兒撫養權，他卷入撞車騙保的騙局。

結尾法庭戲，犯罪集團讓小馬背鍋，小馬沒有律師，法庭法官檢察官還咄咄逼人。小馬“打破第四堵墻”直視鏡頭，他的溫情和整個法庭“人間地獄”的氛圍形成鮮明對比。不斷推進的鏡頭讓他的手語震耳欲聾；反打鏡頭是旁聽席上聾人們失聲痛哭的畫面。

《獨一無二》改編自法國片《貝利葉一家》，在它的原創劇情里，女主的聾人父親和聽人叔叔為了爭家產鬧到了法庭，最后爭的還是已逝的聾人爺爺的關注和愛。

父親順便表白認可女兒對于家庭的付出，但對女兒培養、費用提供等切實問題的未來規劃絲毫不提，只是讓叔叔回家，雙方含淚和解，又一頓“包餃子”。

在主創的劇本里，造成“慘劇”的是他人的壞和不理解，因為特殊人群是“弱”而“善”的，這種沒有人性灰度的善，難道不是對他們生活智慧的忽視？

脫口秀演員小佳被部分網友評價為“活閻王”，當他得知后非常滿意：“我終于可以去做一個’壞人‘，甚至去做一些缺德事了。”

這種放下包袱的“缺德事”往往透著普通人生活的細膩情感。《健聽女孩》最動人的不是聽障家庭送女兒追夢的勵志外殼，而是撕開了所謂“特殊群體”的刻板想象，比如父母用手語開葷段子玩笑捉弄健全人，這也是不動手語的人難以破譯的私密幽默。

除了賣慘，“情欲”似乎成為展現特殊群體苦難敘事外的突破口。

承認并正視特殊群體的情感需求當然是好的，但創作者的表現手段讓這種情欲顯得無比獵奇。

有時候是提純后的情欲幻想。《陽光照耀青春里》里，患精神病的肖央和春夏相愛，被稱為青春里“公主”的她只為他一人側目，猶如迷茫小鹿愛上了油膩奇怪的中年大叔。

有時候是過激的情感互動。《小小的我》里最被飽受詬病的就是劉春和雅雅的感情線。她是帶著光暈的“女神”，沒有來處也沒有歸處。而雅雅對劉春和的言語動作又充滿了挑弄，無論是把他的手放在胸口還是直接問“有反應嗎”，都呈現出一種沒有控制的、噴涌而出的戲耍感，代入劉春和的視角會非常不適。

這種為了表現人物真實性的“情欲”最終淪為了賣慘的調劑——因為角色有“私欲”，卻不敢有私心；極致放大身體的缺陷，可性格也不敢有真正的缺點。

曾經在《推拿》里，沙復明對“美” 的偏執，小馬的情欲覺醒，都紅對容貌的隱秘驕傲，用細膩筆觸證明特殊群體首先是人，有著與健全人同樣復雜的靈魂。

《健聽女孩》里，全家在音樂會上假裝欣賞女兒的歌聲——聾人聽不見旋律，卻用夸張的表情完成一場“愛的合謀”，這種愛的表演性質被導演戳破，但這有何嘗不是家庭的真諦：妥協、包容與互相虧欠。

反觀當下的創作，特殊群體的掙扎在奇情劇本與特寫鏡頭下被簡化為勵志奇觀，銀幕上的苦難必須足夠“美”，足夠“有沖擊力”，而現實中粗糲的生存細節，卻因不夠“上鏡”被忽略。

評獎體系不該把“飾演特殊群體角色”與“精湛演技”簡單劃等號。

而真正的看見，也不應止于將特殊群體捧上道德高地完成表演，而是敢于展現他們作為普通人的矛盾、欲望與困境——畢竟，允許缺點存在，才是對人性最根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