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裂痕中生長：論張賢春的現實主義書寫與鄉土史詩建構 ——以《雙子座》為例

（文/一平）

張賢春的文學創作始終扎根于黔東北，其筆下的石家寨、青龍壩、德江縣等地理坐標，構成了一個與莫言“高密東北鄉”、賈平凹“商州”遙相呼應的文學地景。看完《雙子座》，這是我對張賢春老師作品的第一印象。

一、泥土里的史詩

在《雙子座》中，石德坊一家三代人的命運沉浮，被作者以“稻草蓋房”“鋪床席”“燒飯烤火”等農耕細節織就成一幅動態的鄉土社會《史記》。這種對生活質感的精準捕捉，讓人聯想到路遙《平凡的世界》中雙水村的煤油燈與黃土窯——但張賢春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摒棄了理想主義的光暈，轉而以冷峻的顯微鏡觀察人性在時代碾壓下的裂變。書中孩童因天花夭折的章節，我認為既是對中國人生存史、醫療史的真實復刻，更是對苦難中人性幽微的解剖。而母親用桃枝驅邪的原始信仰與公社赤腳醫生的現代性符號在此激烈碰撞，折射出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陣痛，讀完《雙子座》，對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就更多了一個層次的理解。

相較于余華《活著》將苦難抽象為哲學命題的敘事策略，張賢春更注重將個體命運嵌入具體的社會結構。石德坊女兒在家庭崩解時展現的韌性，與很多時代小說中是一脈相承的——但前者沒有傳奇化的英雄敘事，而是通過“分家時多藏半袋谷種”“深夜修補漏雨屋頂”等瑣碎日常，讓生命力從生存本能中自然迸發。這種“貼著地面步行/飛行”的寫作姿態，印證了雷達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判斷：“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必以現實主義精神為筋骨”。

二、敘事的加減法

在《雞往后刨》中，張賢春采用“平鋪直敘”“摒棄懸念”的敘事策略，這種反技巧的自覺在《雙子座》中達到新的美學高度。小說刻意消解戲劇性沖突，將石家兄弟的分家糾紛、婚喪嫁娶等事件處理得如同農事節氣般自然流轉。這種“去情節化”的嘗試，讓我想起王安憶《長恨歌》中對弄堂日常的綿密鋪陳，但張賢春的語言更具粗糲感：他用“劈柴聲驚醒晨霧”“豬食槽結冰碴”等意象取代隱喻，讓物質性本身成為敘事主體。

這種創作路徑與當代文壇形成了有趣對照。張賢春執著于“現實咬嚙下的情懷”，構建一種新方式的南方寓言，讓沉默的農具與土地承擔敘事功能。在第四十三章“公社喇叭啞了”的描寫中，作者僅用“電線桿上的烏鴉多了三只”便完成時代更迭的隱喻，這種舉重若輕的白描功力，令人想起汪曾祺淡筆寫濃情的場景。

三、鄉土根系與年輪

將張賢春置于新時期鄉土文學譜系中考察，可見其創作的承變軌跡。相較于陳忠實《白鹿原》的宗法社會史詩性書寫，他更關注毛細血管般的家庭單位；他選擇以“鋪床席的經緯”編織歷史中的個體命運。他對基層政權和平凡世事運作的洞察，既延續了趙樹理“問題小說”的現實關懷，又以某種程度的魔幻筆觸開辟出新的敘事維度——這種現實與超現實的微妙平衡，在《雙子座》中體現了一種荒誕詩意。

與其他作家相比，張賢春的創作顯現出“在地性”與“超越性”的雙重自覺。閱讀《雙子座》，我們能夠想起阿來的《塵埃落定》，也能夠想起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以家族史詩重構歷史，用方言俚語完成對農耕文明的寓言式總結。

張賢春的創作始終保持著“草根敘事”的溫度與銳度，正如他所言：“我的筆尖始終粘著烏江邊的紅土”。在《雙子座》的結尾，當推土機駛向石家寨的黃昏，作者沒有沉溺于挽歌式的哀嘆，而是向我們展現這樣一種深層次的隱喻：真正的生命力不在完璧無瑕的史詩，而在裂痕處萌發的新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相較于莫言式的高密狂想曲，張賢春譜寫的是一闕混雜著泥土、汗水和星光的野地長調；相較于余華對暴力的美學化呈現，他更愿意帶你蹲下身來，聆聽鐮刀割破稻稈時發出的細微顫音。

這種寫作倫理，在當下懸浮的文學場域中顯得尤為珍貴。當“底層寫作”漸成一種消費或裝飾的符號，張賢春以《雙子座》提醒我們：真正的現實主義不應是苦難奇觀的展銷，而是要在石德坊們佝僂的背影中，折射出整個時代彎曲的前行路。

書評作者簡介：一平，男，漢族。陜西省編劇協會會員，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會會員，延安市寶塔區作協會員。作品散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陜西工人報》等報刊雜志，多次在中省市文學大賽中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