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6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一紙公文，讓寧波江北富民村鎮銀行成為今年第17家退出歷史舞臺的村鎮銀行。

這家運營14年的金融機構在連年虧損后，最終以被江蘇銀行整體收購的方式完成謝幕。

值得玩味的是，“銀行解散”這個極具沖擊力的詞匯躍入公眾視野時，總會給普通民眾帶來一絲“恐慌”。

金融監管部門給出的解決方案并非簡單的破產清算，也不是老百姓設想的那種倒閉，而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金融“器官移植”。

江蘇銀行全盤承接其資產負債、員工網點，并在原址上設立寧波分行。

這一案例猶如金融市場的活體解剖樣本，將國內村鎮銀行的發展困境與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深層邏輯完整呈現。

2024年財報顯示，這家注冊資本1億元的村鎮銀行總資產僅2.04億元，在寧波這個經濟強市，這樣的資產規模甚至不及某些社區超市的流水。

更令人唏噓的是其經營數據：2023年凈利潤-215.85萬元，2024年前11月持續虧損68.8萬元，連續兩年的營收均未突破500萬元大關。

一、先天不足與后天失調的雙重枷鎖

村鎮銀行的經營困境，如同精密運轉的金融齒輪組中卡住的零件。

從2006年銀監會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準入政策開始，這些扎根縣域的金融機構就被賦予服務三農、小微企業的特殊使命。

但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末，全國1634家村鎮銀行中，超過30%的機構資本充足率低于監管紅線，平均凈息差已收縮至1.8%，較商業銀行平均水平低0.7個百分點。

這種系統性困境，源于多種結構性矛盾。

首先是資本實力的先天缺陷，以寧波江北富民銀行為例，1億元注冊資本在金融業僅相當于中等規模支行的水平，卻要承擔獨立法人的經營成本和監管要求。

其次是業務結構的致命短板，過度依賴存貸利差的盈利模式，占收入比超過了85%，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如同赤手空拳面對槍林彈雨。

更關鍵的是科技投入的嚴重滯后，2024年村鎮銀行平均科技投入僅占營收的1.2%，不及全國性商業銀行的1/5。

二、并購重組不是消亡而是蛻變

市場都在聚焦“銀行解散”的表象時，往往忽視了并購重組背后的金融生態進化邏輯。

江蘇銀行對寧波江北富民村鎮銀行的收購，本質上是金融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

江蘇銀行總資產超3.2萬億，用大行的資金實力、風控體系和科技能力，激活原有網點的地緣優勢，可以覆蓋寧波江北區32個社區。

這種“大行收編”模式，正在形成可復制的改革路徑。

監管數據顯示，2023年以來已有87家村鎮銀行通過并購重組實現轉型升級，重組后機構平均資本充足率提升4.3個百分點，信貸投放效率提高27%。

被收購機構原有的45.6萬農戶貸款賬戶不僅未受影響，反而獲得平均利率下浮0.5個百分點的讓利空間。

三、從生存競賽到價值再造

面對生存危機，村鎮銀行的轉型已進入倒計時。

率先破局的機構，正在探索三條突圍路徑：

比如某村鎮銀行通過“銀政保”三方合作模式，將涉農貸款不良率控制在0.8%以下；

浙江某機構依托省聯社科技平臺，實現移動端業務占比突破65%；

內蒙古某銀行創新“活畜抵押+衛星監測”信貸模式，單戶授信額度提升至傳統模式的3倍。

更具戰略意義的變革，則來自制度層面。

2024年銀保監會推出的“村鎮銀行高質量發展指引”，明確要求主發起行持股比例提升至不低于50%，這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往“只投不管”的痼疾。

某東部省份的實踐表明，當主發起行實質性介入管理后，機構ROE在18個月內從-2.1%回升至4.3%。

這場靜默的金融變革，正在重塑中國銀行業的毛細血管。

曾經的“草根銀行”通過并購重組融入現代金融體系，帶來的不僅是風險化解，更是服務能力的幾何級提升。

寧波江北富民村鎮銀行的案例，揭示了一個殘酷而現實的進化法則：在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浪潮中，適者生存的法則不是消滅弱者，而是通過資源重組實現整體進化。

這或許正是中國金融體系走向成熟必經的“創造性破壞”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