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出租車司機的暴力被稱為“焦慮的男性的呼聲”，2023 年網約車司機的怒火則被看作“服務態度問題”。

這不是派別對立或是性別平權的問題。工作里的“偽自由”持續減少，從業者一邊被壓榨，一邊還被額外要求具有企業家的自主精神——

網約車司機和外賣騎手看似可以選擇工作時間、地點，實際上卻被平臺控制，稍有延誤就被處罰；線上接單的家政工人與維修服務者表面上可以“自主接單”，但被系統牢牢控制了客源、定價與評分系統；線上內容創作者在“創作自由”的幻覺中，不得不迎合流量、熱點與商業化趨勢，稍被限制即零收入；自由職業者更是在全球比價、平臺抽成、客戶打分的壓力下疲于奔命，失去議價權......

本期專欄，鄒波帶我們讀艾瑞克·貝克的新書《創造你自己的工作：企業家精神是怎樣枯竭的》，以及另一本相關的書——普里婭·岡斯2023 年寫的小說《你的司機在等》。

我們一邊被算法驅趕，一邊還得裝飾工作里的自如感和創造感——“創業精神”已不再是職業選擇，而成了一種道德命令：你不是在打工，而是在“打造你的個人品牌”；你不是雇員，而是一個“CEO”，只不過縮得像賣紅薯大爺的二維碼那么小。

我們閱讀，而世界涌動。如何在慣常熟悉的視野之外，鏈接至更多的書寫、記錄和思考？單向邀請身在海外的詩人、非虛構作家鄒波開設 書評專欄「世界書聲與活頁」，介紹世界范圍內最新面世的好書，希望更多人能持續地從世界讀物里探望世界。

工作里快樂的路人和老司機不在了

撰文 / 鄒波

我在武漢的醫院里看見電梯司機的“工作樂趣”——

在控制面板邊上，她永遠有塊神圣不可侵犯的立錐之地，當看見有手放在了電梯縫，她會用方言職業地提醒說：“不要把手放在胯里。”因為她的方言里，從人體的胯部到其他所有的縫隙也都叫“胯”（Ka，去聲），大家哄堂壞笑——多么逼仄的工作里的樂趣。

她也是司機啊！她是否是電梯里的企業家？她是否是電梯里的創業者？她受過教育，愛讀書，戴著很厚的眼鏡，在中午還會來一通列隊操練，像是一群新生訓練。

一旦進入電梯里，面對一撥撥人潮，操控垂直的“小車”上下穿梭。是否能跟出租車在城市里的“漫游”媲美？

這幽默時光，讓我在她那狹小的活屋里，仿佛看見了更大的社會隱喻：如果按流行的美式工作倫理——人人應該具有“企業家精神”——電梯司機、出租車司機的職業“閑暇”和“創造欲”里，我們究竟能尋覓怎樣的自由與“企業家精神”？

電梯司機這工作如果也要干成手藝，如果也要做得有樂趣，得包含多少幻覺？——出租車司機的“自由”或許稍微更接近真實——

哈佛大學科學史系講師艾瑞克·貝克在新書《創造你自己的工作：企業家倫理是怎樣枯竭的》里說：

“出租車似乎是創業道德文化史里經久不衰的象征，因為他們作為勞動者的地位具有給人啟發的模糊性。他們既像工廠工人又像企業家——他們管理自己，爭奪客戶，創造自己的工作……”

書的最后一章比較了兩個時代的出租車的“工作自由”和“企業家精神”——

保羅·施拉德 1976 年編劇、馬丁·斯科塞斯執導的老電影《出租車司機》與普里婭·岡斯 2023 年寫的小說《你的司機在等》構成鏡像——

1970 年代的美國白人男出租車司機特拉維斯·比克爾，與 2023 年的網約車斯里蘭卡裔美國黑人女司機達瑪妮分別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工作倫理、自我選擇與命運。

時間來到 1976 年——《出租車司機》里，解救 12 歲的未成年性工作者（朱迪·福斯特飾演）的比克爾（羅伯特·德尼羅飾演）是獨狼式白人男性，持槍自詡要對這座他眼中“無可救藥的腐敗邪惡之城”進行“清洗”。

時間又來到 2023 年的美國網約車行業——達瑪妮也有槍——沉默的電擊槍藏在座下的腳邊。作為黑人女性網約司機，她以左翼視角批判資本與種族壓迫，卻被標榜“覺醒”、后座占據道德高地的左派精英乘客幾乎無視。

如果說 1976 年《出租車司機》里的男司機是那個孤獨、憤怒又自命救世的白人城市幽靈，那么達瑪妮就是他在 21 世紀里的反面——一個不能暴走、不能崩潰、不能發瘋的黑人女性司機。

注 《出租車司機》劇照

在 1976 年的《出租車司機》這部電影里，司機的閑暇和自由產生他的“企業家精神”——一個出租車司機的企業家精神，以其既被壓榨又同時有著不可避免的自由度的“閑暇”工種：

就好像，你再被管束，再被紀律化，也是有閑暇的，最終你落腳到那句話：掙多掙少看自己吧……

這種似乎永遠有“閑暇”的工作，區別于“用更瘋狂和死板的重復性勞動”（比如真正一天到晚不得喘息的辦公室工作，或者是繁忙醫院的電梯司機的工作）。

《創造你自己的工作：企業家倫理是怎樣枯竭的》里這樣評價：“這是用不穩定取代穩定、用瘋狂的工作循環和無所事事取代有條不紊的手藝。”——

這是不自由里的“自由”的幻覺，在這“自由”里，他變成一個極端主義的城市獵人。

是啊，男司機聽起來是不是像利用外出工作打晃蝙蝠俠、企鵝或小丑？——

但在這一點上，我并不能認同《創造你自己的工作》作者的批判，他干脆說這“工作里的閑暇是極端主義的隱患”。

也因為閑暇并非真閑暇——其實是平臺壓榨不斷增加，而工作內容又必須包含剛性的“時間的浪費”，這是從兩頭對工作人進行擠壓。憤世嫉俗并非因真正的無所事事。

《創造你自己的工作：企業家倫理是怎樣枯竭的》這本書里，作者又幾乎把男司機的心路歷程同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的心路歷程相比較——

熊彼特 1939 年在私人日記中留下了一句話，“我自己讓我自己震驚，只要是希特勒支持的我就反對”。但熊彼特后來開始調和，開始部分接受“國家資本主義”——稱其為一種“創造性的毀滅”。

1976 年的男出租司機則一直沒有調和，他在工作中看見自己的宿命——馬克斯·韋伯說的“工作即歸宿”。工作即是內心和精神的歸宿，工作要完成內心，哪怕尼采的內心！

注 《出租車司機》劇照

這里請允許我們枯燥地根據本書回顧一下歷史：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經濟學界有個重要轉向——原本熱衷制度設計、激勵機制的主流經濟學，漸漸冒出一支新流派，更關心人心（人為什么工作？）、更關心情緒、動機、價值觀對經濟活動有多大影響。

這一支更有人味的思潮，是馬克斯·韋伯那一派德奧學者，他們研究“工作倫理”，琢磨“內心世界”。

沒多久，美國本土的企業家精神就跟著動了，他們去歐洲學習工作哲學、公司哲學，他們不再只想做流水線上的老板，而想成“懂人心的領導者”。

企業里出現了新角色：說人話的管理者，能體會員工情緒的工業心理學家，懂得調動團隊積極性的職業經理人。這些人，某種程度上是德奧學派在人間的化身。

他們的出現，正好與另一脈工業化邏輯碰頭：泰勒主義。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工程師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出來的“科學管理”，講究把工作流程拆成精密零件、由上而下管控，工人像螺絲釘一樣擰進去，干完就走，不多想也不質疑。這一套效率極高，但人味極淡。

于是，兩種邏輯開始角力：科學管理“把人當系統組件”來管理，企業家精神“把人當復雜生命”來管理。企業家精神提倡自主、冒險、創造力，允許判斷失誤。它不排斥管理，而是要把管理變成合作關系，而非壓迫鏈條。

角力的過程卻仍充滿波折：泰勒主義這一套“科學”工具終究還是移交給了曾經聲稱人性的職業經理人，他們逐漸變成一群在商學院受訓、熟悉控制系統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專家”。他們還是淪為利潤邏輯的新執行者。

于是，20 世紀初，某種有點欺騙性的“偽自由”“偽閑暇”卻實為利潤管理的工作倫理就已悄然萌芽。

注 《不合適也要有個限度！》劇照

我必須回溯地插敘—— 19 世紀最后一年出版的托爾斯坦·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并沒有談后來這種偽閑暇。他似乎沒有區分了有閑階級的真正閑暇和雇員的偽閑暇。

不過到 20 世紀中后葉，硅谷冒頭，一定程度上，企業家精神還是找到新歸宿：它穿上了牛仔褲、端起了黑咖啡，開始革命性地討厭體制、鄙視官僚、膜拜自由，成為一種近乎反叛的創新宗教。

終究，當時間終究來到 21 世紀，情況卻完全發生了變化：

在 2023 年的平臺壓榨的故事里——《你的司機在等你》的故事里——網約車司機達瑪妮似乎有著更多根本的限制：

所謂，將企業家精神深植進每一個勞工的大腦里，所謂，工作里的自由和自主和創業性和創造性，即出租車司機、電梯司機、網約車平臺上的達瑪妮們，開始學會“自己管理自己”，他們每天面臨的不是直接的命令，而是評分系統、乘客反饋和算法懲罰——這是一種將泰勒主義與平臺治理融合的“升級版紀律機制”。

注 《人生切割術》劇照

回看，1976 年的出租車司機成了城市的“英雄”——他利用工作里可疑的“自由精神”，拯救了一個未成年少女，變成漫威式英雄。

而 21 世紀 20 年代女司機達瑪妮即便只是情緒失控、態度冷漠，系統評分就將她釘上“服務不佳”的恥辱柱。

1976 年出租車司機的暴力被稱為“焦慮的男性的呼聲”，2023 年網約車司機的怒火則被看作“服務態度問題”。

這不是右派和左派被不同對待的問題。甚至也不是男性和女性平權的問題。這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打工人的“工作”在進步主義的光環下，依舊進一步地失去了自由的前景。更不消說那些沒有進步主義的地方。

工作里的自由幻覺繼續減少，平臺壓榨繼續增加，最終還是凸顯了更實在的社會矛盾——

按本書作者的看法，企業家精神作為更廣義的 20 世紀進步主義的重要部分，早已變成一場讓勞工——或者稱為雇傭勞動者的精神和意志發生解體的春藥。

但在 2023 年的故事里——《你的司機在等你》的故事里——在嚴酷的平臺壓榨下，人們仍試圖在有閑的工余時間重組屬于自己的小烏托邦，比如故事里達瑪妮們在倉庫中的小型祈禱派對。

我在故鄉從來沒有當過工人，但我在加拿大當過工人，讓我這書生也具有了紅脖子的“工人意識”。回來，正巧武鋼退休的工人書友和讀者，這成了一個有意思的共同話題，讀書成為了我們共同的烏托邦。

終究，無論 1976 年的出租車司機，還是 2023 年的網約車司機，企業家精神不再是英雄主義的象征，而成了一種將勞動者自我驅動和自我壓榨內化的準意識形態。

司機們、騎手們被要求始終充滿創造力和熱情，哪怕只是做一名司機，也得表現出創業者的姿態。

讓我們從“工作的歷史”的角度，再來回顧歷史，18 世紀末法國圖書推銷員的境遇為我們提供了鮮活的前例，這種“工作內容自由”與被壓榨的矛盾共存的狀態早就有跡可循。

羅伯特·達恩頓在《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中，描述了當時的圖書推銷員：

這些推銷員穿行于巴黎街頭，外省的崇山峻嶺的卡子之間，肩扛沉重的走私書箱，里面是色情和哲學書籍，作為最好的掩護和搭配組合。

盡管他們表面上有些許“自由”可以決定路線和推銷方式，但實際上卻受到王權審查、稅務限制的多重壓迫。但因為那個時代，社會系統對人的控制程度還是太低了，一個大革命前的圖書推銷員還是比較自在的吉普賽人。

大革命后，19 世紀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上升期，在不用出差的工廠里，威廉·莫里斯們的工匠精神一度在抗衡著工業化的大趨勢。

到 20 世紀，亨利·福特發明流水線。早年造一輛車是一件講究手藝的事，技工知道每一個零件如何聯動，哪里會出故障，如何調整。

而當流水線來了，每個工人只負責一顆螺絲釘的固定，一個動作，一天八小時，不需要思考，也沒有閑暇思考。

注 《嘲笑的淑女》劇照

于是，老一批匠人辭職了，但終究還是漸漸產生了新的一批基于流水線的匠人——工匠精神仿佛又可以拿來說事兒……即便福特說：“我只要一個人的手，不需要他的腦。”這還是被標榜為“流水線上的手藝”——你仍然是一個流水線上的螺絲釘一樣的企業家。

到如今在現代平臺經濟中，許多職業都被包裝成“自由職業”或“微型企業家”的樣子，實則是在高度控制與壓榨下維持生計。

而且，與大革命前的法國圖書推銷員的自由度相比，如今對一個雇員的流水線化和控制化的程度而言，已沒有什么手藝含量，在沒有手藝含量的情況下還被要求具有“企業家精神”，就成了本文開頭的電梯司機的苦中作樂。

到底有多少工作已像這樣，一邊被平臺壓榨，一邊還要額外讓從業者顯得像一個自雇者一樣具有企業家的自主精神？——

比如網約車司機和外賣騎手——看似可以選擇工作時間、地點，像是“為自己打工”，實際上卻被算法控制、派單系統限制行動自由、評價機制決定收入，稍有延誤就被處罰。

比如線上接單的家政工人與維修服務者——表面上可以“自主接單”，但平臺牢牢控制了客戶來源、價格設定與評分系統，使他們沒有真正議價能力。

比如線上內容創作者——在“創作自由”的幻覺中，被平臺算法裹挾，不得不迎合流量、熱點與商業化趨勢，稍被限制即零收入。

比如線上授課教師——其課程定價、生源分配、考核評價全由平臺決定。

比如自由職業者——如接私單的設計師、程序員和翻譯更是在全球比價、平臺抽成、客戶打分的壓力下疲于奔命，失去議價權。

比如看似“擁有資產”的 Airbnb 房東與 Uber 車主，也在平臺定價、推薦機制與政策變化中承擔著全部風險與維護成本。

注 《不干了！我開除了黑心公司》劇照

偽閑暇——在文化工作者身上尤為明顯，他們似乎將文化生產的創造力轉化為價值，卻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有閑階級，而是被市場、時間和任務壓榨的偽閑暇群體。

文化人，唯一和凡勃倫那時所說的有閑階級的共同點是：他們從自身求取，而不是“對客觀世界進行勞動”。

然而好一個“向自身求取”，到了今天，這成了各種工作人、打工人對自己的最后壓榨的方式。

……當我這樣翻看到本書結尾，看完出租車司機的比較，我再回頭去看書的開頭——

整本書仿佛一個沙漏，當我們在結尾感到絕望，就不得不重新回到開頭——

本書一開頭提到的案例是 Zappos 的謝家華，短暫的一生幾乎都在大力呼喊的企業家精神的新版本。

Zappos 創始人、已故華裔企業家謝家華曾說過，他喜歡他作為真正的企業家的創造力，他喜歡“手握一把約束，然后想出來怎么辦”，他仍然是馬克斯·韋伯的非常新潮的信徒——

他最終也堅持認為，員工要像“優秀的創業者”一樣快樂，并能夠“掌控自己的命運”。

注 執掌Zappos長達20年的謝家華，攝于2015年

他希望所有員工都能體驗到幸福，而不僅僅是他自己。他嘗試了一些組織方案，鼓勵 Zappos 員工進行“自我管理”，而非依賴主管的指導——“每位員工實際上都是自己的小企業家”。

謝家華在 2010 年出版的《傳遞幸福》（

Delivering Happiness

但 2020 年，謝家華辭去了 Zappos 首席執行官一職，搬到猶他州帕克城，全身心投入派對。他或許完全烏托邦地把公司工作想成了派對。

他酗酒更厲害了，還加了搖頭丸和笑氣。他迷戀笑氣，不僅因為它令人陶醉的效果，還因為它能讓他缺氧，而缺氧對他來說已經成了癡迷。他在帕克城的豪宅里點燃了一千根蠟燭，永遠燃燒著。他的體重急劇下降，最終“意外離世”。

注 火災發生時，46歲的謝家華所在的房子

他或許是美式企業家精神最后的象征。這種精神或許真的成功傳遞給了 Zappos 的員工……

誰不想讓工作變成派對？——《文學評論》雜志五月號里：弗朗西絲·威爾遜寫的這篇《昨日派對》，我不妨借用一些語句，描述我憧憬的工作和派對的無痕轉化。

對于，Zappos 公司里那種“派對式上班”，一天要是這樣就好了——它像伊夫林·沃的小說《邪惡的軀體》中描述的：“渾濁的池水、成千上萬的香檳酒瓶塞上下晃動、丟棄的泳帽和散落著花瓣的瓷磚，當太陽出來，透過圣喬治浴場巨大的天窗灑進浴場時，我們便踏上了回家的路。”

而艾倫·布朗約翰在他的詩《辦公室派對》中描述了一個女孩在辦公室里吹著一種惱人的口哨。吹響它時，它會像蛇一樣展開。她尖叫著吹響口哨，當著所有男人的面，讓他瞬間崩潰：“我只知道：她從我身邊走過，/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從未如此渴望/如此粗魯的不敬。”

而上班到崗第一天的女孩，是否像在利奧諾拉·卡林頓的小說《初次登臺的少女》中，“這位少女對即將舉行的成人舞會感到緊張不安，于是她說服動物園里的一只鬣狗穿上絲綢連衣裙和高跟鞋代替她。直到客人們聞到一股強烈的氣味，才發現她被替換了。”

注 《人生切割術2》劇照

而攤販和小店里也有自己的工作里的派對——

湯姆·拉赫曼的短篇小說集《一籃子可悲的人》描述一位顧客感嘆道：“我不明白脊椎按摩師、整骨師和理療師是怎么跟人互動的，你懂的？”另一位顧客插話道：“請允許我以男性視角解釋……”第三位顧客說：“社交媒體正在掌控自我。”一位正在燙頭的文化理論教授回應道：“這絕對是個值得解讀的有趣故事。”

而女理發師或者女按摩師可能正心想：“我寧愿一邊工作一邊按摩你們一邊尖叫。”啊，尖叫自由，按摩自由。

這一切，或許仍然是一個未完成的烏托邦愿景，誰知道人類的未來呢？或許真可以這樣上班？真可以這樣勞動？——因為 AI 和機器人？

……但讓我們還是從未來回到當下的世界——或許，正因為這種烏托邦計劃對自己的催眠，謝家華本人逐漸遠離日常管理，把注意力轉向社區實驗和精神追求，生活也變得愈發孤獨和混亂。

終究，從工作倫理意義上，企業家精神到底死沒死？是否仍然是個人奮斗的最好表達？

當全世界都在經歷經濟與社會生活巨大的壓力測試，沒有人能下結論——連人類的工作最終會變成什么樣都不知道，連人最終會變成什么樣都不知道……我們每個人都在同未來進行著摩擦性失業，摩擦性地失去人類的自我……

本書的結尾也沒有結論，所以這本書只能像沙漏反復顛倒。

但作者終究還是在書中某處指出，僅就打工人的“打工創業者”的身份困境來說——當每個人都用企業家精神的機場大師成功學話術加持后，他就更處于一種毫無必要的孤軍奮戰的狀態，甚至喪失了起碼的群體力量。

當個人奮斗被鼓吹為唯一出路，社會流動性卻愈發停滯。

就拿美國社會來說，普林斯頓 2023 年的研究顯示，美國的社會流動性處于六十年來最低點，新自由主義和福利縮減使得結構性障礙難以逾越。

作者還是講出了一個諷刺案例：一名 Uber 司機白天送客，晚上學習如何成為成功自由創業者，多年后仍在苦苦掙扎，收入下降，沒有福利保障，甚至沒休息日。他的“公司”始終虧損，自己陷入無法逃脫的勞動陷阱。

這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勞動者通過創業感的春藥獲得的精神結構的瓦解——

“你就是你自己的公司”的觀念逐漸掩蓋了集體意識和社會聯結。

也即安東尼·吉登斯說過的：未來世界是每個人在公共浴室的小格子里，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人們并且因此而精神分化——這是一種偽獨立——當人被灌輸只信仰“自我改變”、自我奮斗，而事實上，他卻又完全是組織和平臺的工具。

這是社會命運被偷換為個人道德問題——

我們一邊被算法驅趕，一邊還得裝飾工作里的自如感和創造感——“創業精神”已不再是職業選擇，而成了一種道德命令：你不是在打工，而是在“打造你的個人品牌”；你不是雇員，而是一個“CEO”，只不過縮得像賣紅薯大爺的二維碼那么小。

回到本文開頭——醫院里那個電梯司機，她不是企業家，她并不“擁有”那臺電梯，她也不需要“創新性地運營”這部電梯，她只是在盡責地維系著這個公共空間，讓人們安全抵達樓層，同時，在一個方言的幽默中保持了人與人之間最后一點松弛與笑意。

她的幽默不需要被市場轉化，不需要被品牌化、商業化，不需要拿去申請一個基金寫作業績報告。那一瞬間的幽默，是人性的工作。

她需要的是更多的社會保障，更多的休息日，更多的尊重和時間，而不是告訴她：“你也可以創辦一家電梯公司。”的確，我們武漢人是務實的，比美國的企業家務實多了，絕不會給一個電梯司機這樣的職業愿景。

但我也永遠記得，央視當年記者采訪路人，問你快樂不快樂。如今，工作里的“快樂的路人”，工作里“快樂的老司機”，工作里的“快樂媒體之問”，工作里的“快樂”，似乎都已不在。

注 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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