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等待了兩年的勝訴。

2023年1月，律師沈潔向法院提交立案資料：編劇金媛媛起訴制作方要求她多次顛覆性修改劇本后，違約終止雙方合作。更換后的新編劇，以“劇本總監”的署名出現在片頭字幕。

最終，法院認為制作方部分履約“難言善意”，對合同解除負主要責任。

這場勝利不止屬于金媛媛一人，2018年以來，越來越多編劇向沈潔求助：劇本被迫修改、稿酬拖欠、署名消失，已經成為編劇間普遍的困境，并隨著影視行業的寒冬不斷加劇。

然而，其中70%以上的求助者默默咽下委屈。一位同行曾告誡金媛媛，此前和資方打官司太高調，“許多平臺覺得我不好相處，我三年沒有接到項目。”

編劇們逐漸意識到，勝利是短暫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在知識產權法中，創作者的著作權天然產生，不能隨意轉讓。為何保護最基礎的權益，會成為代價沉重的抗爭？

我們又需要怎樣的規則與觀念，能夠指引龐大的內容工業，真正看見、尊重創作背后的人？

“一切由甲方決定就好了”

2022年冬天，沈潔第一次遇到求助的金媛媛。說起自己的遭遇，金媛媛難掩憤怒。她剛接到制片方電話，通知她解除合同。此時，金媛媛已經完成全部24集劇本的創作。

“解約可以，把尾款付給我。”金媛媛直言道。在劇集項目中，編劇的稿酬往往按階段交付，此時仍有10%的款項沒有結清。對面卻表示，對她修改的劇本不滿意，不支付剩下的稿酬。

矛盾的由頭，得從2020年說起。

當年9月，一家制作公司找金媛媛詢問，有部古裝小說，有沒有興趣改編成劇本？

金媛媛很驚喜，和此時泛濫的“霸道總裁”文學有所不同，這是一部“種田文”，講述男女主如何聯手經營、攻克難關的故事。“很新穎，說不定能做成爆劇。”她答應下來。

不久后，她與制作公司簽訂了“委托創作協議”。

在影視制作公司工作的劉琳解釋，目前多數網絡長劇是“定制劇”，即劇集由平臺出資，分包給影視公司定制。因此和編劇簽署合同的，往往是影視制作公司。

她接觸的許多編劇并不清楚，著作權從創作完成之時已經產生：無論是否做版權登記、公開展示，都是天然成立的。但對于著作權的歸屬，法律不做強制性要求，遵從編劇與制作方之間的履約。

由此，雙方有了權利博弈的空間。

劉琳指出，國內影視公司與編劇的合同都以委托為名：無論劇本原創與否，公司付錢后，就能擁有劇本內容的全部版權。“編劇就是一個打字機”。

很快，制作公司的執行人給金媛媛發來合同模版。當金媛媛還在仔細查看，執行人和她說：這是格式合同，老師我們別改這么多了，那邊法務很煩的，要不然就把最主要的那幾點改改算了。

執行人補充，你就寫上，一切由甲方決定就好。

金媛媛想過妥協，要不就按照對方的想法吧。“太剛的話會留下印象，這個人怎么這么難搞。”身邊的編劇們聽過甲方埋怨，反正你不寫也會有其他人寫。

最后，她在合同里加上一條具體署名方式：未經我的同意，不能夠增加任何編劇的相關署名。

合同也對“修改劇本”做出規定：如果乙方修改三次以上，甲方仍然不滿意，有權無條件強制解約。

在沈潔眼中，這份合同已經足夠“幸運”。

2014年時，她曾擔任過制片方的法律顧問。正趕上影視行業的火熱，投資者爭相把錢滾進一個又一個項目。在長劇市場，項目按照資金體量，從小到大分為b、a、s及s+。那時一個古裝s+項目的投資能高達5億元。

制片方常常和她說，創作者腦子里裝了什么又看不見，怎么保證掏出來的那么多錢，有相等的回報？

沈潔留意過，在歐美和韓國等地，影視工業有“完片擔保制度”：保險等第三方資金能夠支持項目按期完成，規避影視制作風險。由于國內不可控因素太多，審查政策變了、演員出事了、出品方跑路，類似的制度難以推行。

投資的顧慮落入合同，成了不平等的規定。

沈潔驚訝地發現，一些合同模版中的“霸王條款”，自己也曾是起草者之一，“連錯別字都一模一樣”。

編劇的著作權什么時候歸甲方所有，是否在交付全部稿酬之后，條款常常規定模糊，或是直接寫，甲方擁有劇本各階段性以及最終成果的所有權。

一些底層編劇遇到過，合同里標注“署名的全部解釋權歸甲方所有”，還會有條文寫道“只有甲方才有解除合同的權利，若乙方主動退出，要賠償甲方因此可能造成的損失”。

2018年，沈潔認識一位導演。兩人聊天時，對方說，當個人價值能夠和社會的價值一致，一件事或許才能長久地做下去。

“如果我正在做的事對行業發展并不健康，是不是還要繼續？”沈潔意識到，自己不該只站在資方的角度考慮問題，行業規則也該保護創作內容的人。從那之后，她開始接觸編劇的生活。

“無論寫多少遍，都是廢紙”

2021年11月，原制作方突然表示對項目投資失去信心，將所有創作成果，包括金媛媛的編劇合同轉讓給新的制作方中文奇跡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此時，前16集劇本已經在平臺“過會”。對定制劇來說，是否“過會”是決定項目能否推行的關鍵：只有劇集大綱、部分劇本在平臺的內部會議上被表決通過，制作方才能拿到平臺的資金。

這時，分歧開始出現。

新制作方找到金媛媛，要求修改劇情，表示這是種田文，男主不能查案。這一設定過于吸睛、必須改掉。

金媛媛解釋，查案是男主來到當地的動機，刪掉后他就成了一個單薄的工具人。對面沒有聽她的解釋，只說“我們要做精品！”

金媛媛感到無奈，制作方并未意識到，修改是“牽一發動全身”的。刪除查案動機后，所有集數中與之對應的行為、舉止都要重寫，“這是顛覆性的改動”。

等制作方把修改完的劇本交給平臺，又來了反饋意見：不是通過了嗎，給我改回來。

金媛媛有過動搖，要不就退出項目，但又覺得不甘心。“還是希望這部劇能成。”

畢竟行業的變化，正在加重她的焦慮。

2018年以后，劉琳目睹影視市場的投資越來越謹慎，資金逐漸離開行業。s級及以上的項目投資拿不到兩億元，一家平臺每年能過立項會的作品，從150部左右減少到50部以下。

但劉琳發現，編劇的數量卻并未衰減。“我們自然要找那些性價比最高的編劇，寫得又好、又便宜、又要好說話。”

她看見，制作方開始通過編劇庫尋找合作。這是一張根據影視劇流量、豆瓣打分等，對編劇進行排位的白名單，名字后面還會打上“配不配合”的標簽。排名嵌在大數據系統中，每天都在隨著分析精準浮動。

金媛媛曾數次在平臺偷瞄到名單。一段時間她沒有項目，又有一部劇“撲了”，排名蹭蹭往下掉。她不免憂心，“我希望至少有劇在播，才能保住排位。”

而擁有一個署名的作品，成為進入名單的前提。“不然只能去依附大編劇，幫他們做槍手。”劉琳說。

程方媛曾是網絡小說作者。2013年隨著網劇興起，她去電影學院進修后，成了一家影視公司的簽約編劇。

程方媛看到，一部網劇的制作周期在三到五年，劇本要經歷過會、融資、審核才能開拍。她在公司待了六年，經手的三個項目沒等來開機，就在中間環節失去音訊。

她產生懷疑，我真的有寫的那么差嗎？身邊的同行都說，項目沒成，編劇就入不了行，“無論寫多少遍，都是廢紙”。

和公司的合約到期后，程方媛決定自己尋找機會。兩年間，她不斷陷入比稿、試稿甚至被騙稿的循環。

一些制作方找到她，“能給小說寫下改編思路嗎？”她交了思路后，對方表示不清楚，“寫故事大綱，必須10000字以上。”之后又說看不出細節，要分集劇本，從一集要到三集、五集。程方媛折騰兩三個月，交付后沒有下文。

后來她得知，這是新人編劇都在經歷的事。這些制作方會在試稿編劇里“海選”出最好的內容去平臺過會，成功后再決定和誰簽約，這樣的行為也叫做比稿，期間沒有任何合同保障，只有大編劇才能拿到一筆“潤筆費”。

一位編劇曾和制作方感慨，我竟然能在十幾組比稿編劇里勝出。對面笑了笑，“什么十幾組，多的是呢！”后來她和同行無意聊起，“誒你也談過這個項目啊，我也談過，就在同一天。”

對此，身為制片方的劉琳也很無奈。早年資本的狂熱讓編劇署名有許多“水分”，一次她為了邀請出品方的大演員出演，不得不按照對面要求，將一名從未參與劇本創作的該公司演員署成第二編劇。“我會懷疑署名背后，編劇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得測測對方的能力。”

她同時坦承，一些不專業的制作人面對劇本方案眼花繚亂，“好像都不夠好”，不明確劇集要做的方向，就尋找更多編劇競爭。也有個別制片方想要找愿意給稿酬返點的編劇，由此催生比稿亂象。

2019年，一位制作人找到程方媛，表示看到她多年前寫的原創故事，能不能改成盛行的“甜寵劇”？

程方媛不愿浪費任何一個機會，她約了制片方聊，約定自己承擔前期融資風險，將一半稿酬作為項目資金。她請求，“我想擁有一個真正自己寫的故事。”

金媛媛和朋友聊起海報署名。 圖源受訪者

“這里沒有你的位置”

但現實中，編劇早已失去對劇本的掌控。

“編劇是沒有話語權的。”金媛媛提到，國內的影視行業是制片人中心制，而非編劇中心制。最后的劇本融合了制片人、導演、演員乃至美術的更改。僅在平臺方，就有責編、評估、運營等各大部門的想法。

2022年9月，她和制作方、平臺一起開劇本會。制作方說，今天才知道演員團隊的意見，現在要強演員的故事線。

制作方坦言，為了趕時間，項目被迫在11月開機。演員和制作公司的修改意見發生沖突，金媛媛陷入兩難，“我該按哪個來？”

“邊拍邊改”是她在許多劇組的遭遇。有時剛一躺下，導演助理就敲響房門，“修改意見已經批注好了。”她立刻爬起來寫，第二天飛頁（臨時增加的劇本）就得打印給劇組各個部門。

一些修改是難以避免的。統籌和她說，布景只能用5天，得把30多場戲改到別處去。但另一些時候，有演員把自己的情節拉成單獨文檔一場場核對，要求“我的每一場戲都要有高光！”并不在意對手演員的戲份是否能配合得上。

直至12月，金媛媛聽聞新的編劇進組，工作人員已經往對方的房間送水果。

她跑去群里問，“她是什么人，什么身份？”制作方只說，他幫導演修改一下拍攝本。“有什么修改的可以找我，我才是這個劇的編劇。”金媛媛直言。

曾在視頻平臺擔任制片的黃蕾表示，更換編劇在項目中很常見。她遇到過，一些編劇的創意和故事大綱寫得很好，寫臺詞就很生硬，不能突出人物的性格特點。為了劇本質量，她會選擇臺詞寫得更好的編劇替換。

“一部戲的創作中有很多路口，我們都想選一條最優的捷徑。”黃蕾說。劉琳接觸過劇集最多換了16個編劇，最后會有責編對不同編劇的內容統稿，關鍵在于是否和各個編劇明確了署名、酬勞等權益問題。

正在此時，金媛媛接到被通知解約的電話。咨詢沈潔后，她打算按照合同規定履行修改三次的義務。

她把第一次修改的內容交付后，對方表示“男女主感情過渡不夠絲滑”。金媛媛加上浪漫的場景。

第二次制片方又說，男主剿匪找到線索的方式過于簡單。每次交稿，對面都會在第二天回復，沒達到要求，金媛媛只得追問“具體不滿意在哪？”

第三次修改后，制片方直接表示，不予認可。不久后發了一份解約通知書。

金媛媛炸了，“修改的標準究竟誰來定義？”

她沖去沈潔的辦公室，“這個項目我寫了有170萬多字，是其他項目五到六倍的量。為什么會到這個地步？”她決定起訴制片公司。

然而更多時候，編劇往往選擇忍耐。

當程方媛的項目迎來開機，她發現信息板寫了導演、演員等主創的名字，唯獨沒有自己。她去質問制片人，對方安慰她，正片的時候會有，演員都到位了，鬧起來不好看。

等到了開機宴，主創席是一張有十幾個位置的大圓桌。程方媛剛坐下和投資方聊天，制片方走過來說，你去旁邊那桌坐，這里沒有你的位置。

程方媛覺得尷尬，緊接著是沒有尊嚴的難堪。在此前的工作中，她早已聽過主創對編劇說，“我們很重視劇本，只是沒有時間寫才會讓你們來。”眼看所有人已經就位，她主動離開坐席，被安排在廁所門口的桌邊。

當晚，程方媛想要收拾行李離開劇組，凌晨三點多，導演和制片方跑到她的房間，勸她不要走。

程方媛回憶，自己先想到，這是辛苦寫了兩三年的本子，真的舍不得。更現實的顧慮在于，如果劇組第二天開機，主創提前離開就屬于“炸組”行為。劇組耽誤一天，就要浪費十幾萬的現金流水。“傳出炸組、放棄項目的名聲，我就完了。”

從拍攝、剪輯到配音，程方媛都跟了下來。一年后，劇集上線，她看了好幾遍海報，依舊沒找到自己的署名。

追問下，制片人回復，“給你P一張，你自己去發就行。”她只得去找大資方，求來有編劇名字的開播海報，也是唯一一張。

當年七月，程方媛詢問稿酬的事。制片方說，這部劇虧了，她投入融資的稿費全沒了。程方媛發了三個月消息，沒有回音。

三個月后，她的父親心梗惡化送往醫院急救，在120車上，程方媛撥通朋友的電話，“能不能借點現金給我？給爸爸治病。”

程方媛求來的開播海報。 圖源受訪者

“不就掛了一個別人的名字嗎？”

那一年里，程方媛陷入自責、孤獨。

她想到自己筆下的男主，這是一個勇敢的人物。他做了很多突破恐懼的事，也在最艱難的時候遇到了愛他的人，向他伸出援手，她盼望著，這個角色能給觀眾帶來希望。“我自己為什么連抗爭的勇氣都沒有？”

這并非是她一人的猶豫。“告了資方，就是得罪整個行業。”一位編劇說，這是一條沒法回頭的路。他身邊的同行把平臺告上法庭，盡管最后拿到稿酬與署名，之后和另一個平臺談合作時，對面表示，大家說不能用你。因此一些被侵權的編劇，只能想到更圓滑的解決方案，“這個項目我忍了、不得罪你，那么下個項目是不是也能用我？”

維權的阻礙，同樣出現在行業外。

沈潔指出，根據法律規定，著作權包括人身性與財產性權利。在人身性權利中，署名權是最受關注的，緊接著是發表權、保護作品不被歪曲還有修改權。這些都是創作者最基本的人身權益，不能被轉讓、剝奪。

然而在實踐中，著作權法只保護表現，也就是落在紙面上的文字，編劇們的想法和創意都是精神性的內容，取證尤為艱難。

沈潔說，何況劇本被拍攝、剪輯后，影像會和文字有很大出入。“特別是大綱，雖然是整部劇的核心想法，如果要告侵權，就要把整部劇的臺詞、人物故事線都拆解出來，如果在走向、情節上高度一致，才能構成實質性的相似。”

兩個月的時間里，她和助理把自己困在辦公室，擺好金媛媛交稿后的最后一版劇本，導演拍攝的全劇本，再在電腦上播放劇集，一句句臺詞看：每集里有多少場戲和原劇本不同，哪些是金媛媛寫的，哪些又是新編劇或劇組改動的？這才整理完了前期材料。

更大的難關來自人們的誤解。

有法官問沈潔，編劇不就是寫一個本子嗎？這個行業這么賺錢，寫一兩萬字，能拿10多萬（元）？

也有法官會說，署名到底對編劇造成了多大損失，不就是掛了一個別人的名字嗎？不就是抄內容，能有多大后果？

沈潔解釋，自己此前也有相似的認知。直到有編劇朋友叫她幫忙調整劇情。她才醒悟，做一部影視劇光劇本就要打磨一兩年甚至更長時間，每一百字情節都要思考它的合理性和走向，一兩萬字是不斷被否定、推翻、重來的結果。

至于稿酬，要平攤到這段時間里計算。劇本創作往往是團隊工作，總編劇接了活再分給團隊里其他成員。中下部的編劇稿酬遠沒有那么高。

沈潔感受到了“忽視”。“著作權法、知識產權法是專業性最高的法律體系之一。”沈潔說，真正投身于這一領域的司法從業者數量很少。

她接觸過不少法官，都是從刑事或行政法庭調配到了知識產權案件，對其中一些專業問題并不了解。有法官詢問，“你說的這個法條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目前國內北上廣杭地設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法庭。

而在好萊塢，編劇的糾紛有工會保障。署名爭議上，工會要求劇本定署名時必須通知每位編劇確認。編劇可以通過工會申請仲裁，并且只有完成劇本不少于30%創作量的編劇才有署名權。

與之相對的，卻是違法后低廉的成本。

沈潔曾做過一起盜版影片訴訟的知識產權案件，最后法院判下來的違約金不到五千元，而訴訟的成本達到數萬元以上。

“知識真的受到保護嗎？”沈潔逐漸懷疑自己的工作，她反復看新聞、看政策，明明都說要重視知識產權。

她開始勸說想要訴訟的編劇，“你們權衡一下要不要起訴，考慮一下今后會不會和對方合作？”多數編劇仍選擇在開庭前與制片方和解。他們直言，只要勞務報酬給了，一些鍋也就認了、背了。“我們的酬勞里也有一筆窩囊費。”金媛媛戲謔道。

劇集開播前，她找過平臺溝通，“能不能幫忙去和制片方協調一下？”對方沒有任何人主動過來聯系。

有制片人找到沈潔交涉，打探案子進展怎么樣了？沈潔回復，訴訟結果明朗了我們才會公布，“不是萬不得已，沒有人會走到這一步。”

編劇協會曾幫助金媛媛溝通維權。 圖源受訪者

“什么腦子才能寫出這種劇情？”

2023年6月，金媛媛的案件正式開庭。

庭審采取線上法庭的形式。金媛媛挨著沈潔坐在辦公室，心里有過擔憂。直到聽到庭審結果，她才舒了口氣。

法院的一審判決認為，金媛媛已經履行了修改劇本的義務。平臺、演員、劇組等不同主體都在開機前后對劇本提出修改意見，這些意見并非統一、穩定、連貫，而是處于難以預測的狀態。劇本驗收單純以制作方的認可作為唯一標準“有失公平”。

同時，法院駁回了“顛覆性修改”的上訴，認為開機前的修訂不屬于合同內約定的顛覆性修改支付范疇，后續與原劇本發生較大出入的劇情，使用的是新編劇的內容。

庭審后，金媛媛和制作方都對部分結果持有異議，雙方再次提起上訴。

此時，這部劇已經在視頻平臺播出，金媛媛看了每一集。

她寫的結局徹底改了。原先的劇本里，惡人都被流放，臨走前有所悔改，女主只是去送別了他們。

結果屏幕上，女主和惡人一起在屋子里大團圓。“只是替換了結局，但是整個劇的方向都變了。”金媛媛忿忿不平，“壞人沒有得到惡報，還和好人一起包餃子，女主成了一個圣女！”

還有她在前幾集劇本里埋下的一些“鉤子”，也就是鋪墊，在后面劇集中都沒有展開，導致一些小情節沒能接上。

盡管這般割裂在許多劇集中都很常見。劉琳看見，劇組后期所有人都在趕工，沒辦法把劇本做的特別細致，新編劇很容易遺漏原劇本的細節。而一些大編劇在接下項目后，有其他項目需要跟進，后續統稿也顯得著急。

一位編劇曾發現自己被替換后，新的編劇把人物設定全改了。原先人物是一個內心向往正義光明的皇上，結果制片方看到《慶余年》火了，就要求新編劇把人設改成“瘋批皇帝”，人物前后完全不同。

金媛媛仍舊感到失落，更多是遺憾的心情。她算過，編劇的生涯只是看起來很長，創作壽命實則很短。如果能順利接到項目，寫滿20年也就只有十多部作品。一些劇集也許能做得更好，更完美，一旦錯過就難以彌補。

她忍不住去看彈幕、豆瓣里的評論，一條條地翻過去。

有觀眾評論，怎么把原著的結局改成這樣，要給編劇“寄刀片”。當時根據保密條款，劇本的具體改動無法透露，金媛媛只得回復“這個鍋我不背”。

另一些觀眾寫下，“越來越弱智，探案不像探案，種田不像種田，能不能用心寫劇本！”“屢次做壞事的人能有好結局，編劇三觀不正。”微博下還有人留言，“什么腦子才能寫出這種劇情？這劇情（編劇）能要得到錢就怪了。”金媛媛沒有再回答，心里堵得慌。

而她掃了一眼片頭，新編劇以“劇本總監”的頭銜位列在她的名字之前。制作方多次宣傳，也從未提到她的名字。

2024年11月，案件第二次開庭。

這一回，法院依舊維持了原判。沈潔把判詞發給金媛媛。

法院指出，制作方在解除與金媛媛合同之前，新編劇已經參與創作工作。事后署名“劇本總監”的行為，容易造成一般觀眾的誤解，認為全劇內容均出自總編劇金媛媛之手。制作方應對合同解除負主要責任，向金媛媛支付剩余稿酬。

“終于，站著把道理講贏了。”金媛媛在微博上寫下。

這時，程方媛父親的病情逐漸穩定，她去找在電影學院進修時的老師傾訴，“這件事該怎么辦？”資深的編劇鼓勵她，你沒有做錯什么，要說出委屈，勇敢一點。

她在上網時看到了金媛媛的微博，就跑去留言、點贊，兩人加上微信。得知金媛媛的經歷，程方媛也想要站出來試試。她聯系了沈潔，向制作公司提起訴訟。

程方媛記得，公司來找過她和解，條件苛刻。她狠下心干脆不接電話，撂下一句“我有律師了，直接和我的律師聯系。”

今年3月，程方媛等到了勝訴。

盡管如此，制作方仍然不履行判決，不接電話。她和沈潔不得不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同樣，金媛媛也通過強制執行拿到了尾款。這筆錢在近億元的項目投資里，占比不到0.5%。

大結局的團圓場景。

金媛媛看到的惡評。 圖源受訪者

“影響一個人”

勝訴之后，金媛媛聽見過非議。

一些人會說，這個編劇是個“刺頭”，竟然和資方對著干，很兇很不好溝通。有編劇告訴她，被行業里的人威脅，我和你講，不要學金媛媛，她都快被封殺了。

更多時候，她看到了希望。越來越多編劇來加她的好友，還把她拉進了編劇的大群。剛進群，編劇們就開始發“撒花”的表情，紛紛寫道“這個官司贏了，我們很開心。”“會對以后其他編劇的維權有幫助嗎？”金媛媛感慨，很多人之間并不認識，大家都在為編劇的一點點勝利感到開心。

“原來站出來沒有這么難。”程方媛笑道，和想象不同，許多熟識的制片方并沒有對合作感到排斥。甚至因為維權，一些資方看到她，主動過來聯系，有項目感不感興趣？

沈潔則發現，在一系列維權的案件后，編劇們的想法有了改變。大家都討論，要在合同里注重署名的問題，不能再是模糊的一句話，而是要細化到怎么署名、在哪里署名。“盡管甲方不一定接受，至少讓甲方意識到編劇的重視，或許能保留一部分編劇們的意志。”

但在龐大的行業中，一個群體的水花仍舊微弱。

2000年初，金媛媛還在上大學。那時沒有游戲，也沒有短視頻，文學的氛圍尤其濃厚。她喜歡寫一些文章、詩歌發在校園網上，也因此認識了中文系的學姐。

對方在一家影視公司工作，問金媛媛，要不要來？“好吧，可以試試。”金媛媛說。

很長時間里，她抱著一絲造夢的憧憬，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寫出一個可好看可好看的故事了”。

開編劇會的時候，金媛媛和編劇們會大叫“哇，這個角色”“哇，這個劇情”。想到一些好玩的、好看的點，金媛媛總期待著，播出的時候肯定很爽，能炸到觀眾。

漸漸地，她面對著更多的否定、質疑。2010年后，改編熱門小說成了行業主流。她找到一個關系不錯的責編，“我有個原創要不要拿給你們公司看一下。”對方說，別給了，很容易被抄掉創意，而且沒數據，公司也不會采納。

黃蕾在2015年入職視頻平臺。她看見，劇本過會就是平臺4到5個部門根據自己的想法進行投票。當時過會的金標準是“三板斧”：大IP、大演員、大導演。只要能占其中兩個，劇本過會的幾率就極高。

“看劇本的往往是底層的策劃。一個新人編劇寫的原創劇本，大的負責人是不會瞧一眼的。”黃蕾說，等策劃看完，覺得好再一層層往上推，到執行制片人、制片人、中臺，才可能進入過會的流程。

她見到過會的PPT上，所有人都在“對標”：題材是復制最近大火的劇集，人設、氛圍感對照的又是另一部熱劇。“30而已紅了之后，某個平臺每個月能收到100部左右講述三個女生的都市劇。”劉琳苦笑道。

近年來，影視長劇又受到短劇沖擊。金媛媛也給制作公司寫過短劇劇本，對方說，這一看就是長劇編劇寫的，節奏那么慢，還忍不住要鋪墊。“我們不需要起承轉合，我們要一開始就轉，不停地轉。”“要帶著營銷號、抖音的思維，不管這里的邏輯是不是合理，反正這個點要爆起來，要夠狗血。”

金媛媛越來越茫然，她想過離開行業，卻有些心虛，自己還能做些什么？一段時間后，她再次打起精神，有了創作的熱血。

隨著行業一次次轉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停駐思考。

十余年間，沈潔成立家庭，有了女兒。她感受到，很多時候一些價值觀是通過影像最直觀地影響一個人。身邊總有朋友說，小時候的偶像劇編織了她們對情感的渴望，女兒看了動畫片，會想象自己在未來能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她期待著，法律、投資能夠發揮指引的作用，告訴行業哪些是好的內容，哪些是惡與不當，“一點點優質內容的出現，可能就會給我女兒多一點好的影響。”

如今，金媛媛時常會想，再過兩年還能接到什么項目，要不就和朋友做一個短篇小說集，這樣才能培養起IP，把版權抓在手里。她擔憂過AI帶來的沖擊，但看多了，還是覺得沒有一股“人味”。

劉琳發現，平臺和制作方也在迷茫，“復制爆款”的做法真的對嗎？大家看了韓劇《苦盡柑來》，發現慢節奏、講述真摯情感的劇本，仍然有許多觀眾能夠接受，覺得回味悠長。流量與精品或許并不矛盾，關鍵是劇本的質量是否尊重了內容與觀眾。

程方媛仍然堅持原創的想法。她總會想起年少時父母在外奔波，深夜她窩在床上編故事給自己聽。

那段時光，讓她相信有一個平行世界的存在。長大后，盡管在現實中經歷坎坷，當她回到故事里，一切還是如此美好。在這個世界，她有了掌控的權利。

（應受訪者要求，劉琳、黃蕾為化名）

原標題：《誰掌控了編劇的劇本》

欄目主編：王瀟 文字編輯：王瀟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馮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