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趙曉霞

出土于青海省烏蘭縣泉溝一號墓的王冠修復后重現光彩。

在烏茲別克斯坦納曼干州方艙內，考古人員和文保人員正在開展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劉念在實驗室開展工作。 (本文配圖除署名外均由中國歷史研究院提供)

在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大成果發布會現場展示的河北雄安古州城遺址出土的唐代陶質龍首修復實物。 新華社記者 李 賀攝

如何讓出土王冠的2582顆珠飾一一準確歸位？如何將碎成上百塊的龍首拼接起來？精細化考古與現場文物保護協同工作模式如何應用到中亞考古現場……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京發布7項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成果，給出了這些問題的答案。

上萬次精密焊接，王冠重現光彩

在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館，一頂珍珠冕旒龍鳳獅紋嵌寶石王冠靜靜陳列于恒溫展柜中。冠體上翼龍昂首、立鳳振翅、雙獅護佑，珍珠冕旒如星垂落。從王冠造型上看，龍紋、冕旒源自中原文化，立鳳、雙獅造型帶有中亞風格，印證了青海“高原絲路樞紐”的文明交流融合特質。

時間回到2018年。從這一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海西州民族博物館、烏蘭縣文體旅游廣電局聯合對青海省烏蘭縣泉溝一號墓進行發掘。2019年，聯合考古隊經過嚴謹縝密的考古發掘工作，在該墓的墓室內發現了隱藏的暗格，暗格中出土了一頂吐蕃時期王冠。

歷經千年歲月，王冠在出土時幾乎“支離破碎”，整體發生了嚴重的腐蝕劣化。“王冠的金屬胎體脆弱到了極點，厚度不足200微米，差不多就是3張A4紙那么薄，輕輕一碰就會斷裂；王冠前方垂墜的冕旒寶石串珠形制湮滅，原本的樣子完全無法辨識，紡織品內襯也整體嚴重損壞，文物已經完全喪失結構穩定性，存在嚴重的保存風險，可以說，保護修復工作面臨的技術難度直接‘拉滿’。”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文物保護修復實驗室負責人黃希如是介紹王冠出土時的樣子。

由于長期埋藏，王冠額前垂墜的珍珠冕旒串珠已散落如沙，黃希所在的文物保護修復團隊借助X光透射成像、平板CT等無損技術手段對冕旒進行分析，并在室內清理過程中識別保留原始結構的局部單元，明確記錄每一顆珠飾的排列順序與連接關系，最終將2582顆珠飾一一準確歸位。這是目前通過科學發掘、保護修復，準確復原的編串結構最為復雜、單體珠飾數量最多的古代禮儀性珠串組合。

“經過上萬次的精密焊接，王冠和冕旒的形制與精美紋飾得到恢復，高原絲路文明之冠再次煥發出千年前的燦爛光彩。”黃希說。

回看此次修復，文物保護修復團隊面對的是“多材質、高脆弱、強腐蝕”三重難題。面對難題，團隊借鑒了“考古地層學”理念，利用多學科技術手段，通過文物清理與保護性拆解，對王冠各部件本體結構、疊壓組合關系等進行準確分析和記錄；在文物病害和腐蝕分析的基礎上進行保護材料和修復方法的研究，比如創新研發出針對金銀合金、鎏金質文物的專用補配修復方法。“結合前兩步工作，對王冠的多材質構件連接組合關系進行復原研究，開啟了一場精密的‘文物手術’，最終恢復王冠原貌。”黃希說。

還原唐代龍首建筑構件原貌

在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成果發布現場，兩個出土于河北雄安古州城遺址18號建筑址的唐代陶質龍首陳列于展柜中，引來不少與會嘉賓的關注。其中一件頭頂正中生出一根獨角，獨角上還帶有6個螺旋“小犄角”，既靈動又勇猛。而在去年10月28日剛出土時，它們還是上百塊碎塊。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去年11月3日，出土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實驗室考古方艙。如何拼接是劉勇和其他課題組成員面臨的一大挑戰。

他們首先用科技手段為兩個龍首做了“全面體檢”，了解了其制作流程——龍首是使用較純的高硅黏土，添加秸稈等有機羼和料及碎陶塊，先塑龍首上頜和鼻子，以此為支撐再塑眼睛及額頭部位，再經高溫燒制成型。表面大面積使用含鉛白色顏料進行繪制，眼珠用含錳的紫黑色顏料繪制，眼線使用含銅的綠色礦物繪制，眼珠和眉部交接處使用朱砂進行繪制。這說明，唐代工匠在制陶、彩繪工藝、雕塑技藝方面都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劉勇介紹，為了讓千年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采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熒光分析、三維激光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成功修復了2個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筑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筑垂脊寬度達45厘米、戧脊寬度達30厘米，可以想象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龍首雄渾有力、勇猛威嚴，為中國古代龍形象增添了新類別，為研究唐代龍首建筑構件提供了重要材料，為龍文化形象的演變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據，也進一步實證了雄安新區千年歷史文脈傳承。

展示精細化考古與現場文物保護協同工作模式

帕米爾高原西側的費爾干納盆地地處古絲綢之路要道，曾是東西方文化交匯之地。2024年，中國—烏茲別克斯坦聯合考古隊在位于該盆地的蒙扎鐵佩遺址考古發掘取得了新的突破。

遺址中有多人合葬墓，由于被水沖刷，上層遺物堆積散亂，文物質地脆弱，為遺存辨識和文物保護帶來困難。今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下設的“一帶一路”科技考古聯合實驗室成員奔赴蒙扎鐵佩遺址，開啟了文保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綜合保護實驗室)負責人韓化蕊是成員之一。

“我們先在烏方協助下搭建起了臨時方艙，但方艙無法滿足工作條件，就把北京的實驗室‘拆解重組’，精選了便攜設備，必要的材料，搭起一座移動保護實驗室。”韓化蕊說。

在韓化蕊看來，他們是將精細化考古與現場文物保護協同工作模式應用到了中亞考古現場。比如，聯合考古隊中方隊員采用整體套箱技術，將這些脆弱遺存完整封裝，既最大程度減少移動對文物的損害，又為后續的精細化研究保留了原始堆積信息，真正實踐了“發掘即保護”的學術理念。

對出土金屬器的處理是蒙扎鐵佩遺址文物保護的一個重要環節，文保工作團隊的做法是對脆弱的器物進行現場清理加固，提取后又通過除銹處理讓大量耳環、墜飾等文物重現光彩。其中最令人驚喜的發現，是一枚五銖錢，經過保護處理后，錢幣上“五銖”兩個字清晰可辨。這也是此次發現的最直接的古代東西方交流證據。更特別的是，這枚銅錢是墓主人佩戴的裝飾品，已經超越了貨幣流通的價值，生動展現了中華文化在中亞的傳播與影響。

此外，在此次文保團隊中主要負責紡織品保護的紡織考古實驗室負責人劉大瑋通過及時用絲網加固保護，結合出土位置和遺存形制判斷，還發現了大量服裝結構部件。絹、錦、縑、布等多種紡織品的出土，尤其是織錦的發現，為研究絲綢之路的紡織品傳播和紡織技術發展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韓化蕊表示，在綜合了多學科研究工作的基礎上，本次現場文保工作為研究古代絲綢之路東西方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新的佐證，同時也向烏方展示了中國的精細化考古發掘和現場文保協同理念及技術，為“一帶一路”考古合作開辟了新路徑。

蜻蜓眼式玻璃珠印證“前絲綢之路”文化交流

小小的玻璃珠背后蘊含著怎樣的信息？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劉念關于中國早期玻璃珠飾溯源的一項研究成果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答案。

據劉念介紹，泡堿玻璃是一種以天然泡堿為助熔劑原料的鈉鈣玻璃，它最早出現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埃及，隨后擴散至地中海沿岸及歐洲地區。這種精美的珠飾，不僅是裝飾品，更是亞歐大陸文明交流的“硬通貨”。

在中國，泡堿玻璃集中發現于春秋末至戰國時期的湖北、河南、甘肅、新疆等地，其中以蜻蜓眼珠為主要形制，兼有少量單色珠。

這些玻璃從何而來？根據現有研究，中國發現的早期泡堿玻璃應產自地中海東岸，對于其進入中原地區的傳播路線，學界目前認知模糊。傳統觀點認為，中原地區出土的泡堿玻璃可能經由歐亞草原直接輸入，但這一觀點缺乏系統性證據支持。

現有考古證據表明，至遲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新疆地區就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傳播重地。自公元前一千紀以來，伴隨游牧文化的興起與擴散，該地區人群活動范圍顯著擴大，區域間文化互動不斷深入。那么，來自地中海的泡堿玻璃是否可能經由新疆傳入中原呢？雖然前人已對新疆出土的單件泡堿玻璃開展過個案分析，但泡堿玻璃在新疆的整體分布特征、工藝屬性及其傳播路徑的研究仍存明顯缺環，這導致泡堿玻璃東傳的完整鏈條始終未能清晰構建。

劉念的研究針對的正是新疆早期鐵器時代4處遺址出土的25件蜻蜓眼式玻璃珠，采用主、微量成分分析與顯微CT技術，揭示其源頭與傳播路徑。研究結果表明：這些玻璃珠源自黎凡特初級生產中心，其與甘肅馬家塬戰國墓樣本的成分和器形基本一致，實證泡堿玻璃經新疆—河西走廊傳入中原的西北路徑。

“這一結論具有重要意義，以科技證據鏈進一步印證了‘前絲綢之路’的存在，為早期亞歐文明互動提供新的關鍵實證。”劉念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布的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重大成果包括重要文物修復成果、“一帶一路”中外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合作成果、重要研究闡釋成果3大類共7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