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在副團長的位置上，已經整整四年了。想想當初從小縣城一起出來當兵的七十八條漢子，提干的有六個，而晉升副團級，則唯有我一個。

想想我一個農村出身的小子，能有如此成就，也算是祖墳冒青煙了。

當然，我還想再進一步，畢竟“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年初，團長、政委都一致向師黨委推薦了我，我也覺得自己應該不久就能由副轉正了。

可偏偏就在這當口，師里空降了趙祥，比我小兩歲，頂了團長的位置。那陣子，我心頭堵得比營區外那堵夯土墻還結實。

論資歷，我比他深；論演習場上摸爬滾打的成績，他未必能壓我一頭。可軍令如山，那紙調令像塊冰，把我心里那點熱乎氣兒徹底澆滅了。年底轉業，成了板上釘釘的事。

臨走前，我揣上兩瓶珍藏多年的好酒，去敲開了老連長（如今已是師副師長）的家門。當年要不是他力排眾議，我這泥腿子兵哪能穿上四個兜的干部服？這份恩情，沉甸甸壓在心里許多年。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老連長那布滿風霜的眼睛，像探照燈一樣掃過來。他重重放下酒杯，聲音沉得像營房熄燈號：“鋒子，你那事兒，是我摁下的。”

這話像顆子彈，猝不及防地打穿了我最后一點僥幸。他肯定了我的本事，可話鋒一轉，直戳我的軟肋：“你小子，猛是真猛，可做事太沖，總愛拔尖出風頭！如今要建現代化部隊，光靠蠻勁兒不行，得有章法、有眼界。人家趙祥，軍校的底子，做事穩當又果斷，更合適。”

他指了指窗外，“這新裝備、新打法，你摸得透嗎？”

那晚的酒，突然變得又苦又澀。我悶頭灌下去，喉嚨里火燒火燎，腦子里卻像被潑了盆冰水，前所未有的清醒。

原來，自己引以為傲的“猛”，在別人眼里，不過是莽撞的“沖”；自己覺得是敢打敢拼的“亮劍”，在別人看來，不過是愛出風頭的“冒尖”。

老連長的話像把精準的手術刀，把我那點不服氣的外殼剝得干干凈凈，露出了底下自己都未曾正視過的“舊”和“躁”。

這頓酒，喝得我脊梁骨發涼，卻又莫名地，從里到外透出一種卸下千斤重擔般的輕松。

臨別，老連長拍著我的肩，語重心長：“到地方上，這炮仗脾氣得改！記住你穿過軍裝，到哪兒都給我站直了，一步一個腳印，踩實了走！”

揣著這份沉甸甸的“診斷書”和臨別贈言，我回到了老家縣城。組織上體恤，安排我去縣直機關。

可那四平八穩的辦公室椅子，我一坐上去就覺得渾身骨頭縫里都往外冒刺。眼前總晃動著老連長那雙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睛。

鬼使神差地，我竟主動請纓，一頭扎進了縣里那個半死不活的酒廠。

第一次走進酒廠大門，那股混合著劣質酒精、糧食霉變和絕望氣息的味道，差點沒把我頂個跟頭。

倉庫里積壓的酒壇子落滿了灰，像一排排沉默的墓碑；車間里那幾臺老掉牙的機器，喘氣聲比得了肺癆的老牛還粗重。

銷售科的人蔫頭耷腦，遞上來的報表數字，慘淡得讓人不忍卒睹。

這哪里是酒廠，分明是口巨大的、等著埋人的棺材！

我這“三板斧”的脾氣，在部隊是缺點，到了這積重難返的酒廠，倒意外地成了刮骨療毒的猛藥。

管他什么盤根錯節的關系網、尸位素餐的“老資格”，我掄起改革的大斧就砍了下去。精簡臃腫的科室，裁撤冗員，手起刀落，毫不含糊。

廠里那幾臺比我爹歲數還大的老設備，被我咬牙當廢鐵賣了，勒緊褲腰帶引進了新生產線。

銷售科那幫混日子的，被我逼著扛上酒壇子，撒向周邊縣市，不打開銷路就別回來！

廠子活了，像垂死的病人被一劑猛藥硬生生拽回了人間。

兩年，僅僅兩年，賬面上那觸目驚心的紅字消失了，工人們臉上有了笑模樣，工資袋也重新鼓了起來。

可我這“三板斧”砍下去，痛快是痛快，砍斷的又何止是腐朽的枝蔓？那些被我動了的“老資歷”、斷了財路的“關系戶”，背后戳我脊梁骨的手指，怕是能編成一張密密麻麻的網。

我知道，這酒廠的“太平”，是拿我自己的“不太平”換來的。

1992年，南巡講話的春風刮得人心頭癢癢。我站在剛剛恢復元氣的酒廠院子里，抬頭望著南方那片被傳說鍍了金的天。廠子活了，可我心里那點“沖”勁兒，又在蠢蠢欲動。

停薪留職下海創業的風刮得正猛，像無數雙手在背后推搡。我遞上辭職報告時，縣工業局局長那錯愕又惋惜的眼神，像針一樣扎了我一下。他張了張嘴，最終只化作一聲長長的嘆息：“你這性子啊……也好，出去闖闖吧。”

后來，酒廠終究還是沒能挺住，倒在了時代的潮水里。這消息傳來時，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說不清是慶幸自己早一步抽身，還是為那些老工友和那個曾傾注心血的地方感到一陣鈍痛。

揣著酒廠那兩年攢下的辛苦錢和一股子破釜沉舟的勁兒，我擠上了南下的綠皮火車。

廣州的空氣都彌漫著金錢和機會的味道，灼熱、喧囂，令人眩暈。

我倒騰過服裝，在那五顏六色的布料堆里，學會了看人眼色、討價還價；販賣過電器，扛著沉重的電視機箱子穿梭在狹窄的檔口，汗水浸透了廉價的襯衫。每一分錢都帶著汗堿味，每一筆小生意都像一場短兵相接的戰斗。

老連長那句“一步一個腳印”的叮囑，在現實的泥濘里被反復踐踏又艱難地撿起。

一次筋疲力盡地蹲在街邊吃盒飯，抬眼看見對面新開張的酒店燈火輝煌，西裝革履的客人進進出出。

那一刻，仿佛一道閃電劈開了混沌——經濟跑起來了，人就得住啊！這念頭一起，再也按捺不住。拿出全部積蓄，又拉上兩個同樣被時代浪潮沖得暈頭轉向的戰友，我們盤下了一棟舊樓，手忙腳亂地掛上了“南粵居”的招牌。

刷墻、買床、培訓服務員，三個人累得像三條脫水的魚，眼睛里卻燒著火。

開業那天，看著大堂里終于有了稀稀拉拉的客人，我們仨躲在柜臺后面，就著自來水啃冷饅頭，那滋味，竟比酒廠扭虧為盈時還甜上幾分。

這小小的“南粵居”，竟成了我人生真正的轉折點。它像一塊磁石，吸引著南來北往的客商，也吸引著滾滾而來的財富。

有了這第一桶金打底，膽氣更壯了。

幾年后，當“白云大酒店”的招牌在更繁華的地段豎起來時，我已經能從容地穿著西裝，和銀行的經理談笑風生。再后來，那“白云”二字，竟像種子一樣，在好幾個大城市扎了根，開出了五星級的花。

當年在軍營里對著沙盤推演戰術的手，如今在更廣闊的“戰場”上，排兵布陣的，是資金、是人才、是瞬息萬變的市場風向。

如今，孩子們早已接過了我手中的“指揮棒”，在商海的風浪里揚帆。我則徹底退到了幕后，像當年老連長那樣，成了個偶爾指點江山、更多時候含笑旁觀的老兵。窗外的城市霓虹閃爍，車流如織……

夜深人靜，我時常摩挲著保存至今的老式軍裝。當年老連長那番話，初聽如冷水澆頭，細品卻是金玉良言。戰場與商場，看似天壤之別，骨子里竟都講究一個“識時務”——識自己的長短，識潮水的方向。

若沒有那當頭棒喝，我或許還在舊軌道上橫沖直撞，撞得頭破血流；若沒有那“一步一個腳印”的叮囑，在商海浮沉中，我也許早就迷失在快錢的泡沫里。

人生最深刻的突圍，有時并非戰勝外敵，而是馴服心中那頭莽撞的獸；最珍貴的勛章，未必是肩章上的星，而是歲月在心上刻下的那份清醒與韌勁。

人生的路很長，每一步，都必須要踏在自己認準的泥土上，無論軍營的沙場，還是商海的波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