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大江東工作室】
5月8日,著名古文字學家、古文獻學家、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先生在上海逝世,終年90歲。
在即將迎來120周年校慶的復旦大學,最高建筑光華樓有一道引人矚目的風景線:西主樓27層的燈光,往往會亮到深夜,乃至通宵達旦。這里,就是裘錫圭于2005年率團隊創立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20年12月12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以《光華樓的風景線》為題,記錄了裘錫圭與研究中心年輕人的故事。
作為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領域的泰斗,裘錫圭雖然晚年飽受眼疾困擾,仍堅持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他帶領的學術團隊,深耕“冷門絕學”領域的學術成果不斷涌現,獲得“全國高校黃大年式教師團隊”等諸多榮譽。裘錫圭先生如同“光華樓上不滅的燈火”一般,令人感佩和敬仰。
一輩子研究出土文獻和古文字
裘錫圭的祖籍是浙江寧波,1935年出生于上海。高中時,裘錫圭對清代史產生濃厚興趣。1952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當時,古史分期問題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通過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他認識到,若想深入研究上古社會性質,必須依靠出土的古文字資料,因此決心專注于古文字的學習。
那時,古文字書籍大都賣得很貴,非窮學生所敢問津。裘錫圭只能通過借閱圖書館書籍、抄錄和摹錄甲骨拓本來學習古文字。大學四年中,他放棄午休,利用課余時間潛心研究,甚至星期天也多在圖書館度過。他抄錄了《殷虛書契考釋》《卜辭通纂》等重要書籍,并摹錄了大量甲骨拓本,以此提升辨識甲骨文和運用甲骨文資料的能力,同時也采用了類似的方法學習金文。
1952年,裘錫圭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
研究生階段,裘錫圭師從胡厚宣教授,專攻甲骨學與商代史。1960年研究生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從助教做起,逐步晉升為副教授、教授,擔任博士生導師,并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
2005年,裘錫圭帶領團隊回到復旦大學,出任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當時我們的語言文字學正欠缺古文字學這一方向,裘先生的到來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時任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文科資深教授陳思和回憶。
裘錫圭畢生從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兼及文字學、古文獻、古代史、思想史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豐碩,為世人矚目。他參與的重大出土文獻整理工作,包括馬王堆漢墓帛書、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睡虎地秦墓竹簡等,并完成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簡、曾侯乙墓出土文字資料等出土戰國文獻的整理工作。
20世紀70年代初,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大量帛書、帛畫、簡牘等珍貴文物,舉世震驚。其中,有字簡帛文獻達50余種,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2014年,由裘錫圭主編,湖南博物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對這批珍貴資料作了系統整理與注釋。這一成果問世后,在學界引起重大反響。此后10年間,裘錫圭帶領團隊在充分吸納新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對這批文獻資料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于2024年出版了集大成之作——《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修訂本)》。
裘錫圭廣泛涉獵殷墟甲骨文、兩周青銅器銘文、戰國文字(璽印、貨幣、簡帛、玉石等)、秦漢文字等門類,尤其擅長考釋古文字資料中的疑難字詞,所釋甲骨文中的“遠”“邇”“害”“柲”“弋”“虣”“畀”“求”“以”“因”“衍”“侃”等字,金文中的“履”“建”“紳”等字,戰國文字中的“市”等字,都為學界廣泛接受,并成為定論。
他撰寫的《論“歷組卜辭”的時代》《關于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等文,極大推動了甲骨學的研究進展;所撰《戰國貨幣考(十二篇)》《戰國文字中的“市”》《〈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緒言》等文,是戰國文字研究的典范之作。他的《文字學概要》一書是中國文字學領域的權威著作,出版以來先后印過40余次,總印數達25萬冊以上,并有英文、日文、韓文等多種譯本出版。學術論文集《裘錫圭學術文集》及其續編,收錄了他的大量重要研究成果。
裘錫圭工作照。
“手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裘錫圭曾提出治學需具備三種精神:一是實事求是,二是不畏艱難、持之以恒,三是在學術問題上對己嚴格、對人公平。他注重自我糾錯,曾公開承認并糾正自己對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鳥形盉銘文的誤讀,并在編纂文集時主動標注錯誤之處。他的學術品格和嚴謹作風,為學界樹立了榜樣。
“裘先生對學術的熱愛和高要求,是我們必須傳承下去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說。
因長年伏案工作,裘錫圭飽受眼疾困擾。90歲高齡的他,盡管精力大不如前,卻依舊每天工作2至3小時。“他說,我現在心里很焦急,手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前不久去探望裘錫圭的陳思和回憶說。
裘錫圭口中讓他牽掛不已的事,便是完成《老子》簡注工作。退休后的他,重點專注于《老子》簡注工作。就在今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紀念日前夕,他還表示,“我雖然已退休多年,但蒙學校領導和中心同仁不棄,還能和大家一塊兒從事科研工作,這讓我很高興。我希望能在中心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如期完成我所參加的《老子》注釋項目。”
通過對上世紀70年代以來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兩種《老子》帛書、荊門郭店戰國楚墓發現的《老子》簡以及本世紀北京大學入藏的西漢中期墓葬《老子》簡等前三種《老子》古本的整理和深入研究,裘錫圭對《老子》文本及思想逐步產生了新的理解。以《老子》今本第十三章的“寵辱若驚”為例,他指出“驚”實為“榮”字誤讀,其真正含義是“把辱看得跟榮一樣可貴”,與“貴大患若身”相對應,后者表達的是“把大患(實指死)看得與生一樣可貴”。
裘錫圭工作照。
1995年出版的《中國文字學史》通貫古今,其中裘錫圭的學術成果占了相當大的篇幅。書中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甲骨文字考釋上成就最大的是裘錫圭,“其所寫的古文字考釋文章,精彩紛呈,很少出現問題。考釋命中率很高”。
“這是因為裘先生對文字發展的全貌有深刻認識,對許多漢字的形式、時代、內容、性質、史實背景,都有相當精到的研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陳劍說,用這樣的態度去做學問,取得這樣的成就不奇怪。
裘錫圭還有一個習慣,寫卡片。卡片由大紙裁成,記錄研究心得,寫好后按不同的問題加以歸類。看到新材料或新說法,哪怕是某人某個意見,也隨時補入。幾十年的光陰,裘錫圭就這樣爭分奪秒,記錄了無數張卡片。
“創造學術第一的氣氛和學風”
裘錫圭回到復旦大學時已70歲,除了帶研究生,學校并沒有安排他給本科生上課,但他主動提出要給本科生講一個學期的《古文字學》,一時全校轟動。后來即使他“當中從不下課,每次都拖堂”,樓道里仍站滿了慕名前來旁聽的老師和學生。
“裘先生授課非常嚴謹,邏輯清晰,層次分明,備課非常認真。”當時,出土文獻中心研究員周波作為助教,每節課前都要到裘錫圭寓所取需要分發的資料,每到先生家中,他總會看到他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斟酌改定講稿,“到上課的前一天,裘先生就不干別的事情了,只為次日認真備課。”裘錫圭受邀講座的手寫大綱字跡工整,當時分發的復印件至今仍被不少學生珍藏。
晚年的裘錫圭在特制書桌上伏案工作。
裘錫圭家中有張特制的書桌,高約1米。校稿時,他摘掉眼鏡,低頭貼近紙面,仔細審閱。他曾說,由于視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自己難以再做拼復工作,“《集成》得以出版,青年學者是主力。”
一直以來,裘錫圭都很重視學生,對于他們的想法總會公平對待、一視同仁。劉釗回憶,自己曾在讀研究生時向裘先生寫信,希望能幫自己找一篇文章,沒想到當時已是古文字學泰斗的裘先生居然很快就將復印件寄來了。
更令人津津樂道的,還有三輪車夫蔡偉。這位當時僅有高中文憑的古文字愛好者,在閱讀裘錫圭發表于《文物》的《〈神烏賦〉初探》一文后,對文中“佐子”一詞的釋義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佐子”應理解為“嗟子”,并致信裘錫圭。裘錫圭十分認可蔡偉的解釋,不僅發文更正,還邀請他參與《集成》一書的編纂。“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裘錫圭,后來還聯合其他教授向教育部推薦,使蔡偉得以破格錄取為復旦大學博士生。
“如果我端一次架子,可能年輕人以后就不和我說了,那得有多大遺憾?”裘錫圭曾說,年輕人如果對學術有真正的愛好,又有一定的基礎,只要勤奮學習工作,并非一定要二三十年才能“出師”,有些十年左右就能達到很高水平,“一個學術單位有責任培養年輕人,創造學術第一的氣氛和學風。”
裘錫圭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人員合影。
任教60余年,裘錫圭培養了眾多優秀的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如今,他所帶領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也已步入第20個年頭。20年來,中心逐步建立起特色化創新性培養體系,不斷為這一學科發展注入新鮮血液,培養了200多名研究生,出版了百余種學術著作,獲得了近30項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和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以及60多項其他重要獎項。團隊已形成老中青相結合、研究方向全面且交叉互補的合理結構,其中不乏首批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一級教授、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國家級及省市級人才等。
80多歲時,裘錫圭堅持每周抽出3個下午,通過平板電腦跟學生溝通商討、給予指導。
斯人已逝,風骨長存。裘錫圭先生對學術的執著熱愛和嚴謹態度,為后輩學者樹立了不朽的豐碑。他的學術精神與研究成果,也將指引后人前赴后繼,推動“冷門絕學”在新時代煥發新生。
附:《光華樓的風景線》
(原載2020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
圖為古文字學家裘錫圭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年輕人。
最近,由中宣部牽頭、八部委聯合推出了“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在目前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學界,“70后”學者已是最大群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年輕學者,是這個群體中的代表。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有13位“70后”和“80后”研究人員,其中8位是在中心讀博后留校工作的。當初在中心讀書時,他們常通宵讀書、討論問題。
陳劍教授是這群年輕人的代表。他以學問為愛好,埋頭苦讀、沉心研究。古文字中的疑難字詞考釋最見功夫,也最費功夫,研究一個字往往需要貫穿從甲骨文到秦漢文字的文獻,他樂此不疲。他還是簡帛編連和綴合的高手,在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傳世典籍方面也有很多精彩發現。
同學們都愛上陳劍的課,他對材料的熟悉程度和考釋字詞的“資料長編”,令人嘆為觀止。他常常為學生、為其他研究人員看文章、改論文,即使擠占了自己的研究時間。他對別人請教問題的回復,常常就可視作一篇完整的好文章。
古文字學家裘錫圭是該中心的創立者,中心學風也深受裘錫圭影響。他常說治學要有三種精神,一是實事求是,二是不怕苦、持之以恒,三是在學術問題上對己嚴格、對人公平。這三種精神已經在年輕人心中打上了深深烙印。
裘錫圭經常和陳劍等討論問題,陳劍有時會說,“裘先生您說得不對”。在旁人看來,也許有些驚愕,而在中心,這樣的場景卻很常見。裘錫圭常常根據最新的文獻檢審自己過去的研究,隨時進行文獻的補充或改正。這種對治學的孜孜以求,在中心已漸成風氣。
中心的年輕人術業有專攻,各有方向。張小艷教授專門研究敦煌學,在敦煌文獻字詞考釋上有很深的造詣。她辦公室的燈光總是亮到最晚,包括節假日。
張富海和蔣玉斌是從外校引進的人才。兩位研究各有獨到之處。張富海的特長是音韻學和古文字的深入結合。以往古文字研究對音韻學的利用基本上還處在低級階段,存在著不講音理、忽略與中古音的聯系和不顧及音韻發展等問題。張富海以扎實的古文字學功底,結合深厚的音韻學素養,把古文字研究中利用音韻學的原則和方法,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蔣玉斌的專長是甲骨文研究和金文研究,尤其是甲骨文考釋和甲骨綴合等本體研究。他的成名作《釋甲骨金文的“蠢”——兼論相關問題》一文,獲得由國家社科基金辦公室主持的“甲骨文釋讀優秀成果獎勵計劃”唯一的一等獎。這篇文章被學界認定為“近幾十年來考釋古文字最成功的文章之一”。
同是做古文字研究,大家逐漸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在各自的領域建立了學術的坐標。
在利用出土文獻研究古書的形成、源流、分類、年代、真偽、體例、校勘和解讀方面,劉嬌頗有心得。謝明文副研究員在甲骨、金文字詞考釋上有很多引起學界重視的成果。張傳官副研究員對出土文獻中的字書研究頗為深入,尤其對《急就篇》《倉頡篇》的研究在學界深有影響。他的《急就篇校理》一書,是利用出土文獻對傳世典籍進行校釋新證的成功之作。鄔可晶在古文字考釋、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古書和研究古代學派及思想等方面頗有建樹。石繼承專注于秦漢文字研究,在璽印、陶文、封泥的研究上有不少獨到發現。蔣文在《詩經》新證上用力甚勤,她的博士論文《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詩經〉文本的校勘和解讀》得到了學界好評。
這是一個團結的集體。有人寫了文章大家都會互相傳看,征求意見,貢獻思路,補充資料,以免失誤或漏引。一個團結的集體,是能夠按時保質完成集體項目的必要條件。由裘錫圭主編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一書,參與主體就是中心的年輕學者。《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一書出版后,先后獲得“上海市第十三屆優秀社科成果評選”特等獎、“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等多種獎項。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為古文字研究所吸引,他們的學術之路越走越寬。
(本文圖片均為復旦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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