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案。韓某在尹某的安排下，前往某羽毛球館安裝窗簾，意外從4米高梯上墜落致九級傷殘，事發一年半后仍無法從事體力勞動，而其13歲的女兒得了骨瘤急需賠償款做手術。一審法院判決尹某賠償韓某60余萬元，尹某不服提起上訴，并表示無法履行如此高額的賠償金。二審法官兼顧情與法，組織雙方調解并達成一致，尹某于半年內分兩筆款項支付韓某46萬余元，且需15天之內先給付13萬余元，用于韓某女兒的手術。

工人安裝窗簾意外從高梯墜落 13歲女兒患病急需賠償款作手術

38歲的韓某受尹某安排，前往某羽毛球館安裝窗簾。在按照尹某指示開展工作時，固定繩突然斷裂，15米長的厚重窗簾在下墜時將韓某從4米高梯上帶落受傷，導致了韓某九級傷殘。事故發生一年半后，韓某還是只能在家靜養，無法從事體力勞動。更雪上加霜的是，他13歲的大女兒還患有腦瘤，急需一大筆手術費。

無奈之下，韓某將尹某告上法庭，要求賠償60余萬元。一審法院經審理，認定尹某系雇主并承擔全部賠償責任，韓某無過錯，判決尹某賠償韓某醫療費、殘疾賠償金等共計60余萬元。一審判決后，尹某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法庭上，韓某哽咽懇求道：“法官，我是家里的頂梁柱，我有4個子女需要撫養，大女兒才13歲，就得了骨瘤，現在急等著這筆賠償來交手術費。我還有78歲的老母親也指著我養呢，求您讓老尹趕緊賠我錢吧……”

“法官，我就是個小包工頭，我真的付不起那么多錢。”上訴人尹某滿臉愁容，聲音中帶著幾分無奈與苦澀。

雙方對責任歸屬各執一詞 法官當庭組織調解未果

“我和小韓之間應該是無償幫工關系，我看他干活辛苦，大家互相幫襯，不能因為這一次的意外，就把所有責任都算在我頭上啊，羽毛球館經營者王某也應該承擔責任。”尹某委屈地訴說著自己的難處，希望法官能理解他的處境。

“我承認，小韓是在跟我干活的時候受的傷，但他自己也有疏忽的地方啊。他常年干這行，應該清楚高處作業的危險性，當時要是他系好安全繩，說不定就不會摔得這么嚴重。我覺得他自己也得承擔一部分責任。”尹某情緒激動，想為自己爭取更多權益。

然而，尹某的這些話語卻讓韓某的情緒也激動起來：“你怎么能這么說？我是按照你的指示去干活的，出了事你卻想推卸責任！我家里現在都快過不下去了，女兒等著手術費救命，你卻在這兒說這些！”

法庭內的氣氛瞬間緊張起來，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田子陽法官在庭審中認真傾聽各方陳述，仔細審查證據，對案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對焦點問題的認定有了明確方向。他明白，簡單的判決并不能真正地實現案結事了，高額的賠償金尹某無法履行，而韓某的女兒又急需手術費治療，這種情況下，調解無疑是解決雙方當事人困難最快、最有效的方式。

庭審中，田子陽當庭組織調解工作，但是各方的分歧仍較大，最終未能當庭達成一致的調解方案。不過，通過當事人的庭審表現和對案情的深入剖析，他對裁判思路有了清晰預判，也對后續調解工作有了信心。他向當事人釋明相關風險后，悉心勸告各方當事人庭后再仔細考慮一下調解方案，尹某和韓某也都表示愿意再作斟酌。

二次庭審調解達成一致 孩子急需的手術費終于解決

庭后，韓某、尹某經過仔細考慮，均表達了希望法院安排二次庭審并進一步協商調解方案的請求。田子陽考慮到雙方意愿，應當事人的請求，并在初步預判雙方的調解方案越來越接近的情況下，安排了二次庭審。

調解現場，田子陽法官拿著雙方的微信聊天記錄和轉賬記錄，向尹某詢問：“老尹，你說韓某是幫忙，可過去幾年你多次給他按工時轉賬，這怎么解釋？”尹某訴苦道：“那也不能說韓某受傷，他自己一點過錯沒有吧？我們這些小工頭現在也很不容易，我一下子真拿不出60多萬元，怎么著也得一年才能給韓某湊些錢……”

田子陽又轉向韓某：“韓師傅，您常年從事勞務工作，應該知道4米高處作業要系安全繩、戴安全帽，當時為什么不佩戴呢？”韓某摸著變形的腕關節哽咽著說：“我想著快點干完接下一單……我現在急需用錢給女兒治病，我真的很難……”

面對雙方的困境，田子陽法官組織了多輪調解。今年2月，經過反復釋法析理，在田子陽法官的不懈努力下，韓某和尹某最終達成一致：尹某于半年內分兩筆款項支付韓某46萬余元，且需15天之內先給付13萬余元，用于韓某之女的住院手術急需費用。目前，韓某女兒的手術費已經到位，他心上的大石頭也終于落地。

“司法裁判不僅要明辨是非，更要‘號準’并理解當事人的難處，盡量設身處地尋求破解良策、開出‘良方’。調解的意義，在于讓各方當事人盡量換位思考，在互諒互讓中找到溫暖的平衡點、最大公約數——既堅守自己核心利益，又解他人急難，讓法理與情理同頻共振，讓‘兩難’變成‘雙贏’。”田子陽說。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戴幼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