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輝在直播間高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時，他被萬千粉絲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偶像”。

而自媒體人聶圣哲痛批董宇輝：“如果說說董宇輝是當下青年人的榜樣，那我們的年輕人是沒有希望的！我們的青年是頹廢的、我們的青年是自私的、我們的青年是沒有未來的”。

“端著文化人的架子，行消費主義之實”時，這場爭議瞬間點燃各大網絡平臺。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北宋張載的古詩《橫渠四句》讓人如癡如醉，歷史名流把它視為最高的精神圖騰，各朝各代的帝王將相把它當做治國理政的理想。中國歷史上更多的是把它包裝成社會規則最強話術，或者異化成當官發財的貞節牌坊。

《橫渠四句》自從登上舞臺，上至大宋皇宮內院，下至青樓茶舍！無論是舞文弄墨的儒家學子，還是街頭叫賣的商販，都喜歡用它來裝點門面。

張載《橫渠四句》是孔子《論語》的精華版，它之所以暢銷海內外！無非是敘事宏大，是一種精神理想。22個字無一處著眼于下，但無論是《論語》也好還是《橫渠四句》也罷，每一個文字都沒有脫離社會規訓，和道德說教的束縛。

你可以拿它在書房里精心磨礪意志，但是你不能拿出來顯擺說教育人。因為，你做不到！

什么叫為天地立心？張載認為人是天地之心，這是以人為中心的自然觀。可惜的是，張載的論述止步于此！他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沒有提出來，自然以人為中心，那么人的自然權利有哪些？

要知道，比張載還早1100年，古羅馬著名的哲學家西塞羅就已經提出，人的自然權利超越一切普遍的法則。人的自然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等等基本權利。這些權利生來就有，是自然社會賦予的。因此，人類制定的三綱五常各種法律，就不能侵害這些自然本身賦予的權利。不保護自然權利的法律就是人類的惡法，這才是為天地立心的應有之義。很顯然，北宋士大夫們為女人纏足裹小腳絞盡腦汁煞費苦心，不是為天地立心。

什么叫為生民立命？張載認為士大夫們要關心民生，實行仁政，通過教育、禮制、來幫助老百姓改善生活。可惜的是，張載的論述依舊犯了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被譽為最偉大的黑人知識分子托馬斯·索維爾，就犀利地批判了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那就是喜歡玩文字修辭粉飾，而不懂經濟邏輯。比如行“仁政”便是一種文字修辭，一種語言腐敗。

張載認為，只要恢復周朝的井田制，就會人人平等。他難道不知道不平等的根源，就是北宋的士大夫們都不想納稅嗎？士大夫精英階層占了北宋全國60%的耕地，卻沒有貢獻任何稅收。所以，只要經濟上的權力不平等，財富的不平等就會愈演愈烈。

托馬斯·索維爾告訴我們，知識分子真正的社會關懷是通過制度設計保護個體的平等權利。倘若宋朝真的關心民生，為何不給農民松綁自由呢？鹽鐵官營、戶籍制度、路引制度、工匠制度等等、北宋農民身上的枷鎖是越來越緊。因此，所謂訴諸仁政、仁義禮制、依舊是空談治國而已。

什么叫為往圣繼絕學？張載主張復興先秦儒學，重新詮釋孔孟儒家經典。先秦儒家為何會變成了董仲舒的儒教？儒家的民本，為何異化成了儒教的三綱五常？儒家倫理為何沒有糾錯機制？

百家講壇某個著名學者就曾指出了儒家的致命缺陷，儒家沒有胸懷容納批判。所以，與真理無緣。儒家沒有邏輯，所以，與哲學無緣。儒家沒有實證分析，所以，與科學無緣。儒家沒有膽量超越權勢，所以，與正義無緣。

但儒家又不甘寂寞，熱衷于當官。于是把自己打扮成道德的偽君子、匍匐在權力腳下甘當奴才。儒家標榜的最高境界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其實就是窮則搖尾乞憐，達則為非作歹。

托馬斯·索維爾指出，知識分子的思想體系必須接受三重檢驗。一是邏輯的一致性、二是經驗的可證偽性、三是道德的可普遍化。很明顯，無論是先秦的儒家、還是董仲舒的儒教、無論是孔子儒家還是孟子儒家、他們的思想體系都過不了這三重考驗。

比如《儒家》主張民貴君輕，卻又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此前后矛盾，再怎么玩文字游戲畫大餅，也只是庸俗的詭辯術而已！哪里會是邏輯的一致性？

還比如《儒家》的主張基本上是道德直覺和前朝歷史經驗，而不是實證人權科學。所以，儒家提倡的仁政德治，被歷朝歷代的皇家們拿了去當花瓶，成了法家的畫皮。

什么叫為萬世開太平？指的是儒家的大同社會。大同無我、至公無私。就是沒有個體、天下為公、也沒有私有財產！人人平等，天下的財產為天下人共有！社會的權利為集體服務。這樣的口號非常好聽，非常大氣磅礴。

為萬世開太平類似的口號世界上名言不計其數，但是具體的實踐路徑呢？可行的制度規則呢？

用什么制度來保證天下的財產為天下共有，而不會裝進私人的口袋呢？用什么規則來約束公共的權利為公共服務，而不會以權謀私呢？

很遺憾，儒家從來沒有提出過切實可行的制度規則！只有一個口號就像和尚阿彌陀佛一樣，用來給信徒心靈按摩。而且儒家強調的從來都是集體利益，為天地立心也好、為天地立命也罷、更多指的是階層集體！而不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

儒家根本沒有提及個人自由和文化多元，所謂的為萬世開太平，索維爾稱之為“圣化構想”。索維爾認為，持這種構想的知識分子經常不計成本，不考慮可行性。看問題，只會立足于宏大的概念或者是抽象的集體！而忽視個體的人、忽視具體的現實。他們漠視程序、無視規則、而且過于自負！會殘酷無情的攻擊反對提出不同意見的人。

托馬斯·索維爾告誡知識分子，要警惕烏托邦傾向！不要把自己當成救世主，要時刻保持謙遜。對法治人權、契約精神、歷史經驗、法律制度規則保持尊重。對個體選擇和自發秩序給予認可，以及最重要的對社會現實進行審慎的批判，接納不同的意見分歧以人為本求同存異。

所以，北宋張載《橫渠四句》并沒有道出知識分子真正的社會責任。托馬斯·索維爾常說，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與權力保持兩個街區的距離。因為，知識分子的真正責任是觀念的守夜人，而不是真理的批發商。

聶圣哲的嘴皮犀利，卻陷入“全盤否定”的極端陷阱。董宇輝是從陜西農村教師到百億公司老板，他的軌跡讓普通年輕人看見階層躍遷的微光。真正的出路在于：讓商業保有敬畏，讓批判者心懷悲憫

董宇輝在凌晨三點的長文里寫下：“文案是團隊智慧，我的價值在于把文字變成有溫度的表達。”

而聶圣哲需要聽見：大眾渴望的從來不是完美圣人，而是在塵埃中捧出星火的引路人。

聶董之爭《橫渠四句》說他是“假大空”！而映射讀書人“真善美”。兩位沒有對錯，一位是敢于直言批判，一位是中庸之道。當流量浪潮退去，能留下的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站隊。而是共同尋找的既扎根現實，又仰望星空的精神家園。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把士大夫綁架上了戰車，卻沒有提供具體方法論。

為萬世開太平宏偉目標，自秦始皇開國一統山河到大清帝國溥儀退位，歷朝歷代的帝王將相沒有一個能做到，普通人更是望塵莫及難以登天。

高層次人才知識分子士大夫的責任，是說出真理暴露謊言！要關注民生百姓的生活多為底層發聲，而不是為皇權帝王的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