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價值觀念崩塌與儒家思想的建立

這一章的前半段，從中國的思想體系開始討論。當然，儒家思想是中國思想體系的主軸，必須由此角度下手。在此以前，西周建構的分封體制與其配套的觀念，其實已經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礎。

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天命無常，惟德是親”，“天命”不是說特別偏愛哪一群人，“天命”是說只選擇對人民有益的君主，委托這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觀念使君主的地位遠遠超脫了部落保護神或族群保護神的地位，君主是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就由人民加以衡量。

第二，周代的封建制度是分封親戚、以藩屏周。所有的封君，不僅權力來源于周王，而且他們必須經過大族長周天子這一媒介，才能“上達天聽”，獲得“天命”的眷顧。于是，政治權力的分配與親屬關系的網絡，兩者疊合為一，政統和宗族這兩種體系相疊合。

在這個命題上，殷商史料顯示，占卜須經過先公、先王的傳達，亦即祖先崇拜。周代的封建制度在殷商的祖先崇拜上向前跨出了一步，將“天命”的道德意義和祖先的權威合在了一起。這一現象，在西周青銅器上面的銘辭中充分可見——通常包括兩點：一是自夸功德；二是追溯祖先。周代封建制度和這一觀念的轉化齊驅并進，到了孔子時代才轉化為具有普世性的思想體系。

《周易》是中國人繼承的另一重要遺產。從這一解釋占卜累積而成的記錄，發展出了一套二元互補相成的辯證關系——一切事物，無不在變化之中，唯有“變化”是不變的。幾千年來，這一套人生智慧不斷引導著中國人的思維。

《左傳》中有時會提起一些著名的歷史人物，譬如叔向、子產、史墨。這些人物在各個不同的層面傳達著類似的價值觀念，他們乃是儒家思想的先行者。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從他們的只言片語中重建完整的思想體系，然而，他們的思想脈絡顯然是與西周封建制度的價值觀念相符合的。

孔子身處的時代，禮崩樂壞，西周的封建制度隨著西周本土的淪陷，只剩下一個空名。實際上，東周的各個封建領主都在各自的封域自求發展，彼此較量，求取勝利，發展出的實力和掌握的資源已成為決勝的條件，西周封建制度原本依附的整個價值觀念不在了。

在大崩潰的時候，孔子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他致力于重建超越時空限制的普世價值觀念，不是為了規范權力的分配，而是將依據理性道德建立的系統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為準則。孔子的門下聚集了一批抱持著同樣理想的人物，他們或是封建體系中的臣屬，或是下沉的沒落貴族，他們也有一樣的危機感和急迫感，也在尋求自己的思想出路。

孔子教誨門下，并不像后世所謂的學校，而是與來自各方的同人和朋友們隨機討論問題，共同建立和發展一套思想體系。從一開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個人“獨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這相處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則，即使是至高無上的神明“天”，也不過是“道”的顯現，“天”和“道”是一體兩面。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則，雖然抽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與人的相處之中，它還存在于萬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實在人間事務上，是主導人間關系的大原則、確立人和人之間相處的尺寸與尺度。孔子將中國后世幾千年的思想脈絡一錘定音，這是一門人間與社會的學問，而非今天學術界的認知學問。這個特點我們必須記得，它乃是中國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異。

儒家思想中的“安人”與“安百姓”

孔子門下號稱有三千人，其實并沒有三千之多。其中真有成就，且在各自領域有所貢獻的，也不過一二十位。他自己認為門下的弟子分別屬于四個門類：德行、政事、語言、文學。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德行是修身，政事是為人服務，語言是處理社會事務和傳達信息，文學是書寫能力，與語言同為傳達信息之用。

四門學科之中，有三門相當實用，都是為了處理世間事務、服務公職、安頓人民而努力。儒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兩種志業。“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因此，儒家所關懷的對象不僅是國家的公民及其福祉，也有人類全體的福祉，這是普世和永恒的價值觀念。在他們心目中，有志者必須“修己”，即整頓自己，才可以進而“安百姓”，這是最高的境界，甚至古代的“圣王”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從這個角度看，自己和群體是不能切割的連續體，所以，“忠恕”和“仁”可以并且必須一以貫之。

孟子將孔子的比較實用的儒家思想擴大為相當抽象的哲學。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將人性和天道結合為相呼應的兩種永恒的關懷，所以人心必須是善，天心是垂愛人間，也必須是善。天道與人性，個人與天下，都是連續而不能分割的關懷。

孔子、孟子或是孔門其他人，不是單單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為了給人間帶來一個理想的世界。孔門弟子忙忙碌碌地奔走各處游說，希望國君能夠采納他們的建議，利用國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將世界帶向更高的境界，創造更自在的安樂。他們當然也必須堅持哲學上的主張：所作所為，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動機，而是為了治理好國家，帶來人間的太平。后儒遂歸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步步提升自己的修養，才能參與增加各個群體福祉的志業。人必須自己努力，砥礪修養，堅持以此為基礎，才能安人、安百姓。先安頓自己的親人，使其能彼此和睦相處，然后才可以安頓族群，才能治理好國家，最后的目標，則是天下太平。

這一套理想，在當時也不是儒家獨有的，和儒家平行發展的其他思想家，如墨子和楊朱，雖各有不同的陳述，卻也有類似的關懷。墨子高舉至高無上的“天”，認為人對天意要有絕對的服從，天不偏愛，一視同仁。墨家的子弟摩頂放踵，都是為了要將這個世界帶向絕對的太平。墨家可能是從孔門分出去的，他們特別強調天的絕對善以及人對天的“尚同”。這本來是出自好意，最后卻成為階層性的服從權威。最高權威是天，天子“尚同”于天，賢者“尚同”于最高的賢者，于是，墨家為了趨同于善，不免抹殺了個人的自主和個性。

至于楊朱這一派，他們選取了個人和人性的自主，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尊嚴和價值——為了這個“仁”字，我們可以犧牲一切，沒有任何代價可以收買或糟蹋“仁”，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不為一己而損傷別人。楊、墨實際上是儒家的左右兩翼，各自發揮了儒家思想關心的一個方面。

儒家出現分歧并受到道家沖擊

孟子的時代是戰國時期。孔門主旨：不論是獨善其身，還是兼善天下，都著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無非是為了個人或群體能夠趨于善。孟子認為：人性本善，但也可能會因為欲望而喪失本性所具有的善。在他所處的時代，楊、墨理論遍行天下，孟子必須努力堅持儒家本色，主張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惡。

于是，儒家開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時代已是戰國晚期。他在善、惡二元的對立中，特別注意到“善是天生的，還是人為的修養”這個問題，他主張“性善是偽”。其實，他所謂的“偽”并不是假裝，而是意指“人為的努力”。人性可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受到種種誘惑就可能會淪落為惡。人必須努力讓自己培養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在政事方面，治理國家乃是走向太平最重要的一個階段，荀子的不少陳述都在討論一個好的國家應該有什么樣的境界以及如何走向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從善惡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陳，這二元可以彼此轉換，在二極之間演變。

荀子門下，衍生了所謂“法家”的理論家。一個是韓非，他結合了許多從政人員的實際經驗，將之綜合為管理學和政治學的理論；另外一個學生李斯成為秦始皇的助手，為秦朝規劃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終于發展出一個政治學理論及實踐，使得儒家在此后的幾千年中，在皇帝制度的旁邊，發展成為文官體系主要的理論基礎。關于這一部分我們下面還會再討論。

儒家真正的對手乃是道家，老子和莊子兩家都在末世楚國的疆域內發展。楚國地處淮漢地區，這里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現出與北方黃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觀。楚文化的南方傳說系統，也呈現出與北方系統不同的風貌。南方諸神都在山間水涯活動，俊美的男神、綽約的女神和許多靈活的小精靈，是傳說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艱難，人人必須約束、節制，必須尊重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界限；南方容易維持生計，也因此有抒發自我的空間。南方人活潑而自由，個人有更多的自我，也獲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與自然對抗。于是，在這個環境下發展出來的思想，著重點都在于尊重個性，甚至離棄集體，不愿有強大的集體妨礙個人自由，他們也主張“自然”之道不能絕對。

老子、莊子議論的出發點和北方自然環境中產生的觀念很不一樣，對于“真實”的本體，老子以為“有”出于“無”，一切都在流動中；莊子則以為衡量和判斷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觀察的結果也會不同。老子的“虛無論”和莊子的“相對論”，都在絕對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選擇，也否定了思想的武斷。

“感應論”與儒、道、佛的兼容并蓄

秦帝國建立后，很快就崩潰了，但秦朝的遺產卻在漢朝繼續存在。漢代初期，儒家并沒有和皇權體制結合。進入漢代后，帝國體制已不能回到封建制，必須有一個政府，必須有一批能干的公職人員，儒家和皇權才能結合為一。儒家提供了治國的理論，而皇帝制承接了周代的“天命”觀念，作為國家權力的合法依據。這個結合最重要的樞紐乃是漢代的察舉制度，這一部分下文會有更多的敘述。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董仲舒的學說。儒家關心的項目，譬如天命、道、人間的關系，自然界各種事物的關系，人性和人體的關系等，都被董仲舒編織到一個龐大而嚴密的形而上學體系之內。董仲舒的“感應論”是一個多層次的龐大系統，這個系統最大的一層涵蓋全宇宙，第二層次在人間，其中，國家是一個層次，社群、小區又是一個層次，甚至連一個人身體之內的五臟六腑以及其他器官都是一個層次。個人在上面所說的每個層次中都有一定的地位。從人體之內的層次到宇宙，每個層次都貫穿上、下層次，每個層次中的各個部門都互相影響與制衡，任何層次中的部門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只有每個部門之間的力量互相呼應，才能得到最好的平衡。同樣，層次與層次之間也是互動的關系。于是，在整個龐大的系統之內，人固然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人只是宇宙之間小小的點，但這個渺小的點，卻也可能影響整個宇宙的運作。

董氏這種形而上的“系統論”，與今天科學的宇宙結構、物理化學的結構、生物學的細胞結構、社會中人與人的分析以及現代科學的宇宙論，竟有些許相似之處。當然，董仲舒的宇宙論只是形而上的建構，并沒有經過科學的驗證。董仲舒建構的儒家思想系統滲透在中國文化之中，影響了兩千年來中國人的思考。他的學說也使得儒家出身的文官可以持有道德的勇氣，也有自覺的使命感，投身“治國”，向往“平天下”。不過倒過來看，兩千年來，有多少儒家的文官真正符合上述的理想，又有多少文官不是為了個人的功名利祿而甘心為專制君王服務的呢？

漢代的儒家思想，實際上已經吸納了春秋戰國各國的精神，而又落實在法家實務的范疇之內。漢朝所謂的“外儒內法”，即外部以儒家為裝飾，內部則以法家為其專制的內容。在社會層面，經過察舉制度，文官系統也產生了自我滋生、自我更新的機制。這種自我完善又能夠不斷地平衡社會精英群，整體而言，才有足夠的力量抗衡皇權。兩者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制衡。儒家如此的存在，在世界歷史上并不多見。儒家的學者不是教士，卻有教士一樣的功能，他們是權威思想體系的代言人，也是這個權威體系的延續者。

經過這些儒生，儒家體系不斷地更新，也不斷地吸收更多的思想。東漢以后，佛教進入中國。佛教的思想體系和道家的思想體系確有相當的類似性和兼容性。這兩種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入世的思想，也構成了辯證的關系，彼此兼容，它們也在中國人人生的不同階段彼此交替。有見識的人，當有為之年，對應為之事，應當積極進取；在無力的老年，或面對不應為之事，則應寧靜淡泊。

儒、道、佛三家思想合一，使得中國文化中的每一個人都受到三家思想的影響：這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所在。中國的王朝起起伏伏，不斷改朝換代，中國社會的結構也時時發生很大的變化，然而，儒家和與它相應的佛家、道家卻長期主宰了中國人的思想。宋、明兩朝，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先后興起，修改了儒學的內容，它們各自的影響將在別處討論。儒家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影響延續長久，一直到最近兩百年來，這一主導力量才慢慢衰退，而目前幾乎已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