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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D直通中國研討會亮點紛呈，本文為您梳理核心看點。

全球老齡化與生活方式改變正推動糖尿病患病率不斷攀升[1]。2021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超5.37億，中國以1.17億患者成為防控“前沿陣地”[1]。糖尿病常伴心腦血管疾病（CVD），而CVD是致死致殘的重要因素[2]。傳統“以血糖為中心”的管理模式已難以應對復雜挑戰。

胰高糖素樣肽-1受體激動劑（GLP-1RA）為代表的新型降糖藥物，正在引領從“單一控糖”到“綜合代謝管理”的治療變革。這類藥物不僅能降糖，還能通過減重、改善內皮功能、減輕炎癥等機制，為心血管保護帶來突破。然而，臨床實踐中仍面臨藥物使用率低、早期篩查滯后等問題，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在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EASD）直通中國研討會上，中國人民解放軍中部戰區總醫院向光大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曾天舒教授、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金萍教授深入探討了2型糖尿病（T2DM）診療的前沿進展，旨在指導臨床實踐。本文對會議精彩內容進行總結，以饗讀者。

2024年T2DM領域成果豐碩

隨著全球糖尿病患者數量的不斷增加，了解其流行病學特征對于制定有效的防控策略至關重要。曾天舒教授首先介紹了T2DM最新的流行病學情況。據2021年國際糖尿病聯盟（IDF）發布的全球糖尿病地圖集數據顯示，全球20-79歲糖尿病患者已攀升至5.37億，且增長趨勢迅猛，預計至2045年這一數字將突破7.83億[1]。中國作為人口大國，糖尿病防治形勢尤為嚴峻：2021年新發患者超400萬，總患病人數突破1.17億，因糖尿病導致的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s）高達1170萬[3]。研究表明，空腹血糖異常、高身體質量指數（BMI）、不健康飲食模式及空氣污染，均為糖尿病發生發展的關鍵危險因素[3]。

針對上述挑戰，曾天舒教授強調強化早期篩查、提升疾病診斷率是破解困局的核心突破口。2024年美國糖尿病協會（ADA）指南著重突出早期篩查的戰略意義，并首次新增針對成人疑似1型糖尿病的標準化診斷流程[4]。此外，IDF在《IDF關于負荷后1小時血糖診斷中度高血糖和2 型糖尿病的立場聲明》中提出革新性診斷標準 —— 將75克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OGTT）后1小時血糖（1-h PG）≥8.6mmol/L 定義為中度高血糖，≥11.6mmol/L 即可確診糖尿病（此標準尚未被中國指南采納）[5]。相較于傳統2小時血糖檢測，這一新標準能夠更早捕捉高危人群，為臨床干預爭取寶貴時間窗口。

接下來，曾天舒教授從代謝疾病管理方面進行了分享。2023年，美國心臟協會（AHA）提出的心腎代謝（CKM）綜合征概念引發學界高度關注。該綜合征揭示了代謝風險因素、慢性腎臟病（CKD）與心血管系統之間復雜的病理生理交互作用，這種惡性循環不僅導致多器官功能障礙，更顯著增加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發生風險[6]。臨床數據顯示，T2DM患者常合并高血壓、高脂血癥、中心性肥胖等多重代謝紊亂，這些因素相互疊加，加速心腎等靶器官損傷，進一步凸顯將CKM整體管理納入T2DM診療體系的必要性[7,8]。

面對T2DM患者存在多重代謝紊亂的復雜情況，傳統的治療模式已難以滿足臨床需求。在此背景下，腸促胰素類藥物應運而生，成為糖尿病治療領域的前沿突破點。包括GLP-1RA在內的腸促胰素類藥物憑借多重作用機制，不僅能高效調控血糖，更在改善T2DM患者心腎結局方面展現出顯著優勢[9-11]。曾天舒教授還詳細介紹了SOUL研究、FLOW研究等試驗的主要結果。總而言之，目前腸促胰素類藥物取得了重大進展，諸多研究結果證實，此類藥物能夠助力T2DM的綜合管理。

循證醫學夯實根基，GLP-1RA推動T2DM綜合代謝管理升級

金萍教授介紹道，全球約1/3的T2DM患者合并心血管疾病（CVD）[12]。一項橫斷面研究數據顯示，33.9%的T2DM患者存在冠心病、頸動脈或腦血管疾病等心血管問題[13]。盡管控制多重危險因素（血壓、血糖、血脂、吸煙）可使心血管事件風險降低超50%，但現實中僅有不足20%患者實現全達標[14]。有研究表明，確診T2DM前25-30年，糖尿病患者CVD患病率已是普通人群的2.18倍[15-17]。金萍教授進一步講到，正如曾天舒教授所說，CKM綜合征理念提示我們需要進行代謝管理。

多項心血管結局試驗（CVOT）證實，GLP-1RA能夠顯著降低MACE風險[18,19]。例如，口服司美格魯肽的大型優效性CVOT試驗——SOUL試驗結果表明，對于合并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和慢性腎臟病（CKD）的患者，口服司美格魯肽可使MACE風險降低14%[20，21]。2025年一項最新的薈萃分析結果表明，GLP-1RA能夠顯著降低復合腎臟結局風險達18%，同時降低全因死亡風險達13%[22]。基于充分的循證醫學證據，2025年ADA指南明確推薦：對于合并ASCVD、心力衰竭（HF）、CKD和ASCVD高危人群的T2DM患者，應優先起始應用具有明確心血管（CV）保護獲益的GLP-1RA或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2抑制劑（SGLT2i）[23]。

盡管大量循證醫學證據已證實GLP-1RA對心血管高危患者具有顯著獲益，但臨床實踐中其應用仍面臨使用率不足的困境。在中國T2DM合并CVD的患者群體中，GLP-1RA/SGLT2i 的實際使用率僅為6.2%[24]。一項納入113名臨床醫生及1096例患者的調研顯示，即便在血糖控制未達標的情況下，GLP-1RA的起始治療及劑量上調仍普遍存在延遲現象。深入分析發現，注射給藥方式、用藥便捷性欠佳，以及患者對注射負擔的擔憂，是導致治療延遲的主要制約因素，這些障礙顯著影響了 GLP-1RA 在臨床治療中的及時規范應用[25]。

向光大教授總結到，目前，GLP-1RA類藥物在糖尿病治療領域已取得重大突破，為T2DM的臨床治療帶來了全新希望。隨著口服司美格魯肽等新型降糖藥物的廣泛應用，T2DM的治療模式正加速革新，臨床管理亦將邁向更精準、更高效的全新時代。未來，我們熱切期待更多前沿研究成果的發布，以及更多創新藥物逐步進入臨床應用，持續推動T2DM治療領域的發展與進步。

小結

綜上所述，隨著中國糖尿病患病人數的不斷增加和患者病情的復雜化，傳統的糖尿病管理模式亟待升級。以GLP-1RA為代表的新型降糖藥物，憑借其改善代謝紊亂、減輕體重及心血管保護等多重作用，為T2DM的綜合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動糖尿病管理模式從“單一血糖控制”向“綜合代謝管理”迭代升級。然而，盡管這類藥物擁有充分的臨床循證證據支撐，其在臨床普及過程中仍面臨兩大現實挑戰：一是藥物使用率顯著偏低，二是注射給藥方式對患者依從性的影響。未來，需進一步優化藥物使用策略，提升臨床醫生對新型降糖藥物的認知與應用能力，同時關注患者的實際需求，以提高治療依從性和臨床療效，更好地應對T2DM的防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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