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是廖沫沙老人逝世十周年紀念日。在邁過人生的第83個春秋之后，廖老于1990年12月西去。

廖沫沙(1907—1990)，雜文家，原名廖家權(quán)，筆名有埜容、野容、達伍、熊飛、聞璧、繁星等幾十個，湖南長沙人。1966年5月，廖沫沙和鄧拓、吳晗三人被錯定為“三家村反黨集團”，遭到殘酷迫害。從1966年五六月份起，連續(xù)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獄中整整被關(guān)了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場勞動3年。“文革”中，鄧拓、吳晗先后被迫害致死，只有廖沫沙挺了過來，是“三家村”冤案的惟一幸存者。

三次被捕始終堅貞不屈

廖沫沙在學生時代就投身學生運動，曾在湖南學生聯(lián)合會當秘書干事。1927年到上海藝術(shù)大學文學系當旁聽生，1928年到武漢任《革命軍日報》副刊編輯，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曾任團滬中區(qū)書業(yè)支部書記、團滬中區(qū)委宣傳部長。1932年，黨組織調(diào)廖沫沙到《遠東日報》任編輯，并開始雜文創(chuàng)作。從1930年到1934年，廖沫沙曾三次被捕，始終堅貞不屈，表現(xiàn)出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崇高革命氣節(jié)。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廖沫沙隨同田漢、陽翰笙、袁牧之等到武漢編輯期刊——《抗戰(zhàn)戲劇》，1938年參加田漢在湖南創(chuàng)辦的《抗戰(zhàn)日報》編輯工作，1939年參加郭沫若、夏衍在桂林主辦的《救亡日報》編輯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后，廖沫沙到香港任《華商報》晚刊編輯部主任，太平洋戰(zhàn)爭發(fā)生后，《華商報》停刊；1942年到重慶任《新華日報》編輯部主任。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廖沫沙奉調(diào)到香港，復(fù)刊《華商報》，任副總編輯兼主筆，曾兼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委員、報委書記；1948年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總編輯。

1949年6月，廖沫沙奉調(diào)來北平(北京)，先后任過市委委員、宣傳部長、教育部長、統(tǒng)戰(zhàn)部長、市政協(xié)副主席，全國政協(xié)委員等職務(wù)。廖沫沙長期從事文字工作，成為領(lǐng)導(dǎo)干部后也筆耕不輟，有《廖沫沙全集》五卷存世。

嘻笑怒罵皆成文章

廖沫沙從學生時代起就愛好文學，一生創(chuàng)作了大量生動活潑、文采飛揚的雜文，并因此而招禍；但他癡情不改，就連在“文革”被囚禁時寫的《交待材料》也幽默風趣、亦莊亦諧，使專案組的人員哭笑不得。

請看《交待材料》的開篇：“專案組：發(fā)生‘通貨膨脹’，原定寫五頁，寫了二十多頁。而且還刪去幾大段，沒有抄上。怎么辦呢？請你們裁度。不過我希望保住全文，以便暴露我的思想情況，讓領(lǐng)導(dǎo)看得清楚。”請再欣賞“對運動的看法”：“像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為批判(點火)的對象，躬逢這一偉大的歷史盛舉，雖然吃苦不小，卻也足以引為‘榮幸’而自得其樂。”

當聽到鄧拓與吳晗夫婦含冤去世的消息，廖沫沙不懼淫威，寫詩悼念，作《哭鄧拓、吳晗同志》七律一首：

豈有文章傾社稷，
從來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獄，
上帝遙天不忍聞。

海瑞丟官成慘劇，
燕山吐鳳化悲音。

毛錐三管遭橫禍，
我欲招魂何處尋。

所謂“三家村”本來是北京市委機關(guān)刊物《前線》在1961年開辟的一個雜文專欄，叫《三家村札記》，由吳晗、鄧拓、廖沫沙輪流撰稿，統(tǒng)一署“吳南星”的筆名。吳指吳晗，南指鄧拓，因為鄧拓有一個筆名“馬南邨”，星指廖沫沙，因為廖沫沙有一個筆名“繁星”。《三家村札記》一共發(fā)表了60篇文章，受到讀者普遍好評。

就是這樣一個雜文專欄，在“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前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就慘遭摧殘。姚文元首先發(fā)難，在1965年12月15日的《文匯報》發(fā)表署名“伍丁”的文章——《歡迎“破門而出”》。所謂“破門而出”是廖沫沙在《“史”和“戲”——賀吳晗的〈海瑞罷官〉演出》中的一句話，原話是“而你卻開始‘破門而出了’，歷史家，卻來寫‘戲’。所以我說：這真是難能可貴。”姚文元抓住“破門而出”一語大做文章，并叫囂：“我們歡迎有這樣的反面教員。它可以幫助我們看清很多問題。”之后，批判文章接踵而來，形成口誅筆伐的狂潮。《三家村札記》變成了“三家村反黨集團”，而且，在全國各地揪出了難以數(shù)計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分店”。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鄧拓以死抗爭，寧為玉碎；吳晗與廖沫沙慘遭批斗，吳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囚禁八年后又經(jīng)歷三年林場的勞動改造。

關(guān)押期間作詩自娛

1979年，“三家村”冤案得到昭雪平反。令人稱奇的是，廖沫沙先生在慘遭批斗時還有心思作詩自娛。在關(guān)押期間，他在獄中用煙盒作紙、火柴當筆寫詩，后結(jié)集出版，名《余燼集》。

其一：

書生自喜投文網(wǎng)，
高士如今愛折腰。

扭臂裁頭噴氣舞，
滿場爭秀斗風騷。

其二：

云淡風輕近午天，
彎腰曲背舞臺前。

時人不識余心樂，
將謂偷閑學拜年。

樂觀豁達至此，
真乃幽默大師也。

幽默者，決非讓人一笑而止。

1975年6月1日，廖沫沙被押往江西分宜縣芳山林場勞動。途中，專案組宣布解除監(jiān)護。稍微能與外界接觸的廖沫沙依然關(guān)心著國家大事。面對報刊上鋪天蓋地的“形勢大好”，耳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廖沫沙氣憤難抑。

他把從報紙上收集到的各種“好”的譯音稍加梳理，在一張香煙包裝紙的背面，寫下一首打油詩《頂好歌》：拿哈依提雅克西（維吾爾），依赫賽那（蒙古）亞古都（藏），恩特拉那（鄂倫春）古牙古牙（藏）瓦吉瓦（彝），費力鼓搗（英）火來熱（俄羅斯）……

想一想，我國各族人民一起合唱“好、好、好”，該是一種多么雄偉壯觀的場面！可惜，這種震天動地的吼聲，并不是發(fā)自內(nèi)心。在此，廖沫沙把“very good”譯成“費力鼓搗”實為點睛之筆。它不僅暴露了假象背后的真實，而且宣布了作者不變的“死硬”立場。

把批斗當成唱戲

廖沫沙老人不僅為人幽默樂觀，心態(tài)好，對養(yǎng)生也很有一套。1988年元月16日，廖老81歲壽辰，在湖南同鄉(xiāng)向他祝壽時，介紹了自己的養(yǎng)生之道。

廖沫沙的養(yǎng)生之道是從當時批判“三家村”那場劫難講起的。“我的養(yǎng)生之道的第一點就是凡事不著急，遇事想得開，有點阿Q精神。”在十年浩劫中，廖老常“自嘲”解悶：“我本是一個小人物，林彪、‘四人幫’那么一搞，竟使我‘舉世聞名’了。”

一次他和吳晗一起被揪到某礦區(qū)批斗，他看到吳晗愁眉苦臉，低垂著頭。為解兩人的煩惱，他低聲對吳晗說：“咱們現(xiàn)在成了‘名角’了，當年北京‘四大名旦’出場，還沒看我們‘唱戲’的人多咧。”吳晗高興起來，問：“那我們唱什么戲呢?”廖老說：“我們唱的是《五斗米折腰》。”本是歷史學家的吳晗當然知道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兩人會心地笑了。批斗會結(jié)束后，廖老提出要吃了飯才回去，還風趣地說：“不讓我們吃飽飯，你們就沒有‘活靶子’了。”

以后他在江西芳山林場勞動時，常自我排憂，冬天偶然買到點柑橘，他即用手指或用一根大頭針，把橘皮柑皮刻成一朵朵橘花柑花，放在桌上以供欣賞。面對這些別具一格的“工藝品”，他還作詩一首：“一株清翠贈湘云，力畹貞風寄素心。不畏嚴寒和酷暑，幽巖之下度黃昏。”養(yǎng)成了冷靜沉著、胸懷寬廣的性格，這正是他養(yǎng)生保健的基礎(chǔ)。

廖老養(yǎng)生之道的第二點是堅持有益的生活習慣，從抗戰(zhàn)時期到解放后進北京城，他都堅持早睡早起。每天早晨五點半起床，即在床上從頭頂至腳心進行按摩，再穿衣，上廁，洗漱，喝一杯涼開水。天暖時每天都要跑步，入冬后，是打開門窗，在書房里鍛煉。鍛煉的程序是：掄胳膊，甩腿，將腿架在書桌上壓壓。隨后揉腹部，上下左右，順時針，逆時針，做180下，邊揉邊做深呼吸，廖老說，揉腹可使六氣補于合谷，能鎮(zhèn)痛通絡(luò)，祛病延年。

廖老的早點是一個雞蛋、一杯牛奶、一碗玉米粥。午飯后，廖老按例睡上一覺，晚上用溫水擦洗全身，晚上11時準時睡覺。據(jù)廖老夫人說，這種有規(guī)律的生活和飲食習慣，廖老一直堅持到走完一生最后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