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才授了一個大校軍銜，按戰功和資歷，至少應該是少將！這不行，我得替你爭取一下！”許世友滿面怒色，氣沖沖地準備沖到中南海為好友討個說法，但被于得水攔住了。

他平靜地勸道：“無論大小，都是官職，我覺得這已經很好了，只要能為人民服務就行。”

許世友依然覺得于得水的軍銜太低，但于得水并不在意，反而認為能夠繼續為人民奉獻，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是什么樣的經歷讓許世友這樣關心于得水，甚至愿意為他爭取更高的軍銜呢？
1906年5月，于得水出生于山東文登縣一戶赤貧農家。這個有著13口人的大家庭，擠在三間漏雨的土坯房里，靠父親做泥瓦匠的微薄收入和租種地主的幾畝薄田艱難度日。

1921年的特大旱災成為這個家庭命運的轉折點——顆粒無收的田地、地主逼租的鎖鏈、官府衙門的皮鞭，接連奪走了他的大哥、弟弟、三叔和祖母的生命。

18歲的于得水在埋葬完最后一位親人后，擦干眼淚拜入當地著名拳師門下，開始了"日練拳腳三百次，夜讀《水滸》明事理"的習武生涯。
1931年秋，這個身高一米八的山東漢子在文登縣農民協會第一次聽到了共產黨的主張。

當組織者講述"打土豪、分田地"時，他布滿老繭的雙手不住顫抖——這不正是自己全家用生命等待的出路嗎？

次年春天，他帶著武術會的七名兄弟集體入黨，在膠東半島插下了第一面紅旗。
1933年7月那個腥風血雨的夜晚，成為檢驗革命意志的試金石。

叛徒告密導致敵軍包圍了正在開會的于家宅院，于得水揮舞大刀殺出重圍的傳奇，至今仍在文登山區的老人口中流傳。

但代價是慘重的：父親被吊在村口槐樹上拷打三天，母親為保護地下黨名單被活活打死，懷孕的妻子在逃亡途中流產。

當他帶著滿身傷痕爬上昆崳山時，身邊只剩三顆子彈和半塊高粱餅。
在接下來的四年里，這支最初僅有三人的游擊隊創造了"三十戰二十九捷"的奇跡。

1935年臘月奇襲石島鹽警隊，他們用二十發子彈繳獲了五十三條槍；次年春天化裝成迎親隊伍，端掉了三個偽軍據點。

許世友后來在回憶錄中特別提到："老于的戰術就像他打的少林拳，看似樸實無華，實則招招致命。"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于得水與許世友在掖縣戰役中初次相逢。當時擔任膠東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親眼目睹這個"會使雙槍的大個子"帶著一個排的兵力，頂著日軍九二式重機槍的火力，用門板搭浮橋強渡五龍河。

1942年反"掃蕩"期間，兩人在牙山被圍七天七夜，于得水冒死從懸崖縋下，為部隊找到了突圍路線。
這種用生命鑄就的戰友情，在1955年授銜時得到了最動人的詮釋。當許世友看到老戰友僅被授予大校軍銜時，這位以暴脾氣著稱的將軍當場就要找軍委領導"討說法"。

而于得水拉著他的胳膊說的那句"活著干革命，死了算球命"，后來被刻在了文登革命烈士陵園的石碑上。
轉業到安徽省軍區后，于得水主動要求分管最艱苦的防汛工作。1954年長江特大洪水期間，58歲的他連續三十天泡在齊腰深的水里指揮搶險，留下了嚴重的風濕病。

當組織要給他配專車時，這位副軍職干部堅持騎自行車下鄉，車后座永遠綁著兩樣東西：軍用水壺和鐵皮藥盒。
1967年病危時，前來探望的老部下們發現，這位正軍級待遇的老革命，家里最值錢的物件竟是一臺半導體收音機。

臨終前他對子女的囑托只有一句："我死后，把撫恤金分成三份，一份交黨費，一份捐災區，剩下一份給你們娘買件新棉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