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記者郭懿萌 編輯陳曉舒 校對王心

早上8點，王海（化名）推開辦公室的門，熟練地從衣柜里取出那套“工服”——這是他的“二手煙專用裝備”。衣服早已浸透了焦油味，他不敢聞，迅速換上，等待同事們的到來。

在這個四人辦公室里，王海是唯一不抽煙的人。而他的三位同事，從清晨到傍晚，隨時可能點燃一支煙，讓狹小的空間瞬間煙霧彌漫。忍了一年多后，王海終于戴上防毒面具，成了公司里最“另類”的存在。

5月31日是世界無煙日，2025年的主題是“拒絕煙草誘惑，對第一支煙說不”。然而，現實中的許多人，并非主動選擇吸煙，卻被迫成為二手煙的“隱形受害者”。

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二手煙含有7000多種化學物質，其中至少69種是致癌物。長期暴露在二手煙環境中，非吸煙者罹患肺癌、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會顯著增加。

盡管我國多地已出臺控煙法規，明確規定室內公共場所禁止吸煙，但在執行層面仍存在諸多挑戰。在辦公室、餐館、車站等場所，二手煙依然無孔不入，多數人選擇默默忍受。

我們采訪了3位勇敢向二手煙說“不”的人，他們分別借助防毒面具、手機鏡頭和投訴電話，對抗這個“沉默的殺手”。

▲北京豐臺區某火鍋店內，就餐的顧客在包廂內吸煙。新京報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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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公司都知道有個戴防毒面具上班的怪人

講述人：王海，戴防毒面具上班，現居河北省保定市

我在河北省的一家國企工作了7年，前年開始戴防毒面具上班。辦公室人員調整后，連我在內一共4個人，其他3位同事都是“老煙槍”。他們抽煙完全不看時間，從早上8點上班到下午5點半下班，隨時都可能點上一支。更夸張的是，有時候其他部門的同事過來談事，還會互相遞煙。忍了一年多后，我受不了了，戴上了防毒面具。

我對他們說過，最好出去抽煙，但是他們就當沒聽見一樣。對我戴防毒面具的事，他們更是熟視無睹。

說來諷刺，我們公司明明有禁煙規定，辦公樓里也設了專門的吸煙區，但根本沒人當回事，也沒見誰因為抽煙被處罰過。全公司300多號人，現在都知道公司有個天天戴著防毒面具上班的“怪人”。

我們部門屬于市場部，以男同事為主，同層有一個以女同事為主的內勤部門。我們辦公室里一有人抽煙，我就把窗戶和門打開。但是旁邊的女同事也受不了，她們會過來把門關上。只有我一個人躲無可躲。

為了保護自己，我試過幾種口罩。普通的醫用口罩和N95口罩根本防不住煙味，我想起工廠車間里會發一些防毒的勞保用品，于是就找了防毒面具來試試。戴上后聞不到煙味，就是濾棉兩周得換一次——白色的棉芯拿出來時都變成黃色了。

我還在辦公室的衣柜里放了套“工作服”，專門上班時穿的，已經充滿了焦油味兒，下班前再換身衣服，這樣回家減少身上二手煙帶給孩子的危害。但是頭發上還是會有味道。

最難受的是出差時要和抽煙的同事同住。我只能整晚開著窗戶和新風系統，基本睡不好覺。

我們領導也抽煙，但是他會在指定的吸煙點抽。我有一次去領導辦公室“躲煙”，他跟我開玩笑說，“要不你也學學抽煙，打不過就加入吧。”這話也是讓人哭笑不得。

更諷刺的是，我們公司主營業務就是生產煙氣脫硝環保設備。每天戴著防毒面具上班的我，活像個行走的煙囪。

我把戴防毒面具的照片發到網上后，引發不少網友共鳴。有人求購買鏈接，也有人建議在辦公室放空氣凈化器。

有人開玩笑說兩個最不可能實現禁煙的地方，一個是足球場，另一個是火車站。但我經常能在體育場的男廁所里聞到煙味。體育場安檢很嚴，也不知道他們怎么把香煙和打火機帶進去的。

上個月我去山東一家大工廠出差，人家那才叫真禁煙：嚴禁攜帶香煙和打火機入廠，查到就罰款。我覺得，禁煙能不能落實，關鍵還得看企業領導的態度和決心。

上周我們辦公室剛剛調過來一個內勤部的女生，那個女生把員工手冊中的禁煙制度翻了出來，告訴他們公司的考核扣分制度——如果查到流動抽煙一次扣兩分，工資比例按98%發放。她告訴他們，如果不遵守，她真的會去舉報。

現在辦公室三個人都到吸煙室抽煙了，也算把我拯救了。這樣一看，在禁煙的過程中有時也必須有一些強硬的態度。

▲王海(化名)在辦公室戴防毒面具上班。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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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想聞煙味，為什么要出來吃飯？”

講述人：菲菲，曾因制止吸煙登上熱搜，現居浙江省杭州市

今年3月的一個晚上，我和老公去家附近新開的燒烤店吃飯。這店看著挺干凈的，不像路邊攤一樣油膩。老板在后廚烤串，我們在前面吃。

一進門我就聞到一股香煙味，特別嗆。兩個服務員站在那兒不敢管，估計是怕得罪客人。我看不下去，就直接走過去跟抽煙的人說：“店里不能抽煙。”那桌五六個男生，有兩個在抽，他們還算配合，說不抽了。其中有個男生問我：“我剛點的，抽完這根行不？”我說不行，要抽得出去抽。

我不喜歡旁邊有人抽煙，一來是因為對煙味敏感，二來是覺得對身體有害。我都不認識你，為什么我的身體要為你抽煙的行為買單？所以以往在外面吃飯遇到抽煙的人，我都會進行制止。

那天我們吃完飯結賬的時候，我發現那兩人又抽上了。我過去又說他們，結果他們不樂意了：“別人也抽，你怎么光管我們？”我一看，旁邊那對小情侶里的男生確實也在抽。我就拿出手機拍下來——我想打12345投訴室內抽煙。那男生開始還對著鏡頭比耶，拍完突然翻臉，說我侵犯他肖像權，要告我。

之前抽煙的那桌人開始沖我嚷嚷：“如果不想聞煙味，為什么要出來吃飯？”他們越罵越難聽，我就報警了。

警察一進門就找店主，說店里沒貼禁煙標志，是店主的責任。但來的警察又說杭州有些地方是可以抽煙的，最終解釋權在店主手里，建議我們換家店吃。

我回家后越想越不對，查了《杭州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確定杭州的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止吸煙后，我又報警了。我要求之前出警的警察跟我們回店里。那幾撥人還在，店里煙霧繚繞的。警察看完條例后，挨個跟抽煙的人說明情況。

但他們還在罵人，警察把我們帶到派出所調解，折騰到凌晨1點多才回家。我們沒接受對方道歉。

我把那天的視頻打碼發到網上，過了幾天就上熱搜了。支持我的人占到了九成，也有人指責我沒事找事。這恰恰證明了我那天堅持的意義。

有網友評論，她所在的城市很難禁止室內抽煙，遇到這種情況只能端著碗躲得遠遠的。還有網友羨慕我擁有說出來的勇氣，“容忍的人多了，他們就有恃無恐。”

那天一直有人在說：“抽煙這點小事至于鬧這么大嗎？”我覺得，抽煙事小，但是得讓大家知道，在室內抽煙錯的是他們，而不是較真的我。

▲2025年3月，廣東東莞，無煙醫院的標識旁不斷有人在吸煙。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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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二手煙，每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說“不”

講述人：“公共場所禁煙保安”，在社交平臺有1.4萬粉絲，現居廣東省東莞市

我從小就特別討厭別人抽煙，因為我爸就是個老煙民，可以說我是在二手煙里“腌”大的。記得小學語文課寫“給爸爸的一封信”，我還真情實感勸他戒煙。結果他一句“小孩子懂什么？別沒大沒小的”就把我打發了。

不光是我爸，過年走親戚的時候，那些叔叔伯伯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我躲都沒地方躲，簡直就是二手煙專業戶。

后來我大學畢業離開家，自己能賺錢了，說話也有分量了。現在我爸抽煙都知道躲著我了，一般都是跑去廁所抽。

我目前住在東莞市，廣東的茶樓里很多阿伯阿婆愛吸煙，我見到都會上去勸。因為我不只是為了避免自己吸二手煙才勸阻，我希望大眾能有更為普遍的禁煙意識，大家都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生活在沒有二手煙的世界里。

有時候在外面吃飯，屋子里煙味太大，我氣得一桌一桌去勸，哪怕離我的桌子較遠也會走過去。最多的一次，我一頓飯勸了七八個人。我感覺自己好像一個保安，所以后來干脆把社交平臺昵稱改成了“公共場所禁煙保安”——保衛他人不吸二手煙的平安。

去年我把一次勸阻失敗的經歷發到網上，沒想到被很多人點贊評論。原來這么多人都討厭二手煙，只是平時不敢說。

勸了這么多人，我發現八九成的人會聽勸滅煙，剩下兩成得讓老板出面。有些網友勸煙時假裝孕婦或者哮喘患者，我不太贊同。不是只有病人才有資格拒絕二手煙——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說“不”。

現在越來越多人敢反抗二手煙了，所以我經常在賬號上教大家怎么投訴。大家可以通過電話或者微信小程序給12345進行投訴。我整理了18個有禁煙條例的城市，就算沒有單獨禁煙條例，省市衛生條例里一般也有相關規定。這些都是大家勸阻和投訴吸煙的依據。

投訴確實有效果，有些餐館被投訴后，立馬貼上了“禁止吸煙”的標識，經營者也開始重視禁煙。

但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廣州有家茶樓我去了三次，第一次投訴后店家設置了吸煙區，但存在明顯問題——無煙區面積僅占整體的四分之一，且與吸煙區之間缺乏必要的物理隔斷。

《廣州市控制吸煙條例》規定，經營場所使用面積在150平方米以上或者餐位在75位以上的餐飲場所應當設置吸煙室或吸煙區，并確保其與非吸煙區域有效分隔。但是很顯然，這家茶樓為了圖省事未能嚴格落實相關規定。

每次投訴時，我都會要求市場監管部門或衛生健康部門對違規商家進行處罰。然而，即便我向監管部門舉報餐館內的吸煙行為，并附上現場照片作為證據，得到的回復也是“必須在巡查時發現吸煙行為才能罰款。”最終，執法人員能做的僅僅是口頭提醒商家，這種處理方式令人失望。

在查閱各地控煙條例時，我曾對北京、上海的嚴格政策頗為向往。但兩地網友的反饋卻顯示，即便在這些一線城市，街頭巷尾仍時常飄散著煙味——公交站、商場等公共場所的違規吸煙現象依然屢見不鮮。

問題的核心在于，盡管法規已經出臺，但執法資源不足、執行力度疲軟。

評論區不少網友分享了國外的成功經驗，比如日本和新加坡。這些國家通過高額罰款和嚴格執法，杜絕了公共場所的吸煙亂象，走在街頭幾乎聞不到一絲二手煙。相比之下，我們的控煙政策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值班編輯 古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