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版。感謝出版社授權發布。

在分析了構成中國傳統國家面臨西方挑戰過程中的“綜合反應能力”的基本因素之后，人們就可以從這一角度來考察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演變線索，并進而研究這種反應能力是如何影響了 自鴉片戰爭以來不同階段的執政精英為應付民族危機和社會困局所作出的政治選擇。

一、政策創新是清王朝變革的起點

19世紀中期以后，清王朝走向變革，完全是一個不自覺的歷史過程。當西方挑戰來臨時，中國傳統主權國家的統治者主觀上為排除外部環境對本系統的壓力的過程，客觀上就展示為以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為楷模而進行的政策創新與文化借鑒的變革。

首先，這是因為就統治者主觀的目標而言，政策創新的目的是排除“洋夷”對作為天下中心的中國的“干擾”，因此，中國的執政者自然而然地就會運用傳統的權威合法性與中心象征符號，以自上而下的官僚政體作為動員手段，集中有限的財力、人力與物力資源，以應付迫在眉睫的外部危機，并增強應付外來危機的軍事、經濟實力。

其次，從客觀條件而言，清政權的專制集權結構，在回應西方挑戰過程中還有其特殊的合理性。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內部還沒有足以推進現代化事業的民間社會力量，社會內部還不足以產生自下而上的抗衡西方挑戰的組織力量。另一方面，在面臨西方挑戰時，清王朝的國家主導型的集權體制還有其現實作用。那就是，隨著變革的深入，國家主導的集權的政治模式有助于在面臨外力壓迫時，防止社會內部分裂和地方的離心化傾向。這種具有新的功能目標的集權的政治模式，是“感應型現代化” 過程中動員變革的基本杠桿，而且也是實現社會與政治經濟諸方 面整合的不可缺少的中樞和調節系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梁啟超認為“今日吾國之所最渴望者，在得一強有力政府，非此不能整齊劃一，競勝于外”。作為一個“外源型”的走向現代化的國家，由于社會內在的現代化動力機制的缺乏，國家充當了不自覺的現代化過程的主導者。可以認為，以傳統政治權威形式來推行集權政治，來抗衡西方挑戰，是傳統專制主義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歷史起點。

然而，在應對西方挑戰的過程中，傳統主權國家要實現這種新的功能目標，并實現向現代國家的轉變，就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它必須具有一種遠比傳統時期更為強有力的有效的對社會資源的動員和組織能力，這在組織層面便是一個功能分化的過程。

其次，對于復雜多變的受外力壓迫和威脅的國際形勢，需要執政者有足夠的國際知識，靈活應付的能力和處理能力。這就需要形成現代人才選拔機制，使社會中的適應現代化需要的精英能不斷地充實到推行現代化變遷的組織結構中來。

然而，過于簡陋的傳統的專制官僚政體結構，畢竟是中國數千年的專制統治者在適應傳統文化生態條件和經濟條件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在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之時，上述這種政體結構在適應新的要求和功能時，存在著嚴重的內部障礙和困難。

因此，傳統的專制集權政體，能否在有限的時期內通過結構的變革，轉變為能有效實施現代化功能的新型的集權政體，便成為傳統主權國家能否成功地推進現代化并消弭由西方挑戰和壓迫而引起的民族危機的關鍵所在。如果這種轉變能取得成功，早期現代化就能在這一轉型過程中順利進行下去，社會經濟變遷也就能在既存政治秩序不受到嚴重挑戰的相對穩定的條件下得以持續進行；反之，現代化過程就會出現日益嚴重的挫折，政權的合法性也會陷入日益深重的危機。

以上所述乃是一個傳統主權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邏輯過程。中國的情況如何呢？事實上，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應付西方挑戰的歷史過程，并沒有像日本那樣成功地使一個傳統的專制政體轉變為推進現代化的“開明專制”政體。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由于中國傳統國家的“綜合反應能力”所顯示的保守性、僵滯性，從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到清末新政，清政權在應付西方挑戰的過程中，不斷地蒙受屈辱、挫折，由于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最終導致王朝統治的全面危機。

下面，讓我們來具體地分析中國歷史上形成的“綜合反應能力”對戊戌變法以前中國清王朝的政治選擇的影響。

二、鴉片戰爭后的二十年：一個無所作為的時期

1840年的鴉片戰爭，無疑可以看作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歷史起點。然而，這卻是一個沒有被清朝統治者與士紳官僚階級充分重視和利用的起點。其主要原因與構成中國傳統官學化的價值體系的封閉性有關。

由于傳統的文化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定式的封閉性，由于傳統的“內夏外夷”的文化信念對人們的行為的強大支配作用，鴉片戰爭的失敗與 《南京條約》 的簽訂并沒有使他們意識到這場中西沖突對中國未來的嚴重意義。

正如30年代中國近代史學者蔣廷黻指出的那樣，從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這近二十年的時間里，上自皇帝官紳，下至一般庶民，除像魏源這樣的少數先覺者外，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從這場失敗中看到中西力量對比上的差距。“奸臣誤國”（指撫夷派琦善當權） 便成為當時中國士紳官僚們對戰敗原因的基本解釋。在當時不服輸的士紳官僚們看來，既然百戰百勝的林則徐被罷，使中國失去與英國角力的機會，作為天下中心的中國人完全沒有必要從那些本來就應敗在中國人手下的“洋夷”們那里學習任何東西。在鴉片戰爭以后近二十年里，中國人仍然還是用中古式的思想和觀念來理解和解釋“洋夷”與中國的關系，并準備繼續以中古式的武器和戰術來應付未來的沖突。

正因為如此，鴉片戰爭的意義，僅僅在于使西方打開了中國神秘的大門，但它并沒有促使中國人進而反思這場戰爭失敗的意義。

正因為統治者與士紳民眾在對付“洋夷”的態度和觀念上并沒有發生認識上的分化，戰敗以后的清政權仍然與過去一樣享有相當充分的權威合法性。也正因為清政權統治者們沒有從這場戰 爭中領悟到任何新的信息，他們也沒有運用這種充分享有的合法性資源來進行政策上的創新。蔣廷黻曾驚世駭俗地指出，鴉片戰爭最大的不幸恰恰是沒有讓林則徐繼續指揮這場必然失敗的戰爭，以致讓中國保守而虛驕的士紳官僚階級繼續憑依那種虛幻的理由，無所作為地度過了此后二十年的寶貴光陰。而這一段時期，對于中國來說恰恰是至關重要的。

三、洋務運動在中國早期現代化歷史上的地位

洋務運動是中國早期現代化歷史上第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階段，它具有布萊克在《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所描述的傳統主權國家的“防務現代化”階段的基本特征。

如果把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初年的防務改革及俄國彼得大帝的軍事上的西化運動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它一開始僅僅確立了一些有限的目標，通過改革和加強防務來抵抗外來侵略；只要西方的科學技術而拒絕西方的政治體制，強調本民族的傳統價值；包括農村結構在內的社會組織并沒有受到影響，等等。人們決不應因洋務運動在目標上的局限性而否認它作為現代化初始階段的歷史地位。

洋務運動在中國現代化歷史上的重要性，從思想變遷的角度來說，還在于它是中國世俗理性在政治精英中得到特殊發展的重要階段。這里的“世俗理性”，是指人們的觀念、思維方法、價值取向和行為選擇從對傳統的“神圣性”和教義的依附中擺脫出來的過程。更具體地說，人們主要是從經驗與效果中，從利害關系中，從日常生活的功利考慮中，而不是從對傳統的“神性”的信仰中或教條中，獲得行為取舍的標準。

世俗理性的萌發與發展，是一個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重要契因。中國早期現代化與西歐內源型的現代化的發生機制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在西歐，市民階級的經濟活動是導致人們從中世紀的神學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主要因素。而在中國，西方侵略所引起的強烈的民族生存危機感，以及由此引發的樸素的“求生”的警覺，才是產生中國特殊的世俗理性的基礎。“泰西巧，中國不能安于拙 也，泰西有，中國不能傲以無也。”“夫天下莫恥于不如人，今獨以學其人為恥，遂能雪其乎？”“今日之敵，非得其所長，斷難與抗。”洋務派的這種俯首可拾的言論中所顯示的邏輯，不是從 “圣人之學”的教義中演繹出來的，而是直接聽從于民族求生意念這種“第一命令”的呼喚。這種特殊的世俗理性具有眾所周知的價值褊狹性和局限性，但它卻引發了從儒家類宗教的信仰主義的文化定式中脫逸出來的歷史潮流，盡管洋務派官僚和士紳本人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洋務運動的現代化意義還在于，雖然洋務運動的主持者們并沒有促進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自覺意識，他們的直接目的是通過在防務領域仿效西方各國的“長技”來避免列強加之于中國的危機， 以恢復中國原有的長治久安。但是他們如同打開了潘多拉匣子一樣，不自覺地引發了中國從防務現代化向其他領域的現代化縱深發展的歷史潮流。其原因就在于，現代工業文明是一個有機統一 的社會整體，例如，軍事工業必須以重工業和機器制造業為基礎，而后兩者又必須以鐵路、交通與開礦業的相應發展為條件，而所有這些又必須通過發展現代的教育和培養專門技術人才才有可能，為了走某一步就必須走與此相關聯的另一步。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那樣，對于歷史來說，重要的不是人們想做成什么，而是通過人們的努力，實際上做成了什么。

實際上，洋務運動所憑依的傳統的相當簡陋的體制，是適應中古式的自然經濟與宗法社會的整合要求而形成的，從后發展社會的現代化過程的角度認識，洋務運動中確實暴露出嚴重的腐敗、浪費、低效率等種種弊端，這些消極現象與傳統集權體制缺乏對新產生的功能的彈性與適應性有關。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運用國家的力量，強制地高度集中有限的稀缺資源以保證某些特殊部類的工業（例如軍事工業）的迅速增長，只有以犧牲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效率為條件。而西方工業的發展是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時期內，在社會分化達到一定程度之后，通過社會內部的自主的個體之間的充分競爭才得以實現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的。因此，不能以西方原發型現代化國家的標準來判斷中國洋務運動的經濟效率水平。另外，中國傳統社會沒有也不可能為突發的工業發展的要求提供合適的專業人才，這就使得低效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現象。

從洋務運動時期清政權的權威合法性的情況來看，除了太平天國起義陣營這種體制外的農民造反勢力對清王朝的統治構成相當的威脅之外，在體制內部，一般士紳與庶民百姓仍然在政治上認同這一政權。在士紳知識分子與統治精英之間，在通過自強運動來實現增強國力的目標上，并沒有出現重大的認同分裂。

從清末洋務運動的權力資源的分配上來看，在最高決策者、上層以滿清貴族為主的務實派（恭親王奕、文祥） 與以漢族士紳為主的地方督撫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 三者之間，形成一種權力共生關系，這種權力結構對于洋務運動在既存體制內的運作具有重要意義。洋務運動之所以不致受到后來戊戌變法那樣的嚴重挑戰，顯然與這種權力結構有關。

在“同治中興”到光緒中期的二三十年中，列強與中國之間已經形成一種被雙方認同的新的交往模式，相對以后的事態突變而言，外部危機并沒有使中國執政者與士紳階級認為迫在眉睫。 新型的精英人才并沒有大量出現，原有的體制并沒有承受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要求的壓力，體制內的政治沖突并不嚴重。傳統帝國的中心象征 （即官學化的儒家意識形態） 通過洋務派“中體西用”這種折中主義式的新的詮釋，其世俗化程度已經有所提高，并仍然是政治統治者與社會精英之間形成政治共識的基礎。

綜上所述，雖然與日本分權制的傳統政體相比，中國對付西方挑戰的“綜合反應能力”遠不如日本，中國向更富有彈性和適應性的體制轉變的過程更為艱難緩慢，但只要假以時日，中國通過“洋務模式”來逐步實現從傳統社會向更為現代的社會的緩慢轉變，從理論上看仍然是可行的。

換言之，從清政權的權威合法性、中心象征對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政治認同程度、政治參與對體制的壓力、現行政治程序的有效性這些考量傳統政體的集權現代化的可操作性的基本變量來看，如果給予洋務運動以相當長的時間，在這一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中，經過一二代人的努力，隨著經濟社會結構轉變，清王朝將經由自我轉變而演變為“開明專制”。這種新型的權威政體，使中國可以在保持歷史連續性的條件下走向現代化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