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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聊知青相關問題，先要理解“老三屆”這個特殊的詞匯。

所謂“老三屆”，是指在文革爆發后，因為政治運動而停課的初高中學生。

1966年運動開始后，教育系統受到影響，大學停招，中學停課，連工廠也不再招工。

從66年中到68年末，整整兩年半的時間內，所有初、高中學生都“停課鬧革命”，各學校都出現了嚴重的堆積。

01

堆積是由于傳導效應：學校的師資力量有限，老生走了才能迎新生、

鐵打的學校，流水的學生，現在高中生走不了，初中生就沒法走。

以此類推，初中生走不了，那些從66年就畢業的小學生，以及本該67年、68年畢業的小學生，現在都進不了中學。

小學生走不了，66年到68年本該讀小學的適齡兒童，也讀不了小學。

兩年半的堆積，讓社會出現了大量空閑勞動力。

鑒于情況特殊，中央特事特辦，將在校的1966屆、1967屆、1968屆初、高中學生，統一安排在68年畢業。

這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奇景：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六屆中學生，全部在同一年高中畢業！

這群特殊的畢業生里，年齡最大的是老高三，即高中66屆學生，一般是二十一、二歲。

年齡最小的老初一，即初中68屆學生，一般是十六、七歲。

這批中學生，就被稱為“老三屆”。

“三屆”指的是66到68年，“老”則是指他們比正常的中學生要大很多，初一學生的年齡都該初三了。

因為一下子出現六屆畢業生，各單位無法安置，老三屆基本都當了知青，即安置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老三屆大都出生在共和國創立前后，他們的成長經歷了反右、大躍進、廬山會議、三年經濟困難、中蘇論戰和文化大革命。

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發展與挫折并存，光明與黑暗并存，進步與動蕩并存的特殊時期。

02

今天的人很難想象，涉及幾百萬學生的上山下鄉，居然不到一月就能搞定。

運動爆發后，很多學校出現了武斗，因為派別不同，他們彼此的斗爭又被稱為“派仗”。

打著打著，很多學生出于安全考慮，當起了“逍遙派”，平時躲在家里，基本不去學校。

但中央的命令一公布，所有學生聞風而動，不約而同都齊刷刷聚到了學校，打聽和忙乎上山下鄉的事。

很多年后，一位老知青這么回憶：

那個時候，學生的上山下鄉是由地方和學校的革委會安置的。 各個革委會為了證明信仰，都在比速度，所以安排的很快。 這所中學的學生到哪個公社，那所中學的學生到哪個公社，每個學生到哪個公社哪個大隊，幾天功夫方案全搞定了。 現在回想起來，這真是一個奇跡！ 就那么幾天、十幾天，全國那么多“老三屆”城鎮中學生，就這么離開了長期生活的城市，離開了父母家人，奔向了原本陌生的農村。

從1968年到2025年，幾十年光陰當真是彈指一揮間！

當年青春年少的“老三屆”知青，如今都是爺爺輩的了.

他們在農村度過了人生道路上一段特殊的時光，有艱辛也有歡暢，有付出也有收獲。

上山下鄉的磨煉，使他們由稚嫩趨于老練，由狂熱趨于清醒，由天真爛漫趨于沉穩老成。

所有這些，為他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堅實基礎。

上山下鄉，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涉及全國眾多家庭和億萬人的一樁大事，作為一個年代的歷史符號，永遠留在了一代人的記憶之中。

03

當年“老三屆”知青插隊，從安置地點來說，有跨省安置、本省內跨地區安置、本地區內跨縣安置、本縣就地安置四種。

絕大多數知青都是在本省安置，本省安置的大部分，又屬于就地安置。

在這幾類安置中，本縣就地安置無疑是最受歡迎的，畢竟親戚朋友和家人都在一起，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有依靠。

跨省安置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以及浙江、四川、江蘇等人口稠密省份。

這些地方的知青除了在本直轄市、本省安置插隊外，還被安置到外省、區。

北京“老三屆”中學生，絕大多數安置到了黑龍江、內蒙古、山西、吉林、云南等地。

地點確定好后，安置方式也有區別。

一種，是到生產建設兵團或國營林場、農場、牧場、草場等單位當農業工人。

一種，是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這是最主要的安置方式。

同樣是上山下鄉，到兵團等單位的知青和去農村插隊知青，境況有明顯差別。

兵團知青，屬于國營企業農工，每月拿固定工資，多的30多元、少的也20多元。

而且吃國家供應的商品糧、享受部分福利，物質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證。

插隊知青，要靠自己掙工分吃飯，多數知青的日工值只有幾角錢。

據官方后來統計，至少一半左右的插隊知青，在生活上長期不能自給，需要父母或親友接濟。

兩相對比下，自然人人都想去兵團當知青。

但兵團的政審標準比較嚴格，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很難進入。

那些去不了兵團的知青，只能去農村插隊。

04

某個北京知青，被分配到陜西延川。

那里地處黃土高原，是全國插隊知青中，自然環境和生存條件最艱苦的地方之一。

山大溝深，交通落后，土地貧瘠，降雨很少，自然條件很差。

知青插隊那個年代，這里沒有電，沒有任何農業機械。

勞動用的還是世世代代傳下來的老镢頭，群眾吃水、燒柴、照明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困難。

農民們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打下的糧食還填不飽肚子。

在那個動亂的年代，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少年，習慣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孤身來到那被群山阻隔、多風少雨的荒僻之地。

勞動和生活中有多少困難、多少問題需要他去面對、去解決！

受到的震撼，經歷的磨難，可想而知！

當年廣大知青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誰也不知道，究竟要在農村待多久。

雖然嘴上說要“扎根農村一輩子”，但心底里卻時時刻刻想逃離農村。

插隊的第一年，即1969年冬天，就有很多知青通過入伍的方式，離開了農村。

1970年以后，特別是1971年、1972年以后，通過應征入伍、招工進廠、推薦上大學等方式，走出農村的知青越來越多。

到1972年底，基本上但凡有點門路的，都離開了農村。

多年后，那個北京知青談及往事：

回想我剛下鄉的時候，大概有二，三十個知識青年，都是軍隊干部子弟。 半年后，大部分都當兵走了。 近一年時間里，就我一個堅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獨。 但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樂。 我先后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獲批準。

注：文章引用部分，全部來自各類權威官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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