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ya Goel

編輯｜Leah

5月20日，國際布克獎將桂冠授予了印度作家巴努·穆什塔克（Banu Mushtaq）的《心燈》（

Heart Lamp

巴努·穆什塔克（Banu Mushtaq）

卡納達語屬于達羅毗荼語系，是南印度主要的語言之一。它是卡納塔克邦的官方語言。該邦位于喀拉拉邦（講馬拉雅拉姆語）、泰米爾納德邦（講泰米爾語）和安得拉邦（講泰盧固語）之間。筆者住在卡納塔克邦，周圍那些來自南印各地的朋友們——無論是否會講卡納達語——都為此次獎項對卡納達文學的認可感到欣喜。這不僅是對一部作品的褒獎，更是對代表了半個印度次大陸、卻長期被北方主導文化邊緣化的達羅毗荼語言文化的一次重要肯定。

《心燈》是一部以女性為主題的短篇小說集。故事設定在穆斯林社群之中，描繪了她們的生活、關系以及多重困境。這些故事雖然扎根于特定文化背景，但其反映的女性經驗卻具有普世意義，呼應了全球范圍內反抗父權壓迫的聲音。

除了作家身份，班努·穆什塔克還是一位律師和活動家。她在20世紀70至80年代開始參與進步作家（Progressive Writers）的寫作圈。她所參與的“班達亞文學運動”（Bandaya Sahitya movement），旨在批判階級和種姓制度，推動了眾多達利特和穆斯林作家的崛起。穆什塔克是其中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她用卡納達語寫過小說、六部短篇小說集、一部散文集和一部詩集，并獲得了卡納塔克邦的重要文學獎項。她的作品不僅在文學上廣受贊譽，也在當前充滿張力的政治氛圍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014年以來，印度極右翼的印度人民黨（BJP）上臺執政，言論自由、學術機構和社會行動主義都受到嚴重打壓，對宗教少數群體的壓迫也在加劇。在一個充滿分裂策略和宗派主義的環境中，穆斯林群體的聲音尤為受限。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位穆斯林女性在文學領域受到認可，無疑是對其群體可見性的重要提升。

近年來，除了宗教分歧，語言霸權的問題也在印度引發了廣泛爭議。印度擁有數百種地方語言（約有780-1600種）和成千上萬種方言。但自獨立以來，政府持續推動將印地語為印度唯一的國家語言。印地語長期被印度民族主義者推廣，取代了許多原有的語言和方言（如博杰普爾語、邁蒂利語、阿瓦德語、布拉吉語等），成為北方主導語言。獨立前的印度也曾存在印地語與烏爾都語的政治之爭，前者被視為印度教語言，后者則為穆斯林語言。

印度的語言政治常被描繪為北方與南方的對抗。推動印地語全國統一的嘗試在南方尤其是泰米爾納德邦引發了強烈抵抗與抗議。而在大眾視野中，卡納塔克邦等其他南方邦的聲音常被忽視。

卡納塔克邦語言多元，除卡納達語外，還包含像圖魯語（Tulu）和科達瓦語（Kodava）等原住少數語言，以及邊境地區的馬拉地語、泰盧固語和泰米爾語社群，還有大量移民群體。歷史上，泰米爾人曾是首府班加羅爾最大的移民群體，但如今隨著IT行業的發展，來自北方的中產專業人士與勞工移民成為新一波遷入者。卡納達語本地人與這些移民之間的沖突歷史悠久。卡納達民族主義運動正在興起，盡管尚未形成正式的政治力量。過去班加羅爾的語言沖突多發生在卡納達人和泰米爾人之間，但如今的不滿更多指向北方人以及中央政府對印地語的推動。

卡納達語已有至少1500年的歷史，是南印現存第二古老的達羅毗荼語。印度語言研究長期由梵語主導，梵語是北方諸多印歐語系語言（如印地語）的祖語。婆羅門學者稱梵語為“神的語言”。早期由加爾各答東方學派主導的英國學者也認為印度所有語言都源于梵語，視其為理解印度文化的鑰匙。然而，南印的馬德拉斯東方學派對此提出反駁。1816年，英國文官兼學者弗朗西斯·懷特·埃利斯（Francis Whyte Ellis）提出：南印諸語言（如泰盧固語、泰米爾語、卡納達語、馬拉雅拉姆語、圖魯語、科達瓦語）并不源于梵語，而源于一種不同的祖語，開創了“達羅毗荼語系”的概念。這一語系被認為源自古老的泰米爾語，卡納達語正是其一員，也因此被認定為“古典語言”。

我的父母來自印度北方，母語應當是印地語，但我從小以英語為第一語言。在我所居住的地區，人們主要講卡納達語和科達瓦語，還有一些圖魯語、泰米爾語及其他語言。我的家鄉是位于科達古區的馬迪凱里鎮，這里也是《心燈》譯者巴斯蒂的故鄉。在巴斯蒂小時候，她的的母親會在復習考試時為她朗讀卡納達語文章——盡管她會說卡納達語，卻讀得不夠快。我的卡納達語不如她流利，僅能滿足日常交流。在學校時，我學會了讀寫卡納達文，但理解力有限，尚無法閱讀完整的書籍。

迪帕·巴斯蒂（Deepa Bhasthi）

卡納達語是雙言制語言，口語與書面語有顯著差異。大多數卡納達文學作品采用的語言形式與日常對話有很大不同。尤其在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納維亞”（Navya）現代主義文學傳統中，這種形式感尤為突出。納維亞作家常將藝術與文學區分開來，因缺乏對社會不平等的深入理解而受到批評。他們更關注個體，而非群體。

“班達亞文學運動”正是對此的激進回應。班努·穆什塔克是其中一員，該運動強調邊緣群體的聲音與社區的聯結，反對個人主義寫作風格。他們在創作中融合了口語化卡納達語，這在納維亞傳統中是前所未有的。這一嘗試為抗議文學、爭鳴、群體敘事和多維人物形象開辟了空間。穆什塔克的作品風格直接、尖銳，拒絕采用主流的梵語化寫作形式。

盡管穆什塔克的作品摒棄了精英式的卡納達語，她的語言中仍受到來自多種語言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她的母語達克尼語（Dakhni），這是一種由南印穆斯林社群使用的混合語，融合了波斯語、德里的烏爾都語、馬拉地語、卡納達語和泰盧固語，常被誤稱為烏爾都語的方言。烏爾都語以及一些阿拉伯語詞匯也常出現在她的作品中。巴斯蒂嘗試在英文譯本中傳達出這些語言層次。

巴斯蒂表示，她通過沉浸在原作所處的文化中來豐富自己的翻譯。由于穆什塔克的故事發生在印度穆斯林社群中，這些文化元素對巴斯蒂而言頗為陌生。為此，她借助與故事環境有相似語言、社會和審美特征的文化作為橋梁。她沉浸于巴基斯坦電視劇、卡瓦利音樂，并重新翻閱她的阿拉伯語學習筆記。她對自己作品的社會與政治維度有深刻意識，并在《巴黎評論》中寫道：

在“誰有資格翻譯、誰值得被翻譯、哪些語言能獲得翻譯資助”這層層等級體系中……卡納達語的處境并不好。每年被譯為英文的卡納達語文學作品屈指可數，遠落后于馬拉雅拉姆語、泰米爾語、孟加拉語、烏爾都語或印地語等。翻譯本身已屬不易，一種邊緣語言能受到重視就更難，而最終譯入英語這門充滿殖民遺產與文化包袱的語言更是問題，這一過程無法給出簡單的答案。

*本文由三明治獨家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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