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風箏》之所以能成為與《潛伏》比肩的經典諜戰劇，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該劇很多臺詞，都能從軍統特務的回憶錄中找到原話，比如戴笠“探望”鄭耀先的時候，說有人要“端他的鍋”，那就是他對時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東北保安司令部督察處長、東北行營督察處長文強說的。

文強在《戴笠其人》一書中記錄了戴笠的原話：“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勞累，一心為國為校長，想不到會有人趁機搗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鍋，同室操戈，欺人太甚！ ”

《潛伏》在危機之中有溫情，《風箏》勝在真實與厚重，鄭耀先的坎坷后半生還有些慘烈，而鄭耀先之所以多災多難，跟他“斷線”有直接關系——在隱秘戰線，特工斷線基本等于死亡，即使能活下來，也必須經過嚴格審查，要證明自己是一件困難到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鄭耀先對組織沒有怨言，那是因為他知道這是特殊工作性質決定的，不管是在哪個國家、哪個陣營，“失聯特工”最好的選擇就是保持靜默了此一生。

鄭耀先以“周志乾”之名在“山城公安局”當檔案管理員，所謂“追尋影子”不過是自我安慰而已——大家都知道影子是潛伏在延安關鍵部門的，按照常理是不可能來到山城的。

要不是韓冰陰差陽錯來到重慶，那么鄭耀先就會跟中統特工、剃刀林桃“平安”度過下半生——以他們的經驗和偽造履歷的本事，那十年也不大會有人動他，即使動了，也不過是雨過地皮濕，頂多換個工作，被抓起來的可能性絕對沒有。

“抓影子”是鄭耀先心中的執念，如果沒有這個執念支撐，他的后半生會很平安，也會很無趣，只要等到鄭介民來“喚醒”他并把潛伏特務全交給他指揮，那時候他自證身份的機會就來了——即使他只是“軍統六哥”而不是“風箏”，交出潛伏特務名單，那也是大功一件，“將功贖罪”綽綽有余，當個文史專員也是有可能的。

我們細看《風箏》電視劇和小說原著，鄭耀先這只風箏斷線的時間，就是抗戰剛勝利，也就是1946年左右，他之所以斷線，是因為派他打入敵人內部的那位領導出事了——電視劇中是患病，那是經過了藝術加工，事實上就在1946年，應該有更多打入敵人內部的地下工作者斷線，因為當年主管他們的那位領導飛機失事犧牲了。

鄭耀先最后跟副部長錢大姐和山城公安局長陳國華是這樣解釋的：“受蘇區國家政治保衛局委派，于1932年打入敵人內部，代號風箏。”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通過鄭耀先這句話所提到的機構名稱和時間點，馬上就能判斷出他斷線的根本原因：1932年，政保局局長是誰？1946年前后，這位領導在哪里？

紅軍長征前，中央蘇區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更知道在1931年到1934年間，鄭耀先等對敵工作人員都歸“政保局”領導，“政保局”也是有一個發展壯大過程的，但一號負責人卻沒有變過：1931年7月，蘇區中央局委員鄧發擔任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處處長，同年11月，鄧發擔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像鄭耀先那樣數量極少且級別極高的潛伏特工，知道他真實身份的人自然越少越好，可能也就是政保局局長鄧發等少數幾人有資格接觸到“風箏群”的資料。

在戰爭年代，犧牲概率是很高的，尤其是在長征時期，政保局局長鄧發也不能不戰斗在槍林彈雨的第一線，他先后擔任中革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副司令員兼副政委、中央縱隊第一梯隊司令員兼政委、陜甘支隊第三縱隊政委，尤其是擔任中央縱隊司令員兼政委期間，就是給大部隊開路打前鋒的，這說明當時的政保局干部，已經都變成了野戰軍干部。

紅軍長征期間大量指戰員犧牲，能走到延安的可能還不到十分之一，所以鄭耀先的名字，可能就只有鄧發一個人知道了——檔案材料在長征途中都埋藏起來了。

埃德加·斯諾在延安見過鄧發，并把鄧發的形象記錄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氣不大，所以當他走過來，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時，我沒有想到他的手像鐵爪子似的那么有力，不禁痛得退縮了一步。我后來注意到，這個人的行動有一種黑豹的優美風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點也不失輕巧矯捷。”

鄭耀先的槍法，可能就是跟鄧發學的，曾志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鄧發我早聞其名，卻一直沒見過，這次經彭老總介紹才認識。鄧發的穿著很一般，但顯得很精神。有一天，下了大雪，路不好走，只好歇下來，鄧發要去打獵，我就跟去了。斑鳩、野鴿子成群結隊地在雪地里尋食，黑白分明，一目了然。鄧發槍法很準，有時一槍能打三四只，所以一個多小時就打了一大串，晚上大家便聚在一起美美吃了一頓百鳥宴。”

斯諾對鄧發還有另外一個稱呼，但他能叫咱們卻不能叫，因為那不夠尊敬。更令人遺憾的，是1946年4月8日，鄧發和博古、葉挺、黃齊生等人一同返延安時因飛機失事在呂梁市興縣黑茶山遇難，享年只有四十歲。

如果鄧發沒有腹肌失事遇難，那么很多派往敵營的地下工作者就不會斷線——這也是當時特殊戰線經常出現的：潛伏的第一原則就是保密，而秘密是越少人知道就越好的，像鄭耀先那樣潛伏級別極高、在敵營位置也相當高的地下工作者，資料只有鄧發掌握，也是必須的。

《風箏》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其中凝聚了厚重的歷史，如果讓我們翻閱史料，可能有很多人會不感興趣，但是透過諜戰劇回看歷史，卻能引人入勝。

細節決定成敗，《風箏》絕大多數劇情都很歷史合拍，尤其是鄭耀先的后三十年，有些不太好說的事情，一看電視劇就明白了。

通過鄭耀先這只風箏的斷線，我們在探尋真相的同時緬懷先烈，這也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將史料與劇情聯系起來，或許還能理解鄭耀先當年的無奈：直接領導已經遇難，他的檔案有沒有保留下來也是個問題，如果他貿然公開身份而又找不到有力的證明人，他這個雙手沾滿獻血的“鬼子六”，會不會在公審之后押赴刑場？

實事求是地說，鄭耀先潛伏得實在太好了，好到連他自己也分不清自己是天使還是魔鬼，別人又怎么可能相信他是戰斗在敵人心臟的紅色特工？

鄭耀先長時間以周志乾的身份在山城公安局以“留用警”的工作，這也是萬般無奈之舉，如果袁農和韓冰不調到山城，那么鄭耀先的人生軌跡肯定會發生變化：只要他安然活到1978年，那么隨著埋藏檔案被發現，他即使被發現也不會有任何生命危險，即使他只是軍統六哥而不是風箏，也未必會被抓起來。

形勢已經發生變化，鄭耀先再抓影子韓冰，似乎意義已經不大了，這也給讀者諸君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政保局局長沒有因飛機失事遇難，鄭耀先找到他是不是就安全了？鄭耀先證明了自己“風箏”的身份，是否還能留在反特戰線繼續挖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