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一部特別著名的川味兒小說《死水微瀾》，里面的蔡大嫂就是信了洋教之后覺得自己牛大了，沒人敢欺負了。在故事里的這些人就是靠著教會的保護，狐假虎威，在當地老百姓里頭開始過好日子了。那么在清末的社會當中，這種現象是普遍的，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可悲現實造成的。

帝國主義者一貫會利用在他國的國民出的事故來挑起爭端，在日本的話，有生麥事件，引發了薩英戰爭（薩摩藩和英國）。

所以在中國各個地區也有類似的事件，如造成嚴重后果的山東教案。

山東教案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山東省因西方宗教傳播與地方社會沖突引發的一系列涉外事件，其中以巨野教案、曹州教案和濟南教案最為典型，最終成為列強侵華的導火索。

巨野教案發生于1897年，歷史背景是德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陽谷等地傳教時，頻繁干涉地方事務，欺壓百姓，引發民眾強烈不滿，就像文藝作品當中那樣表現的那樣。

事件的經過就是1897年11月1日，大刀會成員劉德潤、奚老五等闖入巨野張莊教堂，誤殺兩名德國神甫能方濟和韓理迦略，實際目標薛田資逃脫。事件后，德國以此為借口，派軍艦強占膠州灣，迫使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取得山東鐵路修筑權和采礦權。

事件的特點是教案成為德國武力侵占中國領土的直接導火索，標志著列強瓜分中國的進程加速。1897年11月13日，即教案發生后的第12天，德政府派軍艦多艘，強行占領膠州灣，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德《膠澳租界條約》。懲辦了山東巡撫李秉衡、兗沂曹濟道錫良、曹州鎮臺萬德力、巨野知縣許廷瑞等近十名地方官；賠銀20萬兩，并在巨野、濟寧、曹州等地建造教堂及傳教士防護住所。從此山東成了德國的勢力范圍，正如當時日本《外交時報》所稱：“華政府于山東一舉一動，皆受德人指使，似滿洲之實權歸俄人掌握。彼山東之實權，亦將歸諸德人矣。”

冠縣教案也是1897年前后。

事情大致是山東冠縣，當地的一座玉皇廟，被一位傳教士欲改建天主教堂，引發了民憤，埋下了民教沖突的引線。在這次事件中的民眾一方也就是后來的義和團。

因為教會就是想強占這個當地民眾傳統宗教信仰用的玉皇廟，那么肯定會有沖突的。冠縣教案，與巨野教案、大足教案堪稱19世紀末揭開義和團運動序幕的三大教案。大足教案發生在現在的重慶的大足縣，所以我們這兒就先不說了。是中法戰爭以后的法國教會到中國挑起的惡性事件。

冠縣教案的事件經過大致就是村民領袖閻書勤組織“十八魁”武裝反抗，聯合梅花拳首領趙三多，多次與教會及清軍發生武裝沖突。清廷迫于壓力將廟基判歸教會，并派兵駐守鎮壓。

該事件的影響就是直接推動了義和團運動在魯西北的興起，民間反教斗爭逐漸演變為大規模反帝運動。

濟南教案發生在19世紀末。 濟南當地教會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特權，在濟南強行購置房產，引發民眾恐慌和排外情緒。

1890年前后，濟南街頭多次出現“驅逐洋人”的傳言，傳教士與民眾矛盾激化。地方官員為平息事態，被迫同意另劃土地賠償教會，進一步削弱地方主權。

在政治上，教案暴露了清政府的軟弱性，助長了列強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所以，山東系列教案的危害非常大。

首先是領土與主權喪失。

我們說了，巨野教案后，德國強占膠州灣，并迫使清政府割讓山東權益，其他列強紛紛效仿，掀起瓜分中國狂潮。

列強通過教案獲取傳教、駐軍、經濟掠奪等特權，嚴重破壞中國司法和行政主權。

之后是社會動蕩與民變加劇。

教案激化了民眾與外國勢力、清政府的矛盾，推動義和團等民間組織從反教發展為全面反帝運動。

清廷在列強壓力下鎮壓民眾，導致官民對立，削弱統治基礎。

還有就是加速中國半殖民地化。

列強借教案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如《膠澳租界條約》使山東成為德國勢力范圍，直接推動中國陷入更深重的半殖民地危機。

西方宗教與文化的強勢滲透，加劇了傳統社會結構和文化的瓦解。山東這個地方本來是孔孟之道浸泡透了的，所以當地的人民對于出現了帶來的宗教勢力本來是非常抗拒的但是最后也只能是屈服于這些東西，這也進一步說明了當時國家的貧弱和絕望。

（例如巨野教案發生后，天主教會由于有本國軍事勢力做后盾和清政府地方官吏的悉心庇護，對中國人民的壓迫、敲詐更加殘酷，為所欲為，飛揚跋扈。張家莊常有教民指控某某為大刀會員，某某參加過殺教士事件，唆使清廷捕殺。有的教民還公開搶劫大刀會家屬的財產，強迫他們為教會做苦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反教會侵略斗爭的怒火又燃燒起來……）

后來更是造成國際關系惡化，這一點不用說，本來就受侵略，不用更惡化了。

教案成為列強聯合侵華的借口，例如德國侵占膠州灣后，俄、法、英等國相繼強租旅順、廣州灣等地，中國邊疆危機全面爆發……

此外還有1899年冬，山東肥城英國圣公會傳教士卜克斯被殺案件等等，這件事情也被袁世凱拿來討好了帝國主義侵略者，因為他當時正好是山東巡撫，于是也就答應了很多不合理的訛詐和繼續鎮壓義和團的要求。如當時的肥城的知縣都在替無辜的民眾求情，認為不應該太擴大了，但是袁世凱還是這么辦了（他向清政府夸大了案情嚴重性），并且罷免了肥城的縣令，另外還向百姓勒索攤派了勒索白銀9000兩和5畝空地，為傳教士修建一所教堂；另用500兩白銀在卜克斯被殺處立碑，“蓋造碑亭”……

但英國侵略者并不以此為滿足，無理要求嚴懲山東地方官員及前任巡撫毓賢，并繼續剿滅義和團……所以就是說怎么退讓都沒用，帝國主義的野心是喂不飽的。

這一系列的山東教案是晚清社會矛盾與列強侵略交織的產物，其直接后果是加速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瓜分，間接推動了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和民族危機的深化！

這些事件不僅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也揭示了近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深層困境，主權和其他的問題都是只有經過經過先進思想武裝的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