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研究員，一級作家。

（據發表于《青年文學》2025年第3期的評論《城市寓言抑或文化隱喻——鐘二毛《謝辭辭》解讀》改寫。）

【【鐘二毛，瑤族，湖南人，現居深圳。中國作協會員。在《當代》《民族文學》《中國作家》等文學期刊發表大量作品，并多次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轉載。出版有長篇小說《小中產》《小浮世》，中短篇小說集《回鄉之旅》《舊天堂》等10余部。曾獲《小說月報》百花獎、《民族文學》年度獎，入選《青年文學》城市文學排行榜等。】

《謝辭辭》（首發于《青年文學》2025年第3期，轉載于《小說選刊》2025年第5期）作品上來第一句，也是第一段，就是反常的寫法：“孩子馬上要出生了，可全家人都高興不起來。”怎么可能會這樣？第二段第一句繼續加碼，“瞄了一眼正在廚房里的丈母娘”，繼續堆積這種情緒壓迫感。為什么會這樣？丈母娘的操勞為什么被視作“向我發出的警告”？而太太雅姿為什么如此麻木呆滯似了無生趣？第三段，“累了，我休息一下。”雅姿說。太太也出來發聲，表達她的處境，她成了夾心餅，在丈母娘與女婿之間。這真是少見。也算是奇哉。

有了這樣的鋪墊，然后就有了接下來一段對丈母娘跟女婿之間的斗法，丈母娘“得寸進尺”，搶占起來女兒家的話事權和管理權，女婿制造各種聲響發出自己的示威和不悅：火花四射，不藏不掖——是一個關于觀念沖突的故事，或者文化沖突的故事。

“到底怎么了？”這是作者主動自問自答的，讀者好奇了，作者忍不住要來回答，“事因啊，是我那偉大的丈母娘，非要讓雅姿肚子里的孩子姓謝。”原來是圍繞孩子的姓氏問題展開了爭奪。

寫到這里，我這有一定民俗學學術訓練的，自然就會格外會心，并發出由衷的贊嘆，果然是二毛！二毛就是該寫這樣的題材。在深圳這樣的移民城市，孩子的喂養和教育問題，還有關于過年去哪家過年的問題，都是當代人，當代深圳的問題。筆者早有關注，但并無抓手。想不到作家的鐘二毛用小說下了先手。

小說中的“我”已經有了女兒，這是二胎。而且也交代了，丈母娘原來在深圳制造業江湖打拼經年，剛剛退休，60歲仍是能打之年，精力充沛，也有主見，帶孩子做家務自然不在話下。

丈母娘代表了“深一代”最早一批來深圳打工者的形象。這樣的人在身邊也所在皆是。他們大抵進入了退休年齡，進入了退休生活，可以介入了家庭事務，燃起了家庭文化戰爭。跟進入生育年齡的70后及以后代際子女產生了沖突。這自然是也真正是深圳的故事。作品對作為深圳第一代打工妹和基建工程兵的岳父母的來龍去脈做了交代，延伸了作品的歷史縱深，其實我也看到，這幾年來作者二毛在深圳歷史地理研究方面下了功夫，對早期深圳了然在心。

而且，岳母作為一代打工人轉型為私營企業家的命運，在這樣的講述中，也可以得到呈現。2008年深圳騰籠換鳥產業戰略轉移所造成的低端制造業的外遷或被迫轉型，岳母的家具生產廠舉步維艱陷入困境，但她仍然“防御性抵抗，死活讓工廠茍延殘喘了十幾年，送走了最后一個跟著她干了三十年的老員工”，寫出來一個有膽識、有承擔、有情義的小企業主的形象。這樣的形象也豐富了深圳人的面貌，其實不乏其人。這樣不聲不響拓展小說邊界、增強含量和豐富性的處理，還表現在作者將丈母娘的住所安排在羅湖老區，而男主人公一家則住在前海自貿區。這樣的設計，也確實是有意為之。既有地理學上為深圳張目的考慮，也有修辭學象征手法的意義。

作為兩個時代、兩個代際、新老深圳人，圍繞孩子的姓氏發生了爭奪，丈母娘要求即將出生的外孫跟女兒姓，為只有獨生女的自家繼承煙火；而“我”不能接受丈母娘的算計和咄咄逼人，堅決不能同意。于是，矛盾就正面相撞了。作為問題，也即作為問題導向的小說，正式開始。問題開始提了出來。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問題驅動，這樣一篇“問題小說”中，人物的反應就并不算生動細膩，而是有點僵硬。丈母娘這樣的要求，在深圳之地，并不過分，在年輕人當中，也不乏其人。而且這個來自江西鄉下的打工妹，有這樣的執念，也很正常，畢竟她的女兒是獨女，在計劃生育執行嚴格的時代，他們這代五零末六零初出生的人多是如此，都要直面這樣的倫理處境。顯見作者的問題導向的現代城市小說的敏銳。

這樣的一種沖突，其實也不是正面對撞，而是暗中使勁。小說以第一人稱敘事者的視角，只寫自己的心理活動，對于丈母娘的描寫，更多展現“我”的觀看和猜測，寫丈母娘作為一個利維坦給自己心理造成的巨大壓力——在男主眼里，丈母娘的灰色西裝與直沖沖的白發銀絲，也都有了象征性、喻意性和巫術化，表征了她的深圳職場鍛煉出來的理性執念，以及歲月磨礪帶給她的堅硬堅持，是堅不可摧的象征，透射了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壓迫感。這樣的壓迫感，也體現在“我”看到的丈母娘對于家庭空間的布局使用（陽臺種菜）、對家庭早餐的改變（對保姆菜譜的棄用）等等，丈母娘被視作一個強行進入小家庭的外來者，對“我”的小家庭造成了空前的困擾。

這樣的兩代人的戰爭，這樣的一種暗中的較勁，構成了兩種人、兩代人的心理戰，亦即作為小中產的上班族跟曾經的私營企業家、第一代打工者的精神上的對抗，看看誰更能堅持。甚至還上升到了兩性的高度，也即男性中心主義的高度。作為夾心的雅姿，其實是無可無不可的，沒有那么多的想法，對于自己母親和自己丈夫，更傾向于丈夫這一邊的態度，是個善解人意的人。小說中并沒有她更多的獨立的聲音，作為故事發展的一個功能性存在。而且，其實小說中矛盾沖突的兩方，丈母娘也只是一個被觀察者，一個忙碌的背影，本身也并沒有非常多的出鏡場面。對于她，“我”也并不是熟悉的，熟悉的是她的歷史，而不是思想和心靈。于是，我們更多的看到的卻是“我”的自白，是“我”在講述，“我”在觀看，“我”在發泄，“我”在表白——“我”在改變。這就很有幾分心理小說的意思了。

于是，我們看到，這個“我”作為現代職場或者可能大廠中屢見不鮮毫無標識度的小人物，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可能是985或211，這是外地年輕人進入深圳的大概率門檻），有份穩定工作，算是小中產，不想被打擾，安心過日子，丈母娘對他們原子化小家庭的介入讓他很不適，很不爽，有名火無名火一起來。即使妻子態度鮮明與他心齊，把道理講得這么清楚，他還“怒火備點著了”，說岳母“不考慮別人”——本來只是二胎跟母姓而已，談不上被當成上門女婿——其實中國的男性，大男子主義的一面（父權、夫權的捍衛維護問題）隨時會露出馬腳，隨時也會爆發，隨時也會成為矛盾之源和若干家庭矛盾、糾紛、戰爭的根源、導火索。

丈母娘實在表征了深圳打工的一代，職場的一代，女強人的一代，企業家的一代。他們自身必定為工業文化和城市文化所塑造，形成一代不一樣的深圳人。丈母娘的咄咄逼人越發強勢，無孔不入，掌控女兒生育，把這個二娃的跟母姓，當做了自己為祖上延續香火之事，后半生最重要的事情。但她為之奮斗拼爭像是搶單一般所爭取到的，何嘗不是她的夫家的姓氏和香火繼承權？跟她本人又有何干？這樣的荒誕，事關倫理和文化傳統，并沒有盡頭。

對丈母娘的態度，其實也觸及到了獨生子女一代的倫理困境，這樣的困境不在于有沒有表哥表姐堂哥堂姐這樣的傳統人倫網絡，而在于一對小夫婦實則成了夫家和自家天平上的游碼或蹺蹺板的支點。這樣的算計或者考量，尤其獨生女兒的家長，各有各的盤算和辦法，上門女婿、跟母姓、跟岳父母一起生活、逢年過節輪流去夫家或父母家或者各回各家，等等不一而足。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之下被國家意志強行介入改變后采取的掙扎和適應。

很有意思。按照故事的邏輯發展，孩子生下來了，丈母娘長住下來了（伺候月子），“我”準備搶先一步，到醫院把孩子出生證確定為跟自己姓而不是滿足丈母娘的盤算時，小說卻適時來了個急剎車，讓“我”被公司外派出了趟長差。這里的延宕，有兩個用途，一是為了插進來二伯相似際遇的一個橋段，作為鏡像用于說服的例證。這樣來寫當然是圍繞主題，展示當代年輕人的對于生育的觀念、狀態，以及老一代人的妥協之舉。到底仍是觀念之爭。二是也是小說的技術使然，硬碰硬、火星地球的正面對撞，顯然不符合作者設定的邏輯，他不要這樣的正面強攻。所以從技術層面要轉個彎。

等他回到深圳的家中，一切似乎發生了變化。丈母娘似乎融入了這個家庭，改變了職場養成的理性和堅硬，成了一個傳統中國家庭中的婆婆或奶奶的形象，也露出來她的蒼老的一面。故事顯然、確實并不復雜。甚至可以說是很簡單。像是一個三幕劇，并且也許用話劇形式表演出來，重在展示這樣的三個人物重點是兩個人物的沖突和內心活動，同樣具有直逼人心的力量。

故事的反轉，來自丈母娘的舍身救險。這個情節也是作品的高潮。當岳母以無畏、神勇從即將發生的車禍中搶回青青，既是出自愛，也出自這位老人訓練有素從不怕事，從來她就沒有耗散她的勇毅的本色。這一瞬間定格，其實作品并不僅僅賦予她一個好像自私算計心機重重的職場老人面向，而作品一開始到老太太車流救人，所采取的限制視角，是“我”有意為之，是“我”的故意的選擇，從而也只是“我”的障眼法。這位老人其實為這個家庭付出了太多——無論照顧二寶的忘我，還是面對大寶遇險的舍命——這是一個神采奕奕的老人，有精氣神的老人。

當這樣的一位老人，“繼續待在我們小家里”，跟女兒女婿同住，漸漸地，她的作為一位“普通老太太”一面，無法再藏住掖住，這位不服輸的人，要強也要好的人，中年喪夫半生孤獨的人，她的寂寞憂傷，更多為“我”看到。她的表情和情感，都與“我”的平凡的母親并無二致，“讓我想起我的母親”，在“一張暗淡、憂傷的臉”的背后，“心里藏著萬千心事”。從而，她的硬，感化了“我”；她的軟，打動了“我”。同情心同理心讓“我”的態度發生改變。

但丈母娘始終是強悍的。她的不提，倒也未必不想，當然是想。但她的不把話說開說透說盡，自然一定有出于她的對于女婿的尊重和體諒，卻也一定有對于女婿的期許：你看著辦就好。或可再加上一句：我都接受。（這是一個理性，而且識做的老人；也是嘴里計較，而心里明白的老人。作品以對人情人性的通透，豐富了一代深圳人的形象和精神內涵。）

最終確實是女婿做出了妥協。全篇最終完成為一個和解的主題，同時也是兩代人、兩種文化、兩個性別的和解。這也當是最好的結局了，無論現實中，還是小說中。

這個故事有它的輕，也有它的重；有它的淺，也有它的深；有它的日常化，也有它的形而上。以它的敏銳和通俗，寫出了一篇出色的問題小說，卻也是很深圳很當代的都市小說。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