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為中國古代博大精深的文化瑰寶，其中有關卦爻辭的原始記載和后學的闡釋解讀中，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與道德倫理內涵；且其作為“群經之首”，對古代民眾的思維方式、知識結構進行了全方位的滲透，以至于“百姓日用而不知”①。其影響力也自然波及文學巨著《紅樓夢》的文本創構之中。

《周易》

張新之曾獨辟蹊徑，運用易學視角對其進行深入剖析，提出“全書無非《易》道”②之論。對于其“以易評紅”的學術實踐，學界歷來存在爭議。在過往的一個世紀里，多數學者對其觀點持否定態度：有學者認為，其評點“體現的文學思想和方法論從根本上說都是錯誤的，其評點的結論基本上也是錯誤的”③；還有學者提出，張新之“全朝‘性理之書’的角度去加以闡述發揮，似有誤入歧途之嫌”④。

然而，近年來，隨著對中國古代學術話語體系本土化重構的日益重視，張新之的評點價值開始得到挖掘。例如，劉繼保指出：“‘以易解紅’不僅激活了《易經》這一傳統的學術資源，同時也拓展了小說評點理論空間。”⑤梁從峨專門分析了張新之評點體現出的陰陽觀念。⑥張新之的評點雖顯出陰陽觀念，但其內涵遠不止于此。它蘊含著以易學思想為基石的儒家傳統文化內涵。浦安迪曾指出：“僅就時代，文化背景，哲學背景而言，張新之的評論接近于小說的寫作時間。”⑦

對這部接近于曹雪芹文化背景的評點本進行意義重釋和價值重估，有助于進一步發掘《紅樓夢》的文化意蘊。

一、以《周易》數理邏輯推演情節隱喻

張新之主要活動于嘉慶、道光年間，與其他士人一樣，他自幼接受儒家傳統教育，深研“十三經二十一史”⑧（五桂山人《妙復軒評石頭記序》），作為群經之首的《周易》，自然是其研習重點。

臥云山館刊本《妙復軒評本繡像石頭記紅樓夢》

《周易》通過六十四卦及每卦六爻的精密架構，展現了數字與自然法則的聯系。《系辭上傳》有云：“圣人設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⑨此言揭示了象數思維的核心，即通過觀測自然之象與數理規律，洞悉萬物本質與變遷規律。張新之評點《紅樓夢》時，也特別注意挖掘文本隱含的象數原理。

張新之注重揭示回目序號中隱含的情節寓意。在《紅樓夢》第三十六回的總評中，他指出：“此回適當三十六回，天數也，又為六六陰極之數也，為是書一大眼目。”⑩

在《周易》中，“六”被視為陰爻的代表數字，“三十六”是“六”個“六”的重復疊加，象征著極致或轉折。這一回目構成了全書的關鍵節點。

此回聚焦于賈寶玉對人生情緣的深刻感悟。通過寶玉對寶釵等人世俗勸誡的反感，以及他對林黛玉超脫世俗、淡泊名利之情的珍視，強化了兩人之間的知己情誼。同時，寶玉在目睹齡官對賈薔的深情后，深刻領悟到“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并對“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的歸宿產生了深深的憂慮。

此外，該回還揭示了賈府由盛轉衰的預兆，如仆人們在金釧兒死后，試圖通過賄賂王熙鳳以安排親戚去王夫人處伺候，顯示出賈府內部仆從的鉆營之風；而王熙鳳與王夫人的交談中，則暴露了“姨娘丫頭，分例減半”的財政緊張情況。寶玉對情緣的領悟以及賈府經濟的壓力、內部矛盾的加劇，揭示了愛情悲劇和家族悲劇的主題。

《妙復軒評本繡像石頭記紅樓夢》

再如，《紅樓夢》第六十六回回目為“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張新之評道：“書至六十六回，正六六數終，陰極陽生之會，故用兩‘情’字、兩‘冷’字作大對待。”?

此評點再次強調了“六六”作為極陰之數的象征意義，預示著事物發展至極致后必將迎來轉變。在第六十六回的回目設計中，作者巧妙地運用了“情”與“冷”這一對重復卻對比鮮明的詞匯，深刻揭示了情節中的情感張力與冷峻現實。

該回通過尤三姐因情自盡、柳湘蓮心灰意冷遁入空門的情節，展現了情感的極端與人生的無常，預示了寶玉和黛玉的情感轉向與最終結局。

此外，張新之對小說正文中出現的日期也給予高度關注。《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告訴賈雨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張新之指出：“十成數，九陽數，十除九為一，一則吉，故真勸行而假不應。此書凡有明著日期處，皆有意義。”?

《周易》之中，九被視為陽之極數，寓意長久、吉祥。十為成數，寓意完整、圓滿。二者相減為一，一即元，開始。《周易》乾卦卦辭為：“元，亨，利，貞。”?意謂元始，亨通，和諧有利。

甄士隱真誠地幫助賈雨村擇選赴京趕考的黃道吉日，但賈雨村并未領情，反而不辭而別。此“真勸行而假不應”之態，預示了葫蘆案情節中賈雨村對甄士隱恩情的背叛。

再如，第二十三回，賈政回稟賈母二月二十二日為吉日，宜令寶玉等人搬至大觀園。張新之夾批曰：“二月二十二日，好春也，而一派陰數。綜之得六十，花甲一周，天運復始，大觀全部在內。反之為十六，紫陽所謂‘正好修二八’也。”?

《周易譯注》

在《周易》之中，二為最小的陰數。二月二十二日，以陰數貫通上下，與以女性為中心舞臺的大觀園正好匹配。兩個月共六十天，六十為天干地支紀年法的一個甲子年，寓意家族興衰與歲月循環。六十反之為十六，為二八芳齡，是大觀園女兒們最無憂無慮的青春時光。

張新之以正向、反向的雙重推演，提醒讀者把握曹雪芹節日安排的隱喻。此外，在《紅樓夢》第六十二回，作者也提到林黛玉生日是“二月十二日”。張新之評道：“二二重陰，十歸土數，乃正花朝，林固花敘中主人也。”?

二月二十二日搬入大觀園與林黛玉二月十二日的生日相近，且二月十二日為花朝節，寓意黛玉為群芳之首。寶玉和眾姊妹都搬入大觀園后，寶玉作《四時即事》詩。張新之評點道：“春夏秋冬，天運復始，即所謂二月二十二日。”?四首時令詩，即四季的循環往復，與生命更迭的哲學思考相聯。

由于受到《易經》數理推演的影響，張新之特別注意文本情節的邏輯自洽性。如，第二十二回開頭王熙鳳說“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月份是正月。第六十二回探春有言：“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

《妙復軒評石頭記》

張新之通過前后推演，發現若寶釵生日為正月二十一，則與其他事件時間安排上存在矛盾。張新之指出：

然自正月十五元妃歸省計之，至二十一中間僅五日，中有寶玉至襲人家因“花解語”為襲人病之三日，“意綿綿”“彈爐意”“諧嬌音”謂之同時事可也，而“箴寶玉”“續《南華》”又二日，五日工夫已盡。乃又有巧姐出花十二日，送娘娘祭祖還愿慶賀以至“救賈璉”當又需數日。此二十一日正月耶，非正月耶？本回湘云又明說“大正月里”云云，作者矛盾，讀者知否？?

張新之結合文本事件脈絡分析，正月諸多瑣事遷延日久，非一月功夫所能完成，按照情節進展推測寶釵生日應為二月。這無疑是曹雪芹修改過程中出現的紕漏。張新之的這一發現，正是他“以易評紅”的額外收獲。

綜上，在《周易》中，卦象和爻辭的組成和變化都基于一定的數理原理。通過數理推演，可以揭示出卦象的含義和吉兇禍福。張新之借鑒《周易》數理推演的思維方式，挖掘《紅樓夢》回目設置與情節安排、主題呈現之間的關聯。

同時，他將這種敏銳的洞察力延伸至小說正文的細部安排。對于文中頻繁出現的生辰、節日等各類日期，張新之都給予了高度的關注與深入的剖析，輔助讀者理解《紅樓夢》中特定日期所承載的深層情節隱喻與文化意涵。

《阜陽漢簡周易校釋》

二、用《周易》符號思維剖析人物命運

《周易》中的卦爻變化原理以及《周易》后學闡釋中衍生的陰陽五行學說，對《紅樓夢》人物命運的描繪產生了深遠影響。卦爻和五行觀念都屬于符號思維的范疇，它們通過特定的符號系統來闡釋世界萬物的變化規律。

《周易》中陰陽爻的組合以及文辭表達，構成一個特定的符號系統。五行學說則認為金、木、水、火、土是具有象征意義的特定符號，這五種元素之間構成完整的符號系統，它們相互作用、相互轉化。

張新之注意結合《周易》中的卦爻變化原理及后學闡釋中的五行相生相克原理，來預示人物的命運。

一方面，張新之巧妙運用《周易》的卦象符號系統來剖析小說人物的命運。在《石頭記》讀法中，張新之指出：

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本《三家評本紅樓夢》

書中借《易》象演義者，元、迎、探、惜為最顯，而又最晦。元春為《泰》，正月之卦，故行大。迎春為《大壯》，二月之卦，故行二。探春為《夬》，三月之卦，故行三。惜春為《乾》，四月之卦，故行四。然悉女體，陽皆為陰，則元春《泰》轉為《否》，迎春《大壯》轉為《觀》，探春《夬》轉為《剝》，惜春《乾》轉為《坤》，乃書中大消息也。?

這段評論以《易經》的卦象來解讀《紅樓夢》中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姐妹的命運。

《紅樓夢》中明確交代元春的生日是農歷正月初一，探春的生日是農歷三月初三，迎春和惜春的生日沒有提及。從人物命名來看，元春中的“元”字，即已表明初始之意，與其正月初一的出生日期對應。

依此推測，迎春應該出生于立春前后，以與“迎”字相符。惜春可能生于農歷四月，此時已是孟夏時節，“惜春”寓意對美好春光的惋惜。四人生日月份對應的消息卦分別是《泰》卦、《大壯》卦、《夬》卦、《乾》卦。《泰》卦是正月的卦象，表示萬物復蘇、和順亨通。元春入宮后加封賢德妃，地位顯赫，象征著家族的繁榮昌盛。

然而，張新之也指出，“《泰》轉為《否》”，意味著元春的命運軌跡與《易經》中“泰極否來”的哲理呼應。探春生于三月，對應的是《夬》卦。《夬》卦代表著決斷、清除邪惡的含義。

身為庶出之女，探春在治理賈府時遭遇了仆從的輕視與阻撓，《夬》與《剝》是錯卦，《夬》轉《剝》隱喻她雖具非凡決斷力，能剔除家族內患，但其努力終難逆轉家族衰敗之勢。張新之將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位女性角色與四個卦象符號相對應，通過卦象的演變預示了各自命運的轉折。

《李鏡池周易著作全集》

將人物生辰與卦象相聯系，為解讀《紅樓夢》的主題和人物命運提供了新的視角，也從側面展現了曹雪芹在人物形塑時融入了生辰與季節元素，呈現人物的命運軌跡。

另一方面，張新之常常采用五行學說來推測人物的命運。“陰陽五行”這一哲學觀念長久地支配著古人的認識、世界觀。

《周易》闡述陰陽之道，《尚書》提出五行理論，兩者共同詮釋了古人對宇宙萬物的認知。至戰國時期，鄒衍將陰陽、五行相融合，提出了象數與天命觀相結合的陰陽五行哲學，豐富了這一思想體系。西漢學者董仲舒將陰陽五行的哲學觀念融入倫理道德的范疇，衍生出“三綱五常”這一道德原則體系。

此后，陰陽五行觀念逐漸深入滲透到中國傳統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古人認知世界、理解萬物的固有思維方式。

張新之評本《紅樓夢》第一回

張新之運用五行學說，對《紅樓夢》中人物的姓名寓意與命運軌跡進行了獨到的闡釋，深化了我們對于曹雪芹創作意圖和藝術構思的理解。在《〈石頭記〉讀法》中，張新之采用主客問答的方式提出：

或問：“是書姻緣，何必內木石而外金玉？”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惡，故《易》道貴陽而賤陰，圣人抑陰而扶陽。木行東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殺。林生于海，海處東南，陽也。金生于薛，薛猶云雪，固冷積寒，陰也。此為林為薛，為木為金之所由取義也。”?

這段話探討了木、金的象征意義及其背后的道德文化寓意，借用了西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之義》中的論述：“木行居東方而主春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木象征新生與向陽。金象征收斂與成熟，同時預示著萬物之凋零。

兩者的對比，可以看出作者構設木石情緣的文化寓意，意謂對寶黛堅貞永恒愛情的肯定。且從人物命名來看，玉石常被視為純潔、質樸、高貴的象征。

《詩經·召南·野有死麕》有言：“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荀子·勸學》則曰：“玉在山而草木潤。”?均體現了玉之美德。林黛玉之命名，就預示了其質樸純潔的品格。

《奎壁詩經》

張新之還從陰陽五行角度對林、薛二人的性格進行解讀：“林生于海，海處東南，陽也。金生于薛，薛猶云雪，錮冷積寒，陰也。”林生于海，海位于東南方，是陽氣生發之地；金則與嚴寒、積雪相聯系，代表了陰冷之氣。

張新之借助《易經》陰陽學說和五行理論的觀念，通過對金、木等元素象征意義的剖析，映照了林黛玉情感真摯直接與寶釵情感理性克制的內在緣由。

與“金居西方而主秋氣”的五行觀念相呼應，小說中多位角色的不幸命運與“金”有關。張新之分析指出：“書中不得其死者九人，曰金釧、曰金鴛鴦、曰金桂、曰金哥，尤二姐則吞金，尤三姐飲劍，則亦金，在金居其大半，作者于金，有深痛焉。”?

如此諸多的羅列，提示我們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曹雪芹有意通過“金”這一元素寄寓深刻用意。金釧、金鴛鴦、夏金桂、金哥等人物或姓或名中帶有“金”字，其命運以悲劇作結。

尤二姐和尤三姐一為吞金自盡，一為以劍自刎。“劍”也為金屬所制，兩人的死亡，進一步強化了“金”在小說中的悲劇象征意義。

年畫紅樓二尤

卦象和五行通過不同的符號來解釋世界萬物的相互關系，體現了中國傳統思維的抽象性、辯證性和整體性特點。

這種符號思維被曹雪芹應用于《紅樓夢》的寫作之中，暗喻人物的品行、命運，如林黛玉作為“木”命之人，其生存離不開“水”的滋養，同時“水”的侵蝕也造成了她的多愁多病，最終指向悲劇的命運。張新之以《周易》卦象及其衍生的五行觀念來解讀《紅樓夢》中人，有助于我們從傳統文化視角把握《紅樓夢》中的深層藝術智慧。

三、借《周易》哲學理念闡發道德秩序

作為儒家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重要構成，《周易》通過《易經》卦爻符號系統與《易傳》哲學闡釋的雙重建構，形成了獨特的道德倫理闡釋范式。

《周易·系辭下傳》提出“《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傳》作為孔子及其后學對《易經》的義理拓展，采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模式，將天道秩序投射于社會倫理領域，為道德秩序的調控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在《〈石頭記讀法〉》中，張新之總述道：“《周易》《學》《庸》是正傳；《石頭記》竊眾書而敷衍之，是奇傳。”?張新之將《紅樓夢》定位為“奇傳”，并認為其思想內核與《周易》等儒家經典構成“奇正”呼應，這一評論在清代經學主導的學術語境下具有一定合理性。

首先，張新之的不少評點從《易經》卦爻辭和《易傳》漸進性的釋義出發，闡釋《紅樓夢》中寄寓的防微杜漸思想。

天津古籍出版社整理本《三家批評紅樓夢》

張新之《〈石頭記〉讀法》中提到：“《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謹“履霜”之戒。一部《石頭記》，一‘漸’字。”?“屢霜”出自《易經·坤卦》“屢霜，堅冰至”，強調見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紅樓夢》也在不同回目多次點染賈府由盛而衰的漸進軌跡，諸如秦可卿喪儀之奢（第十三回）、元春省親大觀園之費（第十八回）、王熙鳳典當金項圈之困（第七十二回）等連續性情節，正是賈府經濟系統崩潰由量變到質變的積累。

此外，道德主體的代際退化，導致家族整體道德秩序的崩潰，亦是“漸”之體現。如張新之在第四十七回總評有言：“蓋寫情至此，人欲恣肆，已如毒龍不可制伏，必須節節遏抑，故以薛蟠被打為之始。”?

紈绔子弟薛蟠的墮落軌跡從縱欲始，他終日沉迷于玩樂，膽大妄為，為了爭奪英蓮，縱容手下豪奴打死馮淵，又因柳湘蓮相貌俊美而起勾引之意，行為愈發失控。被柳湘蓮痛毆的象征性懲戒之后，薛蟠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最終以外出歷練的偽成長敘事收場。

張新之敏銳指出此情節鏈的倫理功能——“必須節節遏抑”的漸進式干預。以薛蟠為典型個案的德不配位的家族繼承者群像，必然導致四大家族運終數盡的結局。

《宋本周易》

其次，在道德秩序的構建之中，張新之特別強調孝道文化的重要性。

張新之認為“六經四子無非教孝之書”?。雖然《周易》是部卜筮之書，但在經學家看來，蘊含著明顯的孝道思維，尤其是漢代以來許多著名經學家如馬融、鄭玄等都對《周易》的孝道思維有所闡發。?

張新之汲取了這一思想，并將孝道觀念熔鑄于《紅樓夢》的闡釋之中。例如，第九十二回，巧姐提到自己讀過《女孝經》和《列女傳》。張評曰：“孝為性本，故曰‘一本’。陰陽交易，如環無端，來復之機，無分男女。上大段既以賈蘭明此理，此大段又以巧姐明此理，太極兩儀，始無余蘊，而一‘孝’字總之。故《孝經》外即提《列女傳》。”?

在張新之看來，“孝”的地位等同于“太極”，認為其為性本，從而生發出男女之孝。賈蘭、巧姐分別是從男、女的角度來強調孝道，正好順應陰陽和合之理。

張新之不僅肯定賈蘭這樣恪守儒家倫理規范的正面人物，也對薛蟠等紈绔子弟的偽孝進行了批判。

如第二十六回，薛蟠假借賈政之名哄騙寶玉外出赴宴，提及將進貢的藕與瓜孝敬了母親。張評曰：“儼然能孝，照顧書旨。凡寫薛蟠處，有“罪人不孥”之意，然正以重罪寶釵而貴賈氏也。看前說‘更壞了十倍’，意可見。”?

張新之用“儼然”二字點破薛蟠用進貢的藕與瓜孝敬母親的虛偽性。薛蟠的荒唐行徑與表面的“孝”對比，暴露了封建末世中道德倫理的全面崩塌。

《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

最后，張新之在對《紅樓夢》進行闡釋時，借鑒了《易傳》的聲訓法，來發掘其勸懲內涵。

《易傳》常以“因聲求義”的方式闡釋卦辭的思想內涵。如《周易·說卦傳》有言：“乾，健也；坤，順也。”?這段闡發就蘊含了儒家倫理道德觀念。“乾”象征剛健、自強不息的精神，“坤”象征柔順、厚德載物的品質，這些都與儒家提倡的道德秩序密切相關。

張新之深受《易傳》啟發，通過諧音隱喻揭示《紅樓夢》人物命名的道德內涵。例如，第二回中，張新之在冷子興介紹賈政處，有夾批曰：“政乃‘道之以政’之政，如周衰大夫猶有刑政治其私邑者，故字曰存周。”?

“周衰大夫猶有刑政治其私邑者”是指在周朝衰微之際，大夫仍堅持在其私邑實行禮法政治。張新之運用這一典故，指出小說中賈政字存周，意謂在賈府日漸式微之時，賈政仍然恪守禮教，嚴于治家，力圖維護家族秩序的穩定與傳承。

周振甫《周易譯注》

曹雪芹在小說中，也借冷子興之口對賈政予以“為人端方正直”的評價。曹雪芹所刻畫的賈政形象既有著很強的家族榮譽與家風維護意識，同時又有迂腐教條、不辨是非的缺陷。

如，第七十五回寫賈政得知侄子賈珍守喪期間，?賈珍借射箭之名，聚集一些游俠紈绔在家中進行賭博活動。賈政對此失察，還命寶玉、賈環等人參加。張新之認為此處“橫插賈政一節，寫‘漸’字、寫‘昏’字，立失教罪案”?。

這里用“橫插”一詞，指出在情節發展中插入賈政的行為，看似突兀，實則具有深意。賈政作為賈府核心人物，本應以身作則，維護家族道德秩序，然而他的行為卻與此背道而馳。

而“漸”字又與《〈石頭記〉讀法》“一部《石頭記》，一‘漸’字”的總評相照應，賈政的縱容失察，暗示了家族道德秩序的逐漸崩壞。

再如，第五回介紹“賈蓉之妻秦氏”處，有張評曰：“秦、禽同音，轉聲為情，《紅樓》首敘此人，則《紅樓》自云‘談情’正面反面一齊在內。”?

通過諧音的轉換，將“秦”分割為“禽”與“情”兩個層面，準確地概括了秦可卿這一人物的不同側面。“禽”表現了秦可卿現實社會中與賈珍的不正當關系，“情”則彰顯出其作為警幻仙子之妹，對賈寶玉的引導作用，以及為賈府長遠考慮的諄諄勸誡之情。

除了賈政、秦可卿這樣正負面兼具的人物而外，張新之也從遵守道德秩序的角度肯定了李紈、賈蘭等正面形象。

例如，在第四回中，對于李紈和賈蘭的名字，張新之評論有言：“一書止于此人差無貶詞，故姓曰李。李，理也，禮也。蘭，闌也，范圍堤防，留此人種，遏人欲，復天理，循環之機也。”?

《全圖增評金玉緣》

這段評論中，“李”的姓氏被賦予了“理”和“禮”的道德內涵。“理”指天理，即儒家所倡導的宇宙秩序和道德法則；“禮”則指社會規范和倫理準則。

李紈作為小說中知書達理、謹守禮教的女性形象，其姓氏“李”與諧音“理”和“禮”的內涵高度契合，象征了她對儒家道德秩序的堅守與踐行。至于“紈”字，張新之釋義為“紈，完也。取其潔白為完人也”?。

這一解讀突出了李紈德行完備的形象。“蘭”被釋義為“闌”，意指范圍、界限，這一解讀揭示了賈蘭性格中的理智沉穩及其對道德規范的恪守。賈蘭最終科舉有成，成為賈府衰敗后有望重振家族的關鍵人物，正是因為他始終在道德秩序的“欄”內行事，未曾逾越。

此外，張新之還采用“聲訓”法來考察小說中的人物易名問題，借此揭示人物命運及其道德秩序的隱喻。

如，第九回眾人鬧學堂的情節中，賈薔挑撥茗煙，張評曰：“茗煙言名教湮減，因此作書以培植之，故后改名焙茗，焙通培也。正為失教點睛。”?

戴敦邦繪《嗔頑童茗煙鬧學堂》

此前，學界看待小說中“茗煙”被易名為“焙茗”的問題，一般判定是作者筆誤，認為“作者在批閱增刪過程中尚未前后統一”?。

活動于道光年間的張新之早有新解。張新之不認為“茗煙”“焙茗”是創作前后不一的矛盾，而是聯系人物易名前后的諸多情節表征，分析其命名的道德教化意涵。

第二十四回，茗煙改名焙茗后，與其他小廝（如鋤藥、引泉、掃花、挑雪、伴鶴）一起出現，張新之評點道：“既出《西廂記》《牡丹亭》，茗煙便改名了，而以鋤藥、引泉、掃花、挑雪、伴鶴陪之，見名教湮減，自然以性命賠償，至此救藥無及，不過引歸泉路。”?

這里將茗煙所易之名與其他小廝的名字相映照，暗示作者名教理想的逐漸幻滅。同時，小廝姓名與花草泉鶴等山林景象的契合，都預示著寶玉對世俗的疏離與遁入空門的人生軌跡。

出于為《紅樓夢》正名并促成其廣泛傳播的初衷，張新之的闡釋有時也顯得過于牽強。如，其在第二回總評中有言：“政、王乃所自出，政字演《書》，王字演《易》，合政、王字演《國風》。”?

“政”字演《尚書》，或許是出于《尚書》是我國上古時期記載政治歷史大事的重要文獻；“王字演《易》”，或許是因為《周易·系辭下傳》提到人類始祖伏羲“王天下”，觀察天象、地法、鳥獸、草木、人身等，“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尚書大義》

將“政”“王”二字合解為《國風》之喻，或許是在強化社會風俗與人情世象的儒家倫理意涵。但是這種比附與聯想，是有意將文本的細部設計統攝于儒家倫理道德框架之下。

自漢代以降，《周易》便取代《詩經》位列“六經”之首，成為傳統士子心中至高無上的文化經典。《周易》將遙不可知的宇宙法則投射到現實社會之中，指導并確立了道德秩序，幫助人們卜測或預知未來。

張新之以《周易》哲學理念為基準，評點并發掘《紅樓夢》的思想意蘊。誠然，張新之的個別闡發略顯牽強附會或有夸飾成分，但不能因其評點的個別偏頗而否定三十萬字的評點成果。

結 語

張新之“以易評紅”的學術實踐，以《周易》的象數邏輯、五行符號與儒家倫理為理論基石，為《紅樓夢》的闡釋開辟了獨特的文化視角。

《紅樓夢評點研究》

通過梳理其評點路徑發現：

其一，張新之將《周易》數理邏輯融入文本細讀，通過回目序號、日期數字的象數推演，揭示了情節發展中“陰極陽生”“天運循環”等隱喻，既對應了賈府盛衰的宏觀架構，也彰顯了曹雪芹對時間與命運的哲學思考。

其二，他以卦象與五行學說為符號工具，剖析人物命名、生辰與命運的深層關聯，凸顯了《紅樓夢》人物塑造的文化密碼。

其三，張新之注重儒家道德秩序的闡發，通過“防微杜漸”“孝道為本”等維度，將《周易》的倫理觀與小說情節勾連，強化了《紅樓夢》作為“奇傳”對儒家正統的呼應。

然而，張新之的評點亦存在局限性。其象數推演與五行學說難免存在牽強之處，部分結論因過度依賴《周易》符號系統容易偏離文本本義；對道德秩序的強調，雖契合清代的經學語境，但有時存在過度闡釋的偏頗。

盡管如此，張新之的評點作為連接《紅樓夢》與傳統文化的橋梁，為當代紅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方面，其本土化學術話語的構建，提示我們回歸中國小說創構的歷史文化語境，結合中國傳統話語體系，重審傳統文論資源的現代轉化潛力；另一方面，其評點產生的爭議性，也需要我們在考察時采取辯證態度，既挖掘《周易》哲學思想與小說創作的深層互動，又需警惕機械比附，以更開闊的視野探索《紅樓夢》的多元闡釋空間。

《宋本周易注疏》

未來研究可進一步結合古人的知識構成與文化素養，在實證與理論的交融之中，深化對“以易評紅”乃至傳統評點范式價值的重估。

注釋：

①⑨???? 黃壽祺、張善文撰《周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700、692、69、768、793、735頁。

②⑩????????????????????????? 曹雪芹、高鶚著，王希廉、姚燮、張新之評《紅樓夢：三家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6、618、616、1182、13、384、1087、384、1087、361、7-8、4-5、247、2、3、816、296、1622、438、29、1333、76、59、59、159、403、35頁。

③ 王先霈《王先霈文集》第2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304頁。

④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頁。

⑤ 劉繼保《張新之“以易解紅”詮釋理路的再評價》，《紅樓夢學刊》2018年第6輯。

⑥ 參見梁從峨《經學家如何看見〈易〉？——張新之紅學詮釋研究》（《曹雪芹研究》2020年第3期）。

⑦ 浦安迪《晚清儒教與張新之批本〈紅樓夢〉》，《紅樓夢學刊》1986年第4輯。

⑧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05頁。

? 董仲舒著，曾振宇注說《春秋繁露》，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頁。

? 周振甫譯注《詩經譯注》，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1-32頁。

?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1頁。

? 參見陳居淵《〈周易〉的禮儀屬性及其孝道觀念》（《周易研究》2018年第4期）。

? 胡文彬《趣解紅樓》，當代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