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報》第400期 副刊
紀念黃賓虹誕辰160周年
本報記者?賀瑋/策劃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近現代藝術巨擘黃賓虹先生誕辰160周年。作為傳統山水畫向現代轉型的扛鼎者,美術史學家、鑒定家和理論家,黃賓虹的藝術人生既是一部中國畫現代性探索的啟示錄,亦是一部中華美學精神傳承與裂變的壯闊史詩。在“五筆七墨”的理論建構與“渾厚華滋”的繪畫實踐中,黃賓虹將文人畫的筆墨程式推向形而上的哲學境界,又以金石碑學入畫,賦予水墨以“內美”的生命力。他的藝術軌跡暗合著20世紀中國文化的激蕩與重生——從金石考據的嚴謹治學,到山水意象的抽象升華;從“畫求內美不務外觀”的美學堅守,到“中華大地無山不美、無水不秀”的文化自信,黃賓虹以漫長的一生踐行著對民族藝術基因的解碼與重構。
近日,“天地人——紀念黃賓虹誕辰160周年藝術展”在浙江省博物館之江館區舉辦,展出了黃賓虹的經典作品、珍貴畫稿、手稿及其收藏的古物等共計160余件(組),展現了黃賓虹超絕拔俗的藝術才情、深厚的文化修養和寬闊的人生閱歷。展覽展出之際,本報特別策劃“紀念黃賓虹誕辰160周年”專題報道,從藝術本體、文化哲思、遺產活化、藝術鑒藏等多維視角切入,試圖在黃賓虹的藝術軌跡中,探尋傳統文脈生生不息的當代可能。
·黃賓虹畫學的理論基石
·見天地精神 感人文內美
記“天地人——紀念黃賓虹誕辰160周年藝術展”
·藏以養學 為我所用——黃賓虹的鑒藏之路
·宋元文心與筆墨密碼——黃賓虹收藏藝術市場分析
·黃賓虹四川之行的動因探究
《中國文藝學院之教授》,《申報》,1930年2月3日,第10版
1932年夏,黃賓虹應成都四川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周稷、教務長劉既明的聘約,準備入蜀講學。事實上,此際的黃賓虹已經在暨南大學、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上海昌明藝術專科學校等多所學校任職,甚至曾一度擔任中國文藝學院院長。問題是,在上海風生水起的黃賓虹何以千里迢迢入蜀講學?顯然,欲解開這一謎團,發現歷史之真,就必須把這一問題還原到彼時真實的歷史語境中,結合具體事件,以期捕獲歷史真相。
20世紀30年代初的上海雖然已是一個高度“世界化”的租界城市,但籠罩在這座城市上空的戰爭陰霾卻日漸加重。此際黃賓虹與好友許承堯的數封書信中言:“滬上自一星期余,耳聞巨炮之聲,目睹流離之狀恐慌景象已同遼沈,惟敝寓距戰地稍遠,較似安謐。然孤軍乏援,外交無助,即此長延,亦屬可慮……如全國果作長期之戰,變化更不可測。”“滬戰未息,法界稍安”“滬暫似安,外來日形擁擠,長此可虞之至”等書信之言呈現了黃賓虹對時局的看法。從某種角度而言,書信的背后隱藏著黃賓虹對未來動向的焦慮,強烈的危機意識時刻縈繞在其心頭。1932年4月,黃賓虹為張大千所畫《王石谷畫〈南巡圖〉粉本》的題跋中言:“玄鳥祥開帝運新,祇今東海又揚塵。”他對國勢頹靡、外患日亟時局的憂憤在題詩中表露無遺。“滬戰未息,法界稍安”,黃賓虹此際居住在法租界,僥幸逃過了這場戰火。然而,對黃賓虹而言,更加不幸的是其《古畫微》的原版亦毀于炮火。基于此,其早年生成的“避地而居”的觀念及心理機制,在如此現實語境的刺激下重新運作開來。
基于經濟的原因,1920年冬,黃賓虹入股了汪律本在貴池的經營投資。雖然1924年夏爆發的山洪使得黃賓虹在貴池(今安徽池州市貴池區)的投資失利,但作為一方適合“避地而居”的處所,黃賓虹從未放棄對此地的經營和記掛。實際上,早在上海事變爆發之前兩年,也即1930年,在其與許承堯的通信中就難掩隱居的愿望:“久謀歸臥山中,仆仆風塵,斯愿未知何日償也。”既然如此,黃賓虹何以不在上海事變后遷居貴池呢?兩個原因,一是侵華日軍制造上海事變,日軍攻占了華界閘北一帶,未牽連租界,黃賓虹此際租住法租界較為安全;二是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3月14日,中日雙方停止軍事行動,5月5日簽訂《上海停戰協定》,事變結束,因而,黃賓虹仍居滬上。基于“避地而居”的觀念及心理機制,經歷事變后的黃賓虹雖仍留于滬上,但作為兼具傳統文人與現代知識人這一過渡時代過渡身份的黃賓虹,基于現實刺激產生的危機意識與前瞻性,于此際把目光開始轉向尋覓新的安身立命之所時,歷史充滿了偶然性:成都四川藝術專科學校的邀聘似乎“如約而至”。巴蜀之地是躲避戰火的大后方,抗戰時期,徐悲鴻在蜀地度過了九年;傅抱石在重慶金剛坡下成就了其最高水平的山水畫。于黃賓虹而言,浸淫畫史許久,恐怕也想親身領略蜀地雄山秀水之妙,由此,歷史的舞臺上便留下了黃賓虹再覓“桃花源”——蜀地之行的足跡。
黃賓虹?《蜀山記游》?紙本設色?安徽博物院藏
黃賓虹接受邀聘的時間是1932年夏,但決意入蜀卻在當年的初秋,而真正動身是在9月15日中秋節。從其答應出任教職到動身,其間幾近三月,何以間隔許久?換而言之,這中間是否有甚變故,因而促使黃賓虹決意動身?實際上,去往四川之前,黃賓虹一直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職。考察黃賓虹與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關系,其中曲折不斷,耐人尋味。據史料可知,黃賓虹最早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職是在1929年春,適逢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分科,“添聘黃賓虹等為國畫實習及理論教授”。亦是在本年,黃賓虹致杜考祥之書卻顯示了另一番景象,因有人主張廢除國畫,黃賓虹欲辭職,但因好友鄭午昌、謝公展之鼓吹,黃賓虹雖仍留職,恐怕早已“淡漠視之耳”。事實上,即便在1930年黃賓虹任常務院長的中國文藝學院已然招生,其仍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職。早在1928年,黃賓虹、馬孟容、鄭曼青、鄭午昌、張善孖等即商議創辦中國文藝學院,因經費甚巨,一時未能成立,但一直在籌備中,直至1930年1月告成。故在信中,其對“同學”杜考祥直言贊同中國文藝學院,“雖綿力,固不辭也”。黃賓虹何以認同其籌備的中國文藝學院?實際上委婉地向我們道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西畫學之爭。自西畫輸入后,國內公、私立藝術學校皆偏重西畫,視國畫為無足輕重,而“國內畫苑老成,又以新派淺陋,不屑與之議論,職是國畫精神,愈以不振”。因而,籌備文藝學院刻不容緩。事實上,中國文藝學院告成后,首先開設的就是畫學系,以國畫為主,西畫為選科,又因畫學與文學關系密切,遂開設文學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文藝學院的開學典禮上,蔡元培到場致辭,暢談文藝教育之宗旨與方法,指出研習文藝之究竟,在能表現個性而時有創作,我國文藝經千年歷史變遷淘溶,已達“一種水平線之程度”,學生學習必須要達到此水平線,才能有表現個性的機能。揆諸此際蔡元培之言論,竟暗合于黃賓虹之觀念。回到其與杜考祥的書信,雖然黃賓虹任職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但仍一心籌備其向往、認同的中國文藝學院,因而,聞聽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有人主張廢除國畫時,自然憤怒,借口離開。但黃賓虹年長,礙于人情世故,且處事考慮周詳,策略應對,仍留職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但“職員馬、鄭因有更動”,也即馬孟容、鄭曼青二人離開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投身于中國文藝學院的創辦,1930年中國文藝學院籌備告成后,二人既是委員又兼教授。是信中最后言之“登報似挑釁,因不布露”,是何意?此際杜考祥的身份,黃賓虹稱之為“同學兄”,應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生。顯然,如此考慮,是擔心將來或會引起“轉校”風潮,故不能登報,亦足見黃賓虹處事之謹慎、周詳。但事與愿違,中國文藝學院籌備告成后,因“書畫文藝界名流均任教職,慕名入學者甚伙,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在校生亦紛紛隨師轉校”。
此為黃賓虹所始料不及,而1931年劉海粟旅歐歸來后,對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重新進行人事調整,黃賓虹地位也隨之發生變化。那么,考量這一變化的歷史動因,是否根源于此呢?查詢史料可知,自劉海粟歸來重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后至黃賓虹入蜀前,對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人事、教學等進行兩次整飭。第一次是1932年2月,黃賓虹被聘為國畫理論教員,潘天壽任國畫山水、國畫史、畫理研究所導師,傅雷任美術史、藝術論、名畫家傳等課程導師。
黃賓虹?《蜀游拙筆圖》?紙本設色?54cm×26cm
1932年9月6日,《申報》刊登《上海美展之新氣象》一文,涉及劉海粟此際對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進行的第二次人事調整。諸如聘西畫家王濟遠為副校長兼任繪畫研究所主任;潘天壽為國畫系主任,并教授中國畫史;而各系的理論科目皆由傅雷擔任。經此調整后,編制亦經審核委員會修正,呈報教育部刊入《中國教育》年刊。文章至此,未曾發現黃賓虹的蹤跡,那么黃賓虹此際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擔任何種角色?黃賓虹在文章末尾出現,為紀念該校成立20周年,組織籌備委員會,指定劉海粟、王濟遠……黃賓虹為委員之一,指定委員的名字排列,黃賓虹是倒數第二。兩次調整,于人事上雖未有根本性的變化,但西化的傾向卻明顯加強——位列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學核心層的幾乎皆有西方留學或游學的背景,這或許是劉海粟留學的成果體現。但于黃賓虹而言,經此變動,被擠出教學核心層,成為事實上可有可無、虛名以待的委員。文章刊登的時間是在9月6日,顯然,調整發生于前,但應距此不遠。
9月15日,正值中秋節,黃賓虹偕吳一峰悄然登船,離滬入蜀。漫漫長途,當黃賓虹立于甲板,遠眺長江,揆諸前塵往事之時,不知其內心有何感想。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編輯 | 賀 瑋
制作 | 楊曉萌
校對 | 安亞靜
初審 | 李振偉
復審 | 馬子雷
終審 | 金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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