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文化：1901-1940年美國陸軍和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及其對二戰的影響》，[德]約爾格·穆特著，張博譯，新華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376頁，78.00元

平庸的美國陸軍

眾所周知，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確立了在全球范圍內的軍事霸權，當1945年戰爭結束時，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和空軍，但他們在陸軍方面可能就不那么有自信了。在戰爭中，美國海軍通過對航母特混艦隊的熟練運用，擊敗了強悍的日本海軍，顛覆了大艦巨炮時代的海戰模式；作為美國空軍前身的陸軍航空隊則通過對德日軸心國的戰略轟炸開創了空中戰爭的新紀元，也奠定了戰后獨立成軍的基礎。相比之下，美國陸軍也達到歷史上的巔峰時刻，但其戰場成就相比兩個兄弟軍種略顯遜色，盡管廣泛參與了從太平洋戰場到歐洲戰場的兩棲登陸作戰和陸上作戰，但美國陸軍的戰績成色并不像海空軍那么鮮亮，更與其盟友蘇聯陸軍及對手德國陸軍難以比肩。

誠然，1945年時的美國陸軍達到了其建軍以來的頂峰，規模超過八百萬人，配備性能優良、數量充足的武器裝備，部隊組織嚴密，后勤保障完善，幾乎用之不竭的補給物資，而且在大多數作戰場景中都能得到海空力量的有效配合和強力支援。然而盡管擁有令伙伴和對手羨慕不已的優勢，美國陸軍的戰場表現差強人意，鮮有凌厲的進攻和堅韌的防守，留給世人的觀感是四平八穩，過于依賴火力、物質和技術優勢，不擅長打逆風仗，幾乎沒有與蘇德陸軍相當的輝煌戰績，甚至常常依靠海空支援才免于滅頂之災。在具備明顯物質技術優勢的情況下，美國陸軍的表現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其軍官，尤其是中高級軍官的指揮風格，他們大多數謹慎有余而魄力不足，缺乏積極主動的進攻精神，不敢于也不樂于冒險，戰術和戰役指揮水平相對平庸。

美國陸軍軍官的指揮風格與德國同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從美德兩軍最知名的將帥身上就可見一斑。公認的二戰德軍三大名將都在戰役指揮上具有頗高的造詣，曼施坦因以無法復制的“鐮刀”計劃橫掃西歐而名垂史冊，古德里安作為德軍裝甲兵和閃擊戰的締造者，指揮了戰爭史上最著名的幾次裝甲突擊，而隆美爾在北非戰場的千里轉戰在西方軍界已然成為神話。知名度和地位與之相當的美國陸軍名將馬歇爾、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則更長于戰略謀劃而非前線指揮，當然還有以熱血豪膽著稱的巴頓，但人們更多記得他的火爆脾氣和口吐芬芳，而不是他的指揮水平。巴頓之所以鶴立雞群，恰恰在于他與大多數美軍將領的迥然不同，更加反襯出美國陸軍軍官整體水平的不足。

來自德國的學術觀察

一國軍隊軍官團的指揮風格，或者說指揮文化的塑造，很大程度上要歸于其軍官教育和選拔制度，特別是初級和中級軍官的養成。在從軍事教育的角度考察美德兩國指揮文化的差異方面，德國歷史學家約爾格·穆特的《指揮文化》一書提供了深入細致的分析，給出了頗具見地的結論。穆特早在孩提時代就與駐德美軍有過密切接觸，對美國陸軍抱有濃厚興趣并將其作為學術研究對象，而本書正是他在美國猶他大學求學時撰寫的博士論文。同時，作為德國人，穆特對本國的軍事歷史和軍事文化也頗為熟悉，而且作為外國人，他也得以擺脫美軍內部某些禁忌的束縛和個人情感的羈絆，而對其進行更為客觀的考察，評價其利弊。正是基于這樣的成長經歷和文化背景，使得穆特在從事美德軍事教育比較研究時擁有其他研究者難以比擬的得天獨厚的優勢，也為本書的優秀品質奠定了基礎，該書出版次年即獲得2012年度“美國陸軍歷史基金會杰出寫作獎”就足以證明。

《指揮文化》一書以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陸軍和德國陸軍的初級和中級軍官的教育培養和選拔為研究對象，在美德軍事交流的背景下考察了兩國四所軍官學校：美國西點軍校、美國萊文沃斯指揮與參謀學院、德國高級軍官學校、德國戰爭學院，對美德軍校的生源選擇、教育方式、教學內容、校園管理、師資力量、師生關系、培養目標以及選拔程序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比較分析，并以1901年至1940年間的美德軍校畢業生的教育和職業經歷為參照，進行了深入研究。這個時間段選擇的意義在于，二戰美德陸軍的各級軍官——從基層尉官到高級將領——多數在這一時期接受了完整的軍事教育并展開職業生涯。本書依托大量檔案、書籍、書信、個人傳記等歷史資料，對美德兩國初級軍官的基礎教育以及中級軍官的職業晉升做了細致的描述，總結了各自不同的特點以及優劣之處，從而得出一個耐人尋味的悖論：“來自封閉專制社會的德國軍官接受了自由開放的軍事教育，而來自自由民主社會的美國軍官接受的卻是保守過時的軍事教育”，進而凸顯出兩國指揮文化的差異特征：美國陸軍強調服從和統一而抑制了軍官的創造性和主動性，德國陸軍更注重培養軍官的領導力、創新意識和主動精神。

被誤解的普魯士風

美國陸軍的歷史與它所服務的國家一樣年輕，而美國作為一個由歐洲移民創建的國家，其文化根源始終在大洋彼岸的舊大陸，其軍事文化也不例外。美國陸軍自建立以來深受歐洲軍隊傳統影響，而德國陸軍及其前身普魯士陸軍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特別是普魯士贏得統一戰爭之后表現尤為顯著，正如穆特在書中所言：“德國陸軍……一直是美國陸軍靈感和教育的源泉，甚至是榜樣。”從獨立戰爭時期到二戰爆發前夕，美國與普魯士以及后來的德國都存在著持久的軍事交流。

然而，一個國家的軍事文化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本國的歷史和傳統之中，普魯士風格的軍事文化是由霍亨索倫王朝的專制體制和德意志軍事貴族傳統孕育的，而專制和貴族恰恰是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所摒棄的，因此美國人對德國軍事文化出現誤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往往只是模仿其表面的細節，而難以理解或者刻意忽視精神內核。美國內戰名將謝里登就曾指出，在細節上而不是精神上模仿普魯士的做法是錯誤的。

美國軍人對德國軍事文化的誤解突出表現在兩個最能代表德國軍事文化的事物上：《戰爭論》和總參謀部。《戰爭論》的聲譽很大程度上來自統一戰爭的元勛赫爾穆特·馮·毛奇元帥的推薦，然而《戰爭論》在德軍內部的人氣并不想外界想象得那樣旺盛，原因在于該書晦澀難懂，作者克勞塞維茨雖然是一位思想深邃的理論家，卻不是出色的作家，其手稿甚至被認為“無法翻譯，不能閱讀，只能研究”，而真正讀懂這部巨著并學以致用的人鳳毛麟角，老毛奇就是其中之一，而他的繼承者們再無人達到他的高度。美國人接觸到的是經過刪節和精簡的英文版本，卻賦予其圣書般的地位，對克勞塞維茨思想的解讀出現偏差和錯謬也毫不奇怪。

總參謀部制度素來被認為是德國人最杰出的軍事創舉，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被世界各國所仿效，但美國陸軍起初對此并不感冒，理由是聯邦軍隊在沒有總參謀部的情況下也贏得了內戰！遲至1903年美國陸軍才成立總參謀部，在模仿普魯士總參謀部的基礎上有所調整，但其效果在很多方面并不令人滿意，直到1937年萊文沃斯指揮與參謀學院的教科書依然將德國總參謀部定義為“高度專業化的參謀班子”而已，顯而易見，美國陸軍未能深刻認識到德國總參謀部在戰爭策劃與決策上的關鍵角色，而他們自己的總參謀部的效率在總體上遜色于德國的同類部門。

基于如上陳述所體現的誤解，美國陸軍在軍事教育和軍官選拔上，與德國制度存在巨大差異就不難理解了。

美式軍官加工廠

沒有任何一所美國軍校能比西點陸軍軍官學校更適合作為考察美國軍官教育的標本了，自1802年建校以來，西點軍校在兩個世紀里一直是美國培養初級軍官的最主要院校。盡管在世界大戰時期，西點畢業生在美國陸軍軍官團中的比例并不高，更多的是非科班出身的后備軍官，但他們占據了大多數中高級指揮和參謀崗位。然而，這座久負盛名的軍校在穆特筆下并不是一個成功的軍事教育機構。

西點軍校的入學門檻并不高，它面向全社會招生，無論出身只需得到國會議員的提名并通過入學考核即可，對于很多報考者而言求學西點是無法承擔高昂大學學費而獲取免費教育的途徑，而非出于對軍人職業的向往。然而，對于那些真正有志于從軍的年輕人，他們在西點接受的教育對職業生涯的價值頗為值得懷疑。

西點軍校課堂，1929年。

穆特在書中指出了西點教育體制的幾大弊端：首先，課程設置不合理，由于西點最初是一所培養工兵軍官的學校，數學和工程相關科目占據了大部分課程，在1900年時達到百分之七十五，軍事歷史、步兵戰術等軍官必修課則處于次要地位，大量的體能訓練和馬術訓練又擠占了有限的課時；其次，師資水平不高，存在嚴重的“近親繁殖”，絕大多數是西點畢業生擔任，長期拒絕民間專家授課，且教師選拔并不嚴格；再次，教學方式落后，教師和學生之間存在明顯的隔閡，鮮少交流討論，授課和學習方式多數情況下是強行灌輸和死記硬背。然而，西點體制最為嚴重的問題是校園欺凌，高年級學生對新生擁有絕對的權威，新生需要面對刁難、侮辱和體罰，這種行為被曲解為對“服從觀念”和“領導能力”的培養，并且長期得不到糾正。西點的欺凌作風也影響到其他初級軍校，比如就讀于弗吉尼亞軍校的馬歇爾在新生階段險些因為過度體罰而提前結束軍人生涯。穆特的結論很簡潔：西點軍校培養不出袍澤之誼。

西點的弊端也延續到更高層次的軍事院校，即萊文沃斯指揮與參謀學院。該校建立于1881年，旨在為那些在基層部隊取得經驗的初級軍官提供專業培訓，以適應更高的指揮職責和參謀業務，屬于中級進階教育和晉升途徑。然而，萊文沃思學院與西點軍校同樣存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落后的問題，講授的課程內容常常忽略了時代和裝備技術的進步，而在某些專業課程上教師的能力甚至不及學生，在二戰前關于機械化、航空、補給、情報等課程在萊文沃思學院的教學評價中普遍偏低，而這些正是軍官們在未來戰場上迫切需要的知識。萊文沃思學院最受詬病之處在于極端強調條令的重要性和“學校解決方案”的權威性，后者被視為應對戰爭中各種復雜情況的最優選擇，限制了軍官們的獨立思考和應變能力。

不過，在美國軍事教育體系中也存在一個反例，即本寧堡步兵學校，馬歇爾在1927年至1932年擔任該校副校長期間，對學校進行了“德國化”改革，培養軍官敢于質疑、暢所欲言、必要時堅持己見的自由精神，他的改革得到前來交流的德國軍官的協助，成效顯著，受訓軍官對本寧堡步校的評價遠高于西點軍校和萊文沃思學院。

穆特對二戰前美國軍官教育體系的評價一針見血：“美國軍官學院基本上將學員視為工廠產品而不是獨立個人，他們被要求達到一定標準——一種極為過時的標準。”

德式領導者搖籃

德國式，更確切地說是普魯士式的軍官教育與美式軍官教育從源頭開始就截然不同。德國軍校生通常來自那些“具備軍官能力的階層”，具體而言即高級官員、教授學者和貴族，這種能力也包括承擔學費。平民出身的人也可以通過投身炮兵等技術兵種而獲得軍官身份。隨著社會發展，平民階層的德國軍官比例逐漸升高，但直到二戰前來自社會上層的軍官在德國軍隊中依然占據高位。

德國陸軍軍官教育的起點要早于美軍，那些來自“適合階層”的男孩甚至在十歲時就被送入被稱為“預科學校”的初級軍校，接觸嚴格的軍事生活，同時接受評估和篩選，被認為具備領導潛質的學員會升入位于柏林里希特菲爾德的高級軍官學校，真正開始軍官生涯。相比免費的美國軍官教育，德國人奉行的更像是一種精英教育模式，從源頭開始就進行嚴格的選拔。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存在于等級觀念強烈的德國，柏林高級軍官學校里的氛圍卻是平等和相互尊重的。高貴的出身并不會賦予學員以特權，相反會成為鞭策他們努力奮進和約束行為的動力，因為擔心落后于平民學員或表現出不符合軍官身份的行為會讓他們的家族蒙羞，也有負于效忠皇帝和國家的期望。一個事例足以說明：學員們雖然會被分配仆人處理內務，但他們被要求尊重這些仆人，因為這將反映出他們今后對待士兵的態度。高級軍官學校還有一套道德評估等級，無視年級高低，根據模范行為和成績優良評定，評級較高的學員有資格擔任領導職務，并獲得更高的軍銜和更多的假期，即使低年級學員也可以因為評級高而指揮高年級學員。所有學員都被視為未來的軍官而得到尊重，而西點新生則被貶低為“連男孩都不如”。因此，在柏林高級軍官學校里幾乎不存在欺凌現象。

德國軍校的師生關系也遠比美國軍校更加和諧，簡而言之，亦師亦友，學員甚至可以直接向校長反映情況。德國軍校的課程設置與普通中學相近，或者更加先進，教學內容也與時俱進，使學員能夠接觸到最新的知識和武器裝備。相比西點軍校充滿技術色彩和學究氣息的教育機制，德國高級軍官學校更加注重學員的個人品格和領導能力的培養，他們被要求具備強烈的責任感和堅強的意志力，以應對戰爭中的緊張和壓力，在戰場上要以身作則，勇于犧牲，與士兵同甘共苦，從軍校開始就被教導靠前指揮的原則，盡管可能意味著死亡：在二戰中德軍陣亡將領超過兩百位，而美軍陣亡將領僅有約二十位。即使某些學科成績不佳的學員，只要被認為具備領導能力就可以被允許畢業。德國高級軍官軍校的另一個特點是，學員畢業不會直接授予少尉或中尉軍銜，而是以軍官候補生的身份進入部隊實習，通過考核才能授銜。

在中級進階教育方面，有進取心的年輕中尉可以通過軍區考試進入柏林戰爭學院進修，考試持續數日甚至一周，內容涉獵廣泛，除了裝備、戰術、地形等基本軍事知識，還包含經濟和法律知識，同時日常表現和上級軍官的評估也是重要參考，這促使他們在平時嚴于律己并孜孜不倦地學習，豐富知識儲備，甚至還要教導年輕戰友和士兵，這被認為是軍官的基本素質之一。柏林戰爭學院的氛圍同樣與萊文沃思學院大相徑庭，在這里學員和教員可以平等交流，而教員都是精挑細選、經驗豐富的專家，比如隆美爾曾擔任戰術教官，而古德里安講授摩托化運輸。最為重要的是，柏林戰爭學院不存在所謂“學校解決方案”，教員的答案并非唯一準確，學員的作戰方案也會被充分討論，從而培養他們的主動性和決斷力。

孰優孰劣

顯而易見，經過穆特的比較研究，德國的軍官教育體制較美國更為科學、合理，能夠培養出富于領導能力和主動精神的軍官，而美國軍官教育更容易產生循規蹈矩、謹小慎微的軍官。然而，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軍官素質優良的德國陸軍實際上淪為了失敗者，而教育體制弊端叢生的美軍不僅贏得了戰爭，而且也涌現出諸如馬歇爾、艾森豪威爾、巴頓、李奇微等杰出將領。

對此，穆特給出的解釋是，那些出眾的美軍將領早在進入軍校之前，就已經在家庭教育中培養了成為優秀軍人的堅定個性和能力品格，使他們能夠熬過嚴苛而缺乏益處的軍校生活。另一方面他們在走出校門后也保持了強烈的求知欲，為自己的職業教育負責，通過大量閱讀和思考提升自我修養，正如李奇微所言：“職業軍官需要終身接受培訓。”

至于德國軍官團的失敗，穆特將其歸因于高級軍官教育的不足，以及魏瑪時代軍隊縮編導致的優秀人員流失和選拔機制的破壞——能入選“十萬國防軍”的軍官不一定因為才能出眾，也可能基于出身，而在納粹黨上臺后陸軍高層又屈從于當權者的意識形態而宣示效忠。

而且，德國軍界缺乏馬歇爾式的戰略家，德國人引以為豪的總參謀部制度在毛奇之后未能達到更高的高度，甚至在納粹時代退化成美國人眼中的那種純粹的專業化參謀機構，既不具備統籌策劃決定性會戰的能力，又處處受制于意識形態、派系紛爭和元首的個人意志，在1941年改為由元首直接領導后更是淪為了希特勒在軍隊實施獨裁的工具。在戰爭中后期不僅難以有效協助前線將領，甚至策劃了一系列不現實的行動加速了德軍的毀滅。可以說希特勒大權獨攬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親手導演了整個東線戰局的崩潰。

總體而言，穆特在《指揮文化》一書中對美德陸軍軍官教育體系的對比和分析是頗為透徹的，結論也令人信服，但仍有某些方面值得商榷。如前文所述，一國的軍事文化根植于本國的社會文化和歷史傳統，軍官教育體系的創立以及指揮風格的形成也必然受其影響。以校園欺凌為例，這種劣行在西點軍校存在而在德國軍校內罕見，筆者以為有其社會根源。美國社會崇尚自由民主，也導致國民等級觀念淡薄，而軍隊恰恰是一個講究等級的組織，因此西點軍校對校園欺凌采取漠視態度，不排除有通過這種不恰當的方式向學員灌輸等級觀念的目的。與之相對，德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個等級分明的國家，年輕人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成長，很容易接受等級觀念，因此在進入軍校后也無需重新培養。另一方面，軍人職業在德國社會中備受尊崇，而對軍校生的欺凌行為顯然有悖于崇軍尚武的社會價值觀。

此外，《指揮文化》一書在考察美德軍事教育時將重點置于軍校本身，這是無可厚非的，但筆者以為尚不全面，在研究軍校教育的同時，如果結合兩國陸軍指揮官在戰場的實際表現加以印證，會讓論述更為充分，也使結論愈加扎實。當然，要進行這種考察就不能不考慮美德兩國陸軍各自面對的作戰環境，畢竟當美國陸軍加入二戰時，德國陸軍已經在戰場上戰斗了數年之久，而兩國陸軍的首次正面交手更是遲至1943年，顯然那時的美國陸軍還缺乏實戰經驗，而他們的德國對手更加老道，這種客觀差距也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誠然，軍官素質并不是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但對于軍隊作戰能力的高低優劣影響巨大。軍官素質培養需要科學合理且符合時代需要的軍事教育體制。雖然當今時代的戰爭形態和裝備技術較二戰時期已經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對軍官領導能力、創新能力和主動精神的要求始終不變。因此，穆特的《指揮文化》一書特別值得推薦給軍事教育工作者和對這一話題感興趣的讀者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