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2025年6月1日，印度國防參謀長阿尼爾·喬漢將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期間首次承認，印度在與巴基斯坦的最新軍事沖突中“確實在空中遭受了初步損失”。這番表態雖未透露具體數字，但對于一向諱言軍事挫折、強調強硬回應的印度軍方而言，已構成一次罕見的信息釋放。一場持續四天的邊境交火，重新將南亞兩個核國家推上全球安全議程的前臺，也暴露出印度空軍在信息戰與實戰之間的微妙落差。

回顧這場沖突的爆發背景，導火索指向4月22日發生在印控克什米爾帕哈爾加姆的旅游車爆炸案。26名游客在襲擊中喪生，震驚印度社會。新德里迅速將矛頭指向境外武裝組織，并點名巴基斯坦為幕后支持者。印方的情緒化表達與官方媒體的集體聲討，一如既往地將反恐訴求與地緣政治博弈緊密捆綁，不失為一場精密設計的輿論戰導火裝置。而從5月6日開始的短暫軍事沖突，也幾乎循著既定劇本展開。

雙方在四天內互射導彈、出動戰斗機及使用無人機，交戰烈度之高被多方媒體視作自1999年卡吉爾沖突以來最激烈的對峙。據印度方面報道，其空軍在巴控克什米爾及邊境地帶“精準摧毀恐怖組織據點”，自稱擊斃恐怖分子逾百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巴基斯坦不僅駁斥所謂“反恐打擊”的合法性，反指印度空襲造成本國30余名平民死亡。雙方各執一詞，難掩信息戰之中的傷亡競逐與敘事構建。

真正讓局勢陡然升級的是空軍對抗。巴基斯坦國防部聲稱擊落5架印度戰機，包括3架法制“陣風”戰斗機，并試圖用碎片畫面及戰地視頻佐證。但印度軍方起初一概否認，并堅持“全部飛行員安全歸隊”的官方表述。直到喬漢在6月1日的采訪中公開承認“至少損失一架飛機”，才讓原本高懸的真相浮出水面。這一轉折雖不構成“承認失敗”，但從戰術調整到主動披露，已顯露出印度方面對外宣傳節奏的重新評估。

喬漢更是在彭博電視的采訪中拋出關鍵一句：“我認為重要的不是飛機被擊落，而是它們為什么被擊落。”這句頗具哲學意味的表述，似有回避具體戰果之嫌，卻實則透露出印度軍方對未來空戰形態和作戰模式的深度憂慮。正如他所強調的，“印度在首日空損后迅速調整戰術，并在后續幾日取得決定性優勢”。是否真如所言扭轉戰局，暫無法由外界完全佐證，但以“打擊空軍基地”“突破防空系統”一類高調描述進行戰術博弈包裝，顯然更利于輿論場的塑形。

從技術層面看，此次印巴空戰揭示兩個問題：其一，盡管印度裝備了西方主力戰機如陣風，其綜合空戰能力與信息感知體系仍存死角；其二，巴基斯坦在“非對稱空防”策略上，或已熟練掌握干擾、反擊及戰后傳播的全鏈路體系。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此次事件的“信息透明度”戰。兩國在損失通報、戰果認定與傷亡統計方面互不讓步，但都刻意拉高話語權杠桿，以求最大限度影響國際輿論環境。

必須指出，雖然兩國在5月10日已達成停火協議，但此次沖突的政治余震仍在延續。喬漢將軍明言，“印度將繼續保持高戒備態勢，若有恐襲將立即予以精準回應”，無疑在為未來潛在沖突鋪墊合法性。與此同時，巴基斯坦方面也在私下推動外交協調，以圖在國際場合爭取道義支持。南亞次大陸此起彼伏的敵意，注定不會因一次停火而真正冷卻，反而在“恐襲—報復—沖突—調解”的循環邏輯中愈陷愈深。

更復雜的變量在于中國因素。喬漢在采訪中雖明確表示“未觀察到中國有任何戰術支援”，但當被問及是否提供了衛星圖像或情報援助時，他一面否認“實際協助”，一面又稱“商業衛星圖像可以來自中國或他國”。這樣的含糊表態本身即是一種外交信號，既不冒犯北京，也不排除中國“默助”的可能，典型符合印度在處理中巴敏感關系時的一貫投石問路姿態。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空中對峙中，社交媒體作為“戰場延伸”亦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巴方迅速公開的戰機殘骸畫面雖真假難辨，但已率先搶占認知高地；而印方最初的“零傷亡說”卻因后續證詞不斷被擊穿。這種“事實制造-輿論升溫-后期澄清”的循環已逐漸成為南亞軍事沖突的新特征。尤其在“強人政治”主導的政軍關系架構中，每一次信息披露都不僅僅是軍事動作，更是對內政治交代、對外戰略信號的精準輸出。

當前，印度正處于戰略十字路口。一方面面對中巴合作不斷深化的結構性壓力，另一方面則希望通過地區“強硬姿態”鞏固其印太地緣地位。然而，這種建立在突發事件基礎上的強硬，既缺乏戰略彈性，又可能在錯誤評估中激發誤判。相比之下，真正值得反思的，或許不是那架被擊落的戰機，而是那種不斷試圖以“決斷性勝利”化解長期沖突的虛幻期待。

和平從不是靜態達成的果實，而是在不斷識別風險、控制沖動、調整策略中漸次醞釀的過程。倘若將戰機損失視作“戰斗的一部分”就能一筆帶過，那么每一次沖突循環都將在無效的勝利敘述中被不斷復制。南亞天空中的硝煙雖然已暫時散去，但區域博弈的戰鼓尚未遠去。在這片全球最敏感的核火藥桶邊緣，任何輕忽、失控或誤判，都可能代價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