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美動畫《世界第一初戀》

多達兩三百名在“海棠文學城”網站上寫耽美小說的作者，日前被蘭州警方跨省抓捕，罪名是“制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但事實上，許多作者的涉案金額并不高，甚至純粹“用愛發電”，辛辛苦苦碼字，也沒賺幾個錢，而他們的創作夢想大概率就此破滅，人生也為之改變了。

在這一波風暴中，最讓人困惑的點也在這里：很多人不明白，寫點“男男之間的情情愛愛”怎么就犯法了？就算是“小黃文”，有必要判那么重嗎？如果判罰依據是牟利多少，那為什么無償寫作的也要被嚴厲查處？

去年安徽績溪警方就曾打擊了一波耽美文學作者，不止一位被判刑四到五年。更早之前的2018年，寫耽美小說的“天一”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當時就引起了“寫小說比強奸判得更重”的質問，太多人無法理解并進而質疑量刑標準。

正因此，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次蘭州警方的行動是“遠洋捕撈”，張豐在《》中說：

很多人感到悲哀，因為“寫小說比那些強奸犯判得還重”，似乎文學創作變得非常危險。我覺得還有一點應該指出：這個社會，或者某地的公檢法系統，對這些年輕人真的太殘忍了。或許恰恰是因為她們軟弱，沒有危害性，權力才選擇了她們。 要記住，社會對年輕人的惡意，一定不是沒有成本的，而代價屬于每一個人。

不難看出，在他眼里，耽美小說和其它文學創作沒什么本質區別，無非是一些作者寫給有特定需求的讀者看的，不理解為何因此獲刑，只能解釋為這些年輕人好欺負。

但問題恰恰就在這里：這是一種基于個人權利的市場邏輯（有市場需求，作者有權寫，讀者有權看，只要沒傷害他人就不應被懲處），然而警方開展行動的治理邏輯卻不是這樣。

簡言之，這在意的既不是什么“市場需求”，也不是“個人權利”，而是捍衛社會道德秩序——有沒有人利益受損、創作者牟利了多少，那都是次要的，因為這種家長制心態真正擔心的是“有傷風化”，讓社會上缺乏判斷力和自制力的大眾受了不良影響。

也就是說，它其實假定個人是不具備獨立自主能力的，易于被“帶節奏”，因此必須“防微杜漸”，在不良傾向稍有冒頭的時候就加以嚴懲。之所以要重判，與其說是根據實際的罪責確定，倒不如說是作為一種殺一儆百的公開教育，嚇阻更多人效仿。

要理解這種治理邏輯，僅僅著眼于當下的耽美文學是想不通的，因為這根植于儒家社會的政治傳統：捍衛道德秩序是大家長重中之重的職責，任何“不潔”的危險苗頭，都必須掐滅在搖籃里。就此而言，文學創作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為那并不被視為作者的自由表達，而首先得符合社會要求——“文以載道”最看重的既不是市場需求，也不是文學價值本身，而是文學的社會功用。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現在被視為中國古典小說最高成就的《紅樓夢》，在清朝就曾被多次禁毀，因為在衛道士眼里，大觀園里那群少男少女的情愛，也是沖擊禮教的“淫詞”。

清人魏晉錫《學政全書·書坊禁例》記載當時法令：“題準：坊間書賈，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益文業諸書，其他瑣語淫詞，及一切濫刻窗藝社稿，通行嚴禁，違者從重究治。”

也就是說，除了“有裨禮教”的正能量書籍之外，其余歪門邪道，概行禁止，良民就得一門心思讀圣賢書。

既然如此，那么“淫詞小說”不管牟利多少，都要嚴厲打擊。實際上，《大清律例》中甚至都沒提到“牟利”，只說一律禁止：

民坊肆市賣一切淫詞小說，在內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內政督撫等，轉行所屬官弁嚴禁，務搜板書，盡行銷毀。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看者杖一百。該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與該部按次數分別議處。仍不準借端出首訛詐。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處罰在有些方面比現在更嚴厲：創作、印刷、售賣都要判刑，甚至買來看的讀者也要處以杖刑，而現在耽美文的判罰基本只處罰作者；然而有些方面清朝卻遠比現在寬松：大不了也就是三年徒刑（而強奸罪嚴重者可被判處絞刑乃至斬立決），不像現在寫耽美竟可判處十年以上。

更關鍵的一個差別是：清代所謂“淫詞”的界定和當下大異其趣，對“同性之愛”并無什么禁忌。費俠莉在深入研究后發現，清代的“醫學文獻并未將任何形式的性行為或性欲對象視為病態”，換言之，同性之間產生情欲是“正常”的。蘇成捷的名著《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中也指出：

中國古代的立法者從未禁止過女子之間的同性性行為。事實上，在清代或之前各朝代的法律文本中，我并未發現有任何只言片語提及女子之間的同性性行為，遑論對其加以禁止。

這是因為，傳統中國社會的法律所守衛的道德秩序是以父權制為核心的，“同性之愛”只要無礙于這一點，那就沒人在意。《紅樓夢》中也有賈寶玉和秦鐘同性之愛的曖昧描寫，但那些衛道士之所以抨擊它“淫詞”，卻不是因為這一點。

雖然我們現在或許覺得將《紅樓夢》看作色情文學本身就很荒誕，但道德標尺的問題就在于其模糊性：到底怎樣才算“淫詞”，取決于你的道德尺度。

據耽美小說《天官賜福》創作的漫畫

和清代相比，現在的耽美文學乍看是“情色”，但背后的社會心態其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清代的男性同性戀小說諸如《品花寶鑒》之類，大抵是“男性寫給男性看的”，但現在的耽美小說，卻是“女性寫給女性看的”。

這些年耽美小說之所以興起，其深層次的社會動因是女性的覺醒：她們有了和上一代不一樣的主體性，拒絕成為被男性凝視、支配的客體，而渴望一種更為平等的親密關系，但在現實中卻發現無法得到。

在這樣的苦悶中，所謂“BL”（boy's love）的耽美小說就成為一條出路：因為兩個主角都是男性，女性就免除了被男性支配的恐懼，反倒可以更自由地欣賞這份親密互動，滿足自己的情感濡養。

之所以有那么多耽美小說創作者都是家境困苦的女生，我猜想原因也在這里：這些新一代的娜拉醒來發現無路可走，正因為她們的處境比一般人更為窘迫，周遭的男性更為不堪，她們對異性戀也就更難抱有期待，也因此獲得了一種敏銳的感知和逃離現實的沖動，此時，耽美小說就是她們的烏托邦。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有些創作者就算沒什么收入仍然愿意不斷去寫，因為那首先出于她們內在的沖動。

起初，這或許被看作是一種人畜無害的小眾趣味，然而當它吸引了越來越多受眾、產生了越來越大社會影響時，那就不一樣了。尤其當女性權利意識興起、不婚不育觀念盛行，耽美幾乎很難不被視為一種危險的不良引導，至于你的“情感濡養”？那根本不是上位者考慮的事。

自去年以來耽美小說作者接連被刑處，可以說是一個轉變的信號：在治理者看來，那種“風氣”必須要加以扭轉，以免產生更嚴重的社會后果——那才是他們更警惕的，相比起來，強奸案通常“只是”對個人的傷害。這種視角在意的不是個人權利，而是社會秩序。

但是問題并沒有解決。耽美文學之所以興起，正是因為新一代女性感受到的苦悶，源于年輕人的結構性困境，僅僅對它重拳出擊，并不能消除那種社會心理，讓他們乖乖地去談婚論嫁，相夫教子，一輩子謹守正能量價值觀，反倒是在堵死了這個出口后，讓一些人越發絕望了。

真正的正能量，是要讓年輕人有活路，能自由舒展，才能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