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2年，一位老人拄著拐杖回到浙江江山。

他的名字讓當地人一陣騷動，有人緊閉家門，有人悄悄跟蹤。

這個老人，叫毛森，他不是一般人。

——《壹》——

假名為路，真名為刀

毛森是假的，他本來叫毛鴻猷，出生在一個貧窮的江山村莊，他家種地，常年吃糠，他15歲才進學堂，不是因為勤奮，是因為借了別人家的文憑。

他的第一步，就是假的，當時那個文憑的主人叫毛善森。

兩人本家，他拿了人家的名字，考上了師范，畢業后去做老師，講得一口好文章，但鄉下沒油水，他不甘心，后來考上浙江警官學校，這才摸到了權力的邊。

真正的轉折，是在寧波的一個茶館，他在那兒遇見了毛人鳳。

不是巧合，是精心打聽，他知道毛人鳳也是江山人，也在警官系統，是戴笠的人，毛森找上門，自稱“遠房堂弟”，三杯茶下肚，兩人稱兄道弟。

從那以后，毛森就不再是“鄉下先生”，而是“特務苗子”。

毛人鳳把他拉進復興社，安排他進軍統訓練班，那年他28歲，精明，穩重，話不多，戴笠見了他，說了一句：“這個人心狠。”這是褒獎，不是貶低。

他要的，就是“狠”。

——《貳》——

抗日英雄？還是人民收割機？

抗戰爆發后，毛森被派往上海，他的任務不是打仗，而是暗殺，軍統的刀，不光對外，1939年，上海淪陷，他接到命令：刺殺傅筱庵。

傅是汪偽政權的要員，做事狠毒，極其警惕。

毛森用了三個月，摸透傅的出行規律，他沒自己動手，他找了個搬運工，把炸彈藏在推車里，那天早上七點，傅筱庵剛出門，車一響，炸成兩截。

沒人知道是誰干的，只知道傅死得慘。

戴笠提拔他，他成了中美合作所東南區域的頭，這個職位不光管暗殺，還管情報、滲透、反間，美國人對他評價復雜，說他“效率極高，手段令人不安”。

但抗戰之后，方向變了。

敵人變了，槍口掉頭，開始朝自己人開，1947年，毛森調任上海警察局副局長，戴笠死了，毛人鳳上位，他順勢晉升。

那時候，上海風聲鶴唳。

地下黨大量活動，報館、書店、工廠，到處是眼線，他的命令簡單：抓，審，殺，毛森在上海，有個外號叫“毛骨森森”。

不是媒體起的，是街頭傳的。

他從來不動聲色，他坐在辦公室，抽煙，聽錄音，看報告，簽字的時候，一句話不說。

——《叁》——

回國之前，他一直不敢睡整覺

1956年，毛森離開臺灣，之后又去了美國，不是被邀請，是逃跑，他沒有公開身份，沒有政治庇護，他是“自費訪問”，在舊金山落腳，靠小本生意維持生活。

他一夜之間從高官變成移民，沒人認識他，也沒人想認識他。

胡德珍，是他第二任妻子，臺灣人，年輕時是護士，他倆在臺北相識，后來一同出國，她說他睡覺很輕，哪怕風吹窗戶，他都能驚醒。

他不信任任何人，他甚至換了名字，從“毛森”變成“馬先生”。

他從不參加聚會，不接受采訪，他怕舊賬翻出，更怕舊人找上門，他有三個兒子，最小的叫毛河光，毛河光是他最驕傲的孩子。

在美國念書，做學問，后來成為中美之間較早的一批學術交流使者。

八十年代初，毛河光開始頻繁往返中國，每次回來，他都會帶回一點“大陸氣息”：照片、磁帶、小商品、政策新聞，老毛開始動搖。

他本來咬死“不回去”，說自己“死也不進共產黨地盤”。

但看到家鄉的變化，他心軟了，不是對國家，是對那片山水，1981年，他第一次寫信回江山，信不長，只有一句話讓人記住：“我不懂政治，但看得出來，現在是賢明者掌權。”

江山市委的人接到這封信，第一反應不是高興，而是警惕。

他們查了他的一生，最后決定“不表態”，只讓老家村支書寫了回信，語氣含糊，他等了十年。

——《肆》——

歸來那天，江山有風聲

1992年春天，毛森再寫信，這一次，他不再請求，他說：“我要回去看看，我的骨灰要埋在江郎山腳下。”信到了中央。

那一年，正值“海歸潮”啟動，政策放松。

中央政府最終批示同意回國，浙江省長葛洪升負責接見，5月下旬，毛森帶著胡德珍，坐了十幾個小時飛機，在杭州下機。

他穿了西裝，戴墨鏡，像個退休律師。

葛洪升見了他，媒體沒報道，文件沒下發，整個訪問是“低調處理”，但他還是回了江山老家，那天，村口圍了上百人。

有的拍手，有的罵人，有人喊：“你還敢回來？”

第二天，他去了江郎山，他站在峰頂，看著山下，親筆題了一幅字：“謝謝親愛的鄉親們。”隨后，在江山市第一小學，毛森參觀了由他捐資建造的教學樓和圖書館。

1992年，他回到美國，10月3日，因心肺衰竭在洛杉磯去世。

醫生說，他走得安靜，但胡德珍說，他最后閉眼前只說了四個字：“我回來了。”他的遺囑極其簡單：將全部積蓄捐贈家鄉江山縣教育基金。

他一生留下的，是一筆算不清的賬。

他殺人，不否認，他行過極端之事，也不試圖洗白，但他選擇了回來，他回來，不是為了洗清，是為了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