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后，萬里主政下的安徽，率先實行了“包產到戶”，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但是，少有人知的是，早在解放初期，曾希圣在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省長時，就已經在全國開了“包產到戶”的先河。

曾希圣

曾希圣不僅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急先鋒，他還是中共密碼的拓荒牛，在中共隱蔽戰線上，他做出貢獻不亞于與“龍潭三杰”，因此，他被稱為“紅色密碼之父”。

• 紅軍破譯密碼的天才

曾希圣，曾用名曾勉，字膝光，號軒亭，1904出生于湖南資興市鄉村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

這個家庭中有三個人對他的成長影響極大：

第一位是他的祖父。祖父曾道釗是個飽讀詩書但又不得志的秀才，所以就寄希望于自己的孫子能夠成為“圣人”。他開了黃陽學館，在曾希圣7歲時就開始對他進行啟蒙教育，由此打下了他深厚的古文功底。

第二位是他的父親。父親曾經綸當過團練，他恃強凌弱，欺壓鄉鄰。由此激發了曾希圣的斗爭精神和斗爭藝術，他看不慣父親的做派，于是便經常變換方式，與他斗智斗勇，這使他成為叛逆少年，但卻對他以后從事情報工作做了較好的鋪墊。

第三位是他的哥哥。哥哥曾中生很早就投筆從戎，參加革命，他是紅四方面軍的創始人之一、共和國36位軍事家之一，也是我黨游擊戰、運動戰理論創始人之一，在他的引導下，曾希圣走上革命道路。

曾中生

1920年16歲的曾希圣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開始接觸進步思想，積極參加學生運動。

次年10月，他連續聽了毛澤東作的題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社會主義》等幾次演說，受到了啟發和教育，1922年5月，便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4年曾希圣從省立三師畢業后，正為前途迷茫時，接到軍營中的哥哥曾中生的家書，邀請他一起報考黃埔軍校。

原來湖南的唐生智暗中與廣州革命政府聯系，為表示誠意，他讓胞弟唐生明到黃埔軍校學習，并派曾中生等人陪讀。

當時，廣州是革命的中心，上黃埔軍校是當時進步青年的追求。是年秋，兄弟倆一同來到廣州，成為黃埔第四期入伍生。

不久，曾中生加入了共產黨，曾希圣加入了國民黨。但是，好景不長，開學半個月后曾希圣就生病了，只好退學。

好在他因禍得福，一個月后，基本病愈，又考取了廣州國民黨中央政治講習班。主持講習班的實際上是林伯渠、毛澤東、李富春等共產黨人，許多著名共產黨員的授課、講演，不僅使曾希圣獲得許多新知識，而且也給他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以重大影響。

在講習班時，曾希圣在曾中生的介紹下加入了以共產黨主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他積極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同以蔣介石主導的孫文主義學會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26年7月，曾希圣提前畢業，參加了北伐，先后任國民革命軍第8軍團指導員、漢口教導團軍事隊隊長，從事政治工作，理論和實踐促使他的思想發生徹底的改變。

北伐戰爭結束后，他飛往蘇聯深造。

幾個月他回國后，政治風云突變，蔣介石、汪精衛先后叛變革命，在革命處于低潮時，曾希圣毅然決然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漢口等地從事兵運和秘密工作。

1930年，積攢了三年秘密工作經驗的曾希圣，被調至漢口中共中央長江局任軍委秘書長。同年冬，又從武漢調入上海，任中央軍委諜報科科長。

根據軍委書記周恩來建設黨的無線電通訊隊伍的指示，他選拔了20多位優秀的情報人才，并舉辦了一個無線電技術訓練班，這是我黨我軍創辦的第一個地下無線電技術培訓機構，無怪乎，周恩來稱他是我軍情報工作“創業的人”。

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曾希圣被迫撤離到瑞金，依舊負責情報工作，先是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參謀部偵察科科長，第二年年初，偵查科改為情報局，并拆分為一局、二局和三局，一局負責作戰，二局負責情報，三局負責通信，曾希圣也順理成章地就任了二局的局長。

那時，紅軍獲取情報都是采取笨方法，派一些“探子”出去，刺探有價值的信息。曾希圣走馬上任后，現實就給了他當頭一棒：

第一次領導二局參與贛州戰役，獲取的情報就出了問題。

憤怒的彭德懷直接開罵：

“誰謊報軍情說是兩個團，老子回去斃了他!”

朱德也毫不留情地批評曾希圣：

“曾希圣，你搞的什么情報?知情不報，你絕對不會；無情可報，你又顏面何存！”

二局的出路何在？

痛定思痛，曾希圣想起他在做兵運時，曾聽國民黨劉珍年部報務員說過，軍用密碼電報是可以破譯的，由此，他決定將“以破譯密碼獲取敵軍戰役情報”作為二局的主攻方向。

但破譯談何容易？國民黨軍隊內使用不同版本的密碼，連他們自己翻譯都十分費勁，何況是破譯。所以，葉劍英把密電比作“天書”。

為了“讀天書”，曾希圣決定從偵聽和破譯入手，親自帶頭破譯攻堅。他燒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大力培養情報隊伍。堅持以共產黨員為核心，團結起義人員，爭取被俘人員，吸納青年學生，匯聚和培養了一批作風過硬的情報人員隊伍。如，在彭德懷支持下，他將聽力敏銳、記憶力超強的曹祥仁和優秀報務員鄒畢兆調到二局，后來，他們三人被稱為紅軍“破譯三杰”。

第二把火，全力偵聽敵人情報。安排情報人員大量抄寫敵臺拍發的密碼電報，分別登記編號，從總體上掌握敵軍之間來往電報的來龍去脈。

第三把火，尋找密碼破譯規律。曾希圣率先垂范，帶頭攻堅，他一方面周恩來請教編碼的規律，同時，向加入紅軍的原國民黨軍電臺人員了解編碼情況，另一方面惡補破譯必備的基礎知識。

在苦思冥想后，他把突破口對準了在江西“圍剿”的國民黨軍隊使用的最新秘本——“展密”。

1932年8月，宜黃戰斗打響后，他帶著勤務員，冒著槍林彈雨，終于在繳獲敵人的電報底稿中，發現了一份國民黨第二十五師孫仲連致吉鴻昌部的密碼電報，其中有30多組密碼附有漢字譯文。以此為線索，他布置電臺重點抄收孫連仲部往來電報，并用已知密碼對其進行反復猜譯，從而譯出了全部密電，“展密”就此到手，周恩來當即嘉獎。

“展密”破譯后，破譯行動組一發不可收拾。“特別本”“猛密”以及第四次反“圍剿”期間的“千密”“清密”等多種密碼都被準確破譯。

據統計，僅1933年5月至8月1日的3個月中，二局就破譯了敵軍密碼100本。錢壯飛副局長取名為“百美圖”，并召開了“百本紀念”大會，以示慶賀，到1937年底，他們更是破千本，達到1050本，而敵軍破譯紅軍密電卻是0。

中革軍委為表彰二局有功人員，分別授予曾希圣等有功人員二等、三等紅星獎章。

就這樣，曾希圣成為中共軍事無線電密碼破譯的第一代專家，被譽為“紅色密碼之父”。

• “沒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沒有紅軍。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舉行了震驚世界的長征。面對蔣介石的圍追堵截，隊伍向哪個方向轉移，關系紅軍的生死存亡。

12月12日，湖南通道會議使這一問題白熱化。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堅稱進軍湘黔川，依托紅二軍團的老根據地戰斗；毛澤東則極力反對，必須放棄原定計劃，朝著敵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

會場一度陷入僵持狀態。

就在這時，中央二局局長曾希圣的一條電報，打破了二人之間的僵局。情報證明，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后來毛主席感慨的回憶道：

“沒有曾希圣的情報，他們不會同意改變行軍方向，可能就沒有以后的遵義會議了......”

長征路上其實，紅軍長征的每一次軍事行動，都是以二局及時準確的情報信息作為決策基礎的，尤其是四渡赤水的危急關頭，二局提供了準確的情報，從而使紅軍屢次轉危為安，化險為夷。

在三渡赤水時，紅軍面臨數倍于己的黔軍、川軍、滇軍三面包剿。三渡赤水正當軍委領導苦苦思考之時，曾希圣向軍委提出了一個破天荒的想法：

利用我軍掌握敵之密碼和電文格式，冒充在貴陽的蔣介石給吳奇偉、周渾元發電，改變他們的行軍路線。

毛澤東和周恩來拍案叫絕。

曾希圣遂擬定電文，以蔣介石名義分別給吳、周兩部發電，命其向泮水、新場、三重堰前進，就這樣紅軍與敵軍擦肩而過，悄無聲息地躲過了一劫，順利南渡烏江，進逼貴陽。更好笑的是，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一面急令吳奇偉、周渾元等縱隊趕往貴陽保駕，一面做好逃跑準備。因蔣介石的“救駕令”與我軍發出的“假電令”行動方向基本一致，故吳、周始終沒有發現其中“玄機”，蔣介石自己也不知道。直到1967年曾任二局副局長的宋裕和看望曾希圣時，才對其夫人說起曾希圣為紅軍順利南渡烏江立下的這一奇功。

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后，二局即著手掌握陜甘蘇區周圍敵軍動向。在著名的直羅鎮戰役中，二局及時準確地提供了許多情報，有效地保障了我軍取得殲敵一個師又一個團，俘敵官兵5300余人，繳獲槍支3500余支的勝利，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陜北奠定了基礎。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蔣介石集中20個師的兵力，企圖消滅紅軍于寧夏海原、甘肅靖遠地區，又是曾希圣率二局及時掌握了敵軍的行動方向，紅軍取得了山城堡戰斗的勝利，給蔣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擊，阻止了敵人對陜甘根據地的進攻。

為此，毛澤東對二局贊不絕口：

“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

他甚至還說：

“沒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沒有紅軍。”

彭德懷也毫不吝嗇地夸獎道：

“吳奇偉變成‘無奇偉’，曾希圣變成‘真希圣’”。

周恩來在許多年后，回顧長征時更是一語中的：

“那時黨中央的指示不是主席心血來潮或神來之筆，基本上是根據希圣搞到的情況決策的”。

• 從“富七師”到推行“責任田”

抗戰期間，曾希圣開始角色轉化，從革命轉向了建設，再次展現了他的奇才。

1939年4月，曾希圣帶著黨的重托秘密前往重慶，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直接領導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軍事組負責情報工作。

但好景不長，1940年初，他的身份暴露，特務機關對這位“中共神秘人物”進行了重點監視。鑒于此，中央決定調他到新四軍軍部工作。

皖南事變后，曾希圣受命組建新四軍第七師和開創皖江革命根據地。在他的努力下，1941年5月1日，新四軍第七師在無為縣東鄉正式宣布成立，張鼎丞任師長（一直未到任），曾希圣任政委兼軍政委員會書記（不久后，又兼任中共皖江區黨委書記）。

在這一階段，他多次指揮部隊與日、偽軍作戰，開辟了皖江抗日根據地。同時，發動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創辦了一大批軍需民用工廠，還建立了大江銀行，發行大江幣，有效地解決了抗日根據地資金、物資緊缺的矛盾，并為兄弟部隊提供了大量物資和財政援助，七師由此被譽為“富七師”。

據統計，到1945年抗戰結束，他領導的新四軍第七師，在組建不到5年的時間里，部隊由1900人發展到3萬余人，皖江抗日根據地發展到面積達15萬平方公里、人口達300多萬，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19個解放區之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不朽功勛。

解放戰爭時期，曾希圣先后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參謀長、中原人民解放軍副參謀長兼豫西軍區司令員等職，率部參加了淮海戰役。

解放戰爭時期曾希

1949年3月，曾希圣任中共皖北區委書記兼第三野戰軍皖北軍區司令員、政委。建國初，首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

在主政安徽期間，他為安徽未來的騰飛，做了三件開創性的工作：

興修水利，引進人才，推行“包產到戶”。

他根據安徽省的情況，決定從抓農業入手，以興修水利為突破口安徽治水的關鍵在治淮。50年代，他主持治淮工程時，提出了“蓄泄兼顧”的方針，動員了1000余萬人投入到治淮工程，先后在淠河上游修建了佛子嶺、響洪甸、磨子潭等三座大型水庫；在史河上修建了梅山水庫，以后又修建了龍河口水庫。五座大型水庫總庫容達60億立方米，為發展安徽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力保障。

1955年，安徽糧食生產獲得空前大豐收，全省糧食總產量達到1152.9萬噸，超過國家下達計劃894.5萬噸的28.88%，比歷史最高產量的1953年增產244.5萬噸。

無怪乎，毛主席對他贊不絕口：

“你這個曾希圣是抓生產力的，是農業專家。如果我們國家的省委書記都像曾希圣一樣抓生產力，那么我們國家的農業生產就大有希望了。”

與此同時，他還不惜代價從省外招引各類專業人員，敢于起用確有一技之長的“戴帽”科技人員。

安徽短時間發生巨變，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為此，1956年9月八大上，曾希圣當選為97名中央委員之一，這在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中也是不多見的。

然而，20世紀50年代末期，社會上刮起了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導致安徽全省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難。

為了扭轉嚴峻局面，曾希圣在聽取各方面意見后，1961年2月，親自帶工作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崗大隊南新莊生產隊進行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責任田”試點。

7月，毛澤東經過蚌埠，在火車上聽取曾希圣“責任田”推行的情況匯報后表示：

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

曾希圣陪同主席視察安徽

1960年9月，中央下設6個中央局，曾希圣被任命為華東局第二書記。10月，由于山東饑荒問題嚴重，為了扭轉山東局面，中央任命曾希圣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政委。在中共歷史上，一身而兼兩省第一書記的領導人是極少見的。

1961年底，全省實行“責任田”的生產隊增加到90.1%。

“責任田”很快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穩定了農村形勢，起到了扶危定傾、扭轉危機的作用，農民稱之為“救命田”。

當年曾希圣在安徽推行的“責任田”，其實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經濟改革的重要嘗試，但這一新生事物受到很多人的責難。

1962年初，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不少代表和領導批評曾希圣搞的“責任田”是“單干”，是復辟資本主義，“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

中央派人發動大家“揭發批判”。當時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曾希圣連座位都沒有，自己拉把椅子坐到會場邊上

在會上，曾希圣做了深刻檢查，但對其推廣的責任制持保留態度。

于是，會上有的人強烈要求開除他黨籍，殺頭問罪。

對此，毛主席嚴肅地表示：

“沒有曾希圣，長征是不可想象的，做人不能忘本。殺頭之議，不要再提了！”

此后，中央決定免去其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調離安徽，專任華東局第二書記，實際上是“賦閑”在家。

曾希圣受到批判，牽連到下面的一批干部，對此，他多次向中央和華東局表示：

“責任田是我提出推行的，責任由我個人承擔，不要涉及其他干部。”

雖然推行“責任田”一度遇到曲折，但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又將“責任田”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形式在江淮大地再度推行，進而在全國范圍內推開，推動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歷史已為“責任田”的是非曲折作出了公正的評價。

1968年，64歲的曾希圣患上了血液病，帶著遺憾和未竟的心愿離開了人世。

他的生命雖短，但他人生卻很長。他是黨的功臣，紅軍的功臣，國家的功臣，他永遠活在人民心中，他的精神彪炳千秋，他的功勛澤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