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眼里的豐州城

作者/孫樹恒

一

1275年，馬可·波羅沿草原絲綢之路抵達元代豐州城（天德軍首府，今呼和浩特東郊白塔村）。這里所說的白塔，又名萬部華嚴經塔，矗立在今呼和浩特東郊白塔村，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遼代豐州城輝煌歷史的見證者。這座八角七層的磚木結構古塔，通高約45米，造型優美，氣勢恢宏。塔內藏有萬部華嚴經的傳說，更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

塔身內外留存著大量遼、金、元、明時期的題記，近200條的珍貴文字中，不僅有漢文，還有古波斯文、古敘利亞文、八思巴文等多種文字，是一座跨越時空的語言博物館。其中，元代“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的漢文題記及古波斯文題記，與馬可·波羅1275年途經豐州城的行程高度契合，成為研究其東方之旅的重要線索。這些題記內容豐富，有的記錄了游人的生平感悟，有的描繪了當時的社會風貌，是研究古代歷史、文化、宗教及中外交流的珍貴資料。

二

13世紀中期的威尼斯，作為歐洲商業文明的燈塔，憑借地中海貿易樞紐的地位，將東方香料、絲綢與西方工藝品編織成交流的網絡。在這片充滿冒險精神的土地上成長，馬可·波羅自幼浸潤于多元文化的氛圍，對遙遠東方的憧憬。1271年，17歲的他跟隨父親與叔叔，沿著蜿蜒的絲綢之路向東進發。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的風沙，翻越帕米爾高原的冰雪，這段歷時四年的旅程，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跨越，更成為東西方文明對話的前奏。

1275年抵達元朝上都（現在內蒙古正鑲藍旗）后，馬可·波羅以驚人的語言天賦和敏銳的觀察力，迅速融入東方帝國的政治核心。忽必烈對這位來自異域的青年委以重任，使他得以在17年間游歷元朝遼闊疆域。從江南水鄉的繁華市鎮到西北邊疆的游牧部落，他既是政策執行的監督者，也是社會萬象的記錄者。這些豐富的經歷，最終凝聚成《馬可·波羅行紀》這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為中世紀歐洲打開了認識東方的窗口。

1941年，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楊志玖在《永樂大典》殘片的元朝公文中發現，元朝派兀魯、阿必失呵和火者三位波斯使者，護送闊闊真公主從泉州出海遠嫁伊利汗國。馬可波羅游記中也提及公主出嫁，三位使者名字讀音與之相近，且都提到途中海難，最終僅一人抵達波斯。波斯史料《史集》與游記記載相符，這為證明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提供了關鍵線索。

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行紀》說道：“我所見的還不及我所說的十分之一”。

三

在元朝政治體系中，馬可·波羅扮演著特殊的“流動耳目”角色。忽必烈派遣他出使各地，考察地方吏治、監督政策落實。他的足跡遍布中原、江南、西南邊陲，甚至深入到云南、西藏等邊遠地區。這些任務要求他既要理解元朝復雜的行省制度與驛站體系，又需具備與不同民族、階層溝通的能力。通過詳實的報告，他為朝廷治理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也積累了豐富的地方知識。

經濟領域中，馬可·波羅將威尼斯的商業經驗與元朝實際相結合。他詳細記錄各地物產分布、市場規模與貿易路線，尤其對大運河沿線商業城市的考察，成為研究元代經濟的重要史料。在揚州任職期間，他可能參與鹽政管理，對鹽課制度的記載為后人還原了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這些工作不僅促進了元朝經濟管理的完善，也為東西方商業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作為文化交流的使者，馬可·波羅承擔著雙向傳播的使命。他向中國介紹歐洲的機械制造、天文歷法知識，同時將東方的造紙術、印刷術等科技成果記錄下來。在宗教領域，他見證了佛教、道教、伊斯蘭教與景教的共存，這種多元文化的包容景象，通過他的描述震驚了宗教沖突頻繁的歐洲社會，為東西方文明互鑒埋下了種子。

四

《馬可波羅行紀》中“天德州”的記載，為豐州城勾勒出立體的輪廓。“境內有環以墻垣之城村不少”的描述，與考古發現的1100米×1200米遼代城址相互印證，展現出城市規劃的嚴謹性。城中十字大街劃分的四大坊區，以及牛市巷、麻市巷等特色街巷，通過金代碑銘與現代考古得以證實，生動還原了這座中等邊城的商業繁榮。

“此州有石可制琉璃，其質極細”的記錄，在考古發掘中得到充分驗證。豐州城、云內州城等地出土的大型琉璃建筑構件，不僅證明了當地琉璃制造業的發達，更暗示其作為手工業中心的地位。這些精美的琉璃制品，可能沿著草原絲綢之路遠銷中亞，成為東西方貿易的重要商品。

宗教文化方面，“治此州者是基督教徒，然亦有不少偶像教徒及回教徒”的描述，與豐州白塔發現的古敘利亞文景教榜題、敖倫蘇木古城景教徒墓頂石形成互證。這種多元宗教共存的現象，反映出汪古部統治下的文化包容，也體現了豐州城作為草原絲綢之路文化交匯點的特殊地位。

豐州白塔內壁的“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漢文題記與古波斯文題記，成為證明馬可·波羅來華的關鍵證據。時間上，這與他1275年抵達豐州的行程完全吻合；語言上，精通古波斯文的馬可·波羅具備書寫條件。結合當時汪古部貴族隨忽必烈赴上都避暑的史實，他與地方官員接觸并登塔留名的推測，使歷史細節更加豐滿。這些題記不僅是個人游歷的印記，更成為連接文本與現實的紐帶。當時21歲的馬可·波羅極有可能在向導陪伴下登塔題名，而他精通古波斯語言文字的事實，也讓這些題記成為證明他來過中國的有力證據。離開豐州城后，經過13天騎行，馬可·波羅一行抵達元上都，開啟了他在中國更為精彩的旅程。

元朝，豐州更是成為東西交通的樞紐，商業的重鎮。據《金史·地理志》記載，公元1125年，豐州共有22683戶，按每戶平均5人計算，人口約10萬左右。長春真人邱處機、元初名臣劉秉忠都曾在此留下足跡，劉秉忠“晴空高顯寺中塔，曉日半明城上樓。車馬喧闐塵不到，吟鞭斜裊過豐州”的詩句，生動描繪了豐州古城的繁盛景象。

《馬可波羅行紀》不僅是文學作品，更是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歷史文獻。它啟示后人，跨文明的交流史研究需要將文獻考證與實物證據相結合，才能還原更真實的歷史圖景。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