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戲曲，人們往往會不經意地將傳統與現實、傳承與創新對歭起來。近日觀看了國家京劇院裘派新銳王越主演的《鍘判官》，感嘆這是一次逾越現實的傳統演繹，是一場高水準的京劇藝術呈現。

之所以這么想，大凡是《鍘判官》的文本敘事，折射了中國戲曲文學的獨特面貌，那種凝視現實的批判精神。與此關聯的是，包公扮演者王越在駕馭人物情感體驗與表現程式藝術之間的微妙平衡，以及充盈其間的藝術進取精神。

《鍘判官》的戲劇故事脫胎于晚清小說《三俠五義》，其中對包公形象的神奇描繪，讓各種戲曲癡迷搬演。京劇《鍘判官》則是歷經歲月沉淀后，流傳下來的舞臺經典。這出戲，講述著遙遠的宋代刑案，探訪的是陰間地府。包拯穿越陰陽兩界，探尋冤案真相的舞臺敘事，貌似神話鬼魅故事。然而，它卻是一出假托陰間鬼魂，直面現實的社會問題劇，蘊含、承載、寄托了人們對于公平正義的訴求和向往；反映了傳統戲曲關注社會人生和人情溫暖，寓教于樂的價值取向。由此，也奠定了包公這一人物的基調，他對無辜屈死的柳金蟬、顏查散寄予同情，對陰陽兩界的草菅人命、操弄權力者予以撻伐。

王越塑造的包公形象，正是秉持著中國觀眾普遍持有的心理認同，在人物心理“勁頭”上尋找包公性格中的柔軟溫情與剛毅果決，讓觀眾欣然地接受包公的形象，甚而為之動容與共情。諳熟京戲的觀眾，總是在恰到好處的契口上，爆起激情的掌聲。霎那間，臺上臺下嚴絲合縫地聚成熾熱的共鳴。尤其是那些經典唱段，如[西皮]“食王祿理朝綱忠心可表”和[二黃]“扶大宋錦華夷赤心肝膽”等，唱得酣暢淋漓，掀開了觀眾積蓄久已的心理迸發。

顯然，王越的表演依托于京劇的舞臺語匯和程式藝術。尤其在聲腔上，以其聲情并茂的演唱，精湛地詮釋了裘派藝術的韻味，令觀眾時而陶醉于裘味的深沉激越的情感，時而領略裘味的雄渾豪壯的氣勢。他的演唱，牽動了觀眾的聽覺感受，觀眾似乎沉溺于他虎嘯龍吟般的演唱。的確，王越是近年來在京劇界舞臺上迅速崛起的裘派花臉，得到廣大觀眾的認同，可謂實至名歸。

其實，他之所以能夠達到今天的藝術高度，是有蹤跡可循的。

京劇界素有“千生萬旦，一凈難求”的老話。這話并沒鄙薄其它行當的意思，而是說業界對凈行演員在身體條件、聲樂天賦、表演技能上有著甚為嚴苛的標準和要求。即便是條件具備了，還受著藝術觀念的引導或羈絆，要達到超乎一般的藝術境界，也非易事。

王越的成長，其實是經受過很長一個階段的藝術蟄伏期的。他畢業于河北省藝術學校，長期在省級劇院服務，直至十年前才調入國家京劇院。深以為，正是他在這段蟄伏期里，鑄就了對裘派藝術的真切理解和認識，奠定了后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在他的藝術履歷中，有幾位名聲默然的老師，諸如竇國啟、何坦等。他們居廟堂之遠，聲譽不顯，但他們是京劇的忠實信徒，全身心地浸潤于京劇藝術，幾乎心無旁騖。他們不僅功底瓷實，見多識廣，目光犀利，更有對京劇演繹的精到的認知。尤其是對戲情戲理的闡發，對懵懂成長中的王越有醍醐灌頂似的引領。他們不是名師，卻是京劇藝術的“明白之師”。這樣的老師，是我們戲曲業界的中堅磐石，是優秀人才成長的重要臺階。王越，就是在與這些老師的長期廝磨交往中，積累了大量經典的花臉劇目，使得他從銅錘到架子，皆有深度的學習和揣摩。關鍵是，這些“明白之師”讓王越追尋裘派藝術的道路走得中正大方，不偏不倚。

從嗓音條件論，王越是偏于高亢的。但王越在舞臺上從來“不貪高，不賣弄，不趨從”，堅持在“共鳴”“音韻”“氣聲”方面下功夫，始終在高亢激越與雄渾深沉之間尋覓裘派聲腔的味道。在他看來，裘派“扔”“粘”“揚”“彈”等一系列潤腔的勁頭和唱法，是用來塑造人物感情和情緒的，而非舞臺賣弄的噱頭。他一直銘記著竇國啟老師早年間給他的提醒：“學裘貴在理解，貴在拿捏分寸。”他覺得這話，終身享用。

大約在王越35歲的時候，正式拜著名裘派藝術傳人李長春先生為師。李先生的天賦嗓音，一直被業界認為酷似裘盛戎大師，是深得裘派真學的。確乎，從那個時期開始，王越對裘派藝術的認識和呈現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印象至深的是，前些年他在上海京劇院的京劇電影《捉放曹》里與王珮瑜合作，將壯年曹操的奸雄之相演得入木三分。白臉的曹操，向來被視為花臉表演的畏途，對演員的白口、身架、唱功，乃至性格刻畫有著全方位的苛求。從放映看，他與王珮瑜的表現，相得益彰。

近十多年來，王越在頻繁演出傳統劇目的同時，也在眾多新創劇目中擔綱重要角色。近期影響甚廣的是新戲《弄潮》，他與張建峰、王艷一起構成三角鼎立之勢，托起了一出以唱功見長的現代戲，讓觀眾大飽耳福。不斷地涉略新戲創作，其實也在反哺和深化王越對傳統老戲的理解。

京劇傳統劇目，從形成到流傳，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看此番出演的《鍘判官》，基本沿襲裘盛戎先生奠定的版本，且由李長春指導親授。20多年前，李先生就根據裘盛戎1958年的錄音，在《鍘判官》“京劇音配像項目”中替裘盛戎“出鏡”。但此次重排《鍘判官》，還是做了不少修改整理。

譬如，李先生欽服方榮翔先生當年的藝術創造，認為將包公與柳金蟬的對唱改為[反二黃原板]，效果勝于原版的[二黃散板]，當積極吸納。的確，這幾句方榮翔版的[反二黃]，讓王越唱得細膩深情，唱出包公對弱者的真切同情，成為全劇聲腔系統里又一亮點。再如，從劇本層面對一些瑣碎場面進行了不露痕跡的系統性梳理，甚至直接刪節了“翁婿齟齬”的戲，讓人物的舞臺行動更為明了流暢。更值得關注的是，全劇在表演節奏上是有明顯追求的。尤其是劇中頻繁出現的邊緣小人物，無論衙役，還是鬼卒，不僅身手規范，人物關系大都演得明白而準確。這，顯然是經過精心排練，細摳人物的結果。

《鍘判官》既是王越在攀登新的藝術臺階，深耕京劇演劇的傳統土壤，亦是國家京劇院在整理傳統經典領域里，恪守守正創新，闡釋辯證藝術觀念的鮮活實踐。這樣的演劇精神和意識，推而廣之，何愁戲曲傳統劇目沒有劇場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