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幀幀被歲月浸潤的光影，在玻璃相紙上映出泛黃的溫柔。當現代技術為黑白膠卷染上色彩，那些沉睡在檔案袋里的民國圖景便活了過來，這不是簡單的色彩復原，而是用顏料為歷史織就的一件霓裳，讓我們得以透過時光的棱鏡，看見一個鮮活生動的舊世界。

一組跨越半個世紀的齊良芷個人影像，作為齊白石最小的女兒，是齊派第二代傳人，齊良芷的生命軌跡在這些老照片中得以具象化呈現。

自幼隨父習畫，打下扎實功底，后投身藝術事業，曾任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藝術研究會主席。其作品題材廣泛，擅花鳥蟲魚、山水工筆，筆墨簡練、形神俱佳，兼具時代感與生活氣息，繼承齊派精髓又自成風格。

1923年清明植樹節，譚延闿以孫中山大元帥大本營內政部長身份，在廣州（或韶關）參與植樹活動，身后“國民政府委員譚延闿手植”標牌。

1915年北洋政府首設植樹節（清明），1923年譚延闿植樹，延續孫中山《建國方略》“森林興國”理念，推動嶺南地區造林（如引進南洋杉、橡膠樹），呼應當時“實業救國”思潮。

1925年3月12日，廣州國民政府組織植樹儀式，孫科以市政廳廳長身份參與，豎立于樹苗右側的木質標牌上，“國民政府市政廳長孫科手植”十二個隸書大字剛刷上朱漆。

這是廣州國民政府首次以政權名義大規模組織植樹。圍觀人群中，既有穿著軍裝的軍人，也有穿著竹布長衫的知識分子。這場看似普通的植樹活動，實則是國民政府塑造自身形象的重要政治儀式——通過孫中山之子的親身示范、國共兩黨官員的共同參與、工農群體的廣泛動員，將“革命”與“建設”兩個關鍵詞緊緊綁定。

這張攝于1948年冬的合影，是北平梨園界在時代巨變前夕的集體亮相，1948年11月平津戰役爆發前，北平已處于“圍城”狀態，物價飛漲（金圓券貶值致京劇票售價達數百萬法幣）、藝人謀生艱難。此次露演實為梨園公益會組織的救濟義演，地點在鮮魚口天樂園（今大眾劇場），劇目包括《龍鳳呈祥》《大探二》等骨子老戲，門票收入用于賑濟失業藝人與貧困同業家屬。

合影人物覆蓋京劇各行當頂尖代表，老生有譚小培（譚派第二代）、譚富英（第三代嫡傳）、楊寶森（楊派創始人）；青衣有張君秋（張派創始人，時年28歲，已憑《望江亭》嶄露頭角）；老旦有李多奎（“李派”創始人，時稱“老旦泰斗”） ，武丑有葉盛章（富連成社“盛”字輩翹楚，唯一擁有“武丑挑班”能力的藝術家） ，花臉有裘盛戎（裘派創始人），文武老生有李少春（融合京派武生與余派老生） 架子花臉有袁世海（郝派傳人），筱翠花（于連泉），蹺工花旦代表，雖因新式戲劇沖擊漸退舞臺，仍被尊為“花旦宗師”。

此陣容堪稱“民國京劇最后的全明星陣容”，既有流派傳承的“祖師爺輩”（譚小培時年62歲），也有正值盛年的革新派（李少春33歲、張君秋28歲），體現戰亂中京劇藝術“傳薪火于危時”的堅韌。

1936年12月的綏遠草原，朔風裹挾著沙礫掠過枯黃的牧草。百靈廟戰役的硝煙雖已散去，但空氣中仍彌漫著緊張與不安。一個蒙古上層王公帶著一群隨從走過人群，內心充滿掙扎。

彼時，日本關東軍正加緊推行“以蒙制蒙”策略，在嘉卜寺據點，日式卡車日夜不停地運送三八式步槍、山炮等武器，德王在其扶持下成立的“蒙古軍政府”，妄圖將綏遠從中國分裂出去。日偽不僅用槍炮武裝勢力，還在文化上滲透，強迫牧民子弟學習日語，篡改歷史教材，試圖從根本上割裂蒙古與中國的聯系。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方大曾以“中外新聞學社”攝影記者及《大公報》戰地通訊員身份第一時間趕赴前線，其頭戴鋼盔的肖像照正是他在綏東前線執行攝影任務時寄給母親的珍貴紀念。這張照片拍攝于1936年冬綏遠抗戰期間，畫面中他身著戎裝，鋼盔下目光堅毅，標注“母親大人存念 男小方攝于1936年冬時執行攝影工作 于綏東戰地”。

作為中國抗戰攝影先驅，方大曾的行動充滿傳奇色彩。七七事變次日（7月10日），他即騎單車穿越封鎖線抵達盧溝橋，成為首位抵臨現場的新聞記者。在《盧溝橋抗戰記》中，他以“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的預言，敏銳捕捉到歷史轉折時刻。此后數月，他奔走于平漢線北段、居庸關、保定等地，用鏡頭記錄下《中日對峙中的宛平城》《血戰居庸關》等震撼場景，其照片被《申報》《良友》等多家報刊轉載，成為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抗戰的重要窗口。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制造"九一八事變"，消息經中國銀行浙江分行等渠道迅速傳入杭州。杭城《東南日報》《民國日報》等報刊在頭版顯著位置披露事變真相，引發全城震動。9月21日，浙江大學、杭州藝專等校率先停課，學生自治會自發組織抗日宣傳。

9月22日，杭州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成立"抗日救國后援會"，并發起"救國十人團"運動，以十人一組深入社區動員。同日，浙江大學、杭州師范學校等20余所院校學生約萬人在湖濱公眾運動場集會，通過《告全國同胞書》，隨后游行至省黨部請愿。這一行動直接推動了次日市民大會的召開。

9月23日下午，杭州各界15萬余人冒雨齊聚湖濱公眾運動場，包括工人、農民、商人、教師、學生及社會名流。杭州市商會、律師公會、新聞記者公會等團體均派代表出席，江干腳夫工會、緯成絲廠工會等16個行業工會聯合發表通電，號召"國人共起御侮"。三天內募集銀元2萬余元，全部匯往東北義勇軍。

1935年1月，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紅十軍團）在江西懷玉山地區遭國民黨軍約20個團兵力圍擊，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陷入絕境。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中）、軍團長劉疇西（左）、政治部主任王如癡（右）等在突圍中被俘。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窩英勇就義，年僅36歲；劉疇西、王如癡同日遇害。臨刑前，三人高唱《國際歌》，高呼革命口號，展現了共產黨人的鋼鐵意志。

1939年6月，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前排左3）與部分師生在遵義的合影，記錄了該校西遷歷程中的重要節點。這張照片拍攝于浙大師生歷經艱辛抵達遵義后的初期籌備階段，標志著學校在西南大后方的辦學進入新階段。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后，浙江大學在竺可楨帶領下開始西遷，先后輾轉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廣西宜山等地。1939年2月，竺可楨赴貴陽與貴州省政府協商遷校事宜，期間經湄潭鄉紳陳世賢、宋麟生力薦，決定將校址定在遵義、湄潭一帶。至1939年6月，部分師生已先期抵達遵義，開始校舍籌備與教學準備工作。

浙大在遵義、湄潭辦學7年，培養了1850余名畢業生，其中包括50余位兩院院士。這段經歷被稱為“文軍長征”，其“求是”精神成為浙大人的精神標識。1986年，彭真委員長視察浙大時，將西遷壯舉與紅軍長征并列，贊為“文軍西征”。

1936年，周璇（時年16歲）已憑借《馬路天使》（1937年上映）的前期籌備嶄露頭角，但尚未達到巔峰。

1936年，電影《花燭之夜》周璇在該片中飾演丫鬟“春蘭”，有一場穿藍色條紋布旗袍、手持野花的戲份，拍攝于上海郊外。據導演張石川回憶，此造型旨在突出角色的質樸靈動，劇照曾被《電聲周刊》用作專欄插圖。

1942年河南饑荒（又稱“壬午饑荒”）是近代中國最嚴重的災難之一，這場由干旱、蝗災、戰爭與社會治理失能疊加引發的悲劇，造成數百萬民眾死亡，其中兒童的處境尤為慘烈。

幸存者回憶，兒童“皮包骨頭，肚子脹大如鼓，眼睛凹陷，頭發脫落”，許多孩子因長期饑餓導致器官衰竭，“走幾步就倒地不起”。1943年春，河南多地爆發瘟疫，兒童成為主要受害者。據《河南防疫報告》，僅魯山縣就有數千兒童死于霍亂，“棺材用盡，以草席裹尸”。

1942年河南大饑荒中，逃荒民眾的遷徙圖景堪稱近代中國最慘烈的生存史詩。這場由天災人禍交織的災難，迫使數百萬河南人背井離鄉，形成了以隴海鐵路為軸線、向西綿延數百公里的難民潮。

河南三面被日軍封鎖，唯一可行的生路是沿隴海鐵路西遷陜西。據河南省檔案館記錄，1942年秋至1943年春，約300萬災民踏上這條“死亡之路”。豫中、豫東的難民徒步或扒火車向洛陽集結，再沿鐵路線西進。洛陽火車站成為災難的核心現場——每日聚集災民達數萬人，站內“黑壓壓一片，如同蟻群”，鐵軌兩側堆滿行李和尸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