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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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財經YiMagazine 江睿杰

美國總統特朗普自上任以來3個月內的種種舉措大多被視為出于“貿易保護主義”，這個詞在當前語境中似乎自帶某種過時、反動的氣息。然而如果我們拉長時間線，從整個近代貿易發展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二戰”之后才逐步發展壯大的全球性自由貿易只是一段美妙的例外，“貿易保護”似乎才是全球貿易的常態。那么，為什么在20世紀的后半葉會形成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美國從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如今它又為什么要親手破壞自己建立的秩序？

為什么大國們都曾擁抱貿易保護主義？

“貿易保護主義”這個詞如今往往和“產業保護”聯系在一起，比如為了保護本國弱小的相關產業對某些特定商品加征特別關稅。但實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的作用要寬泛得多，影響也深遠得多，以至于從歐洲到中國，從中世紀晚期到“二戰”之前，絕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曾堅定地秉持貿易保護主義。

在歐洲歷史上，這種政策的原始版本被稱為“重商主義”，在16到18世紀非常盛行，從某些角度看其實際影響一直延續到20世紀。這種觀念認為一個國家必須大力推動貨物出口，并用高關稅限制商品進口，從而取得貿易順差，也就是當時作為貨幣的各類貴金屬。中國唐宋以來時不時會出臺禁令嚴控貴金屬出海，背后同樣是對貿易順差的看重。

拋開重商主義者對財政安全、國家實力等方面的明面上的論述，他們支持貿易保護另有原因。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人凱恩斯認為，和擁有強大金融工具的現代國家不同，前現代國家的貨幣體系以貴金屬為本位，這就使得國家要想吸引投資、拉動就業，進而帶動經濟持續發展，唯一長久可靠的辦法只能是提高貴金屬收入，也就是增加貿易順差。

簡而言之，貿易保護真正保護的不是特定產業，也不是順差本身，而是在保障對一個國家經濟的持續投資。

這個邏輯在各國經濟結構類似的農業時代大體行得通，但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后就面臨重大挑戰。由于工業品的大批量生產和出售能夠為工業國家帶來大筆額外的貿易收入，繼續征收高關稅會帶來經濟上的負面效果：巨量的貴金屬涌入會抬高國內的物價、降低國內生產的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同時，由于國內貨幣供應充足，利率往往較低，國內的金融資本會傾向外流到其他利率較高的地區去放貸，反而減少了對國內經濟的投資。

在工業革命的發祥地英國，人們很快感知到這一點?，F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便已強調了自由貿易的種種好處。之后過了70年，經歷了拿破侖戰爭的紛擾和國內經濟的轉型，英國終于在1846年率先廢除了象征貿易保護主義的《谷物法》，并在隨后逐步把關稅普遍降到接近零的水平。

和英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他主要工業國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內仍堅持高關稅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只不過程度時有變化。法國在拿破侖三世當政時期曾短暫地嘗試過自由貿易，但是在1870年普法戰爭中失敗后便重新回歸貿易保護。美國則曾在1890年和1930年兩次采取大規模的保護主義政策，提升關稅稅率。

這一時期，各主要工業國已經陸續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現代銀行體系，國家開始擁有主權信用貨幣這種區別于貴金屬貨幣的全新投融資形式，這一時期貿易保護主義在經濟領域已不再是唯一促進國內投資的辦法，反而經由報紙、廣播等日漸發達的大眾傳媒，成為國家內部各方政治勢力時常角力的話題。

高關稅會導致國內物價提升，顯然不利于消費者，但它同時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有利于國內的生產商，因而隨著普通消費者爭取到日益增加的政治權益，是否提高關稅從一個關乎國家整體就業和投資的宏觀話題逐漸變成了一個不同利益群體分蛋糕的操作性問題。由于生產商通常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整體政策常常也更傾向于保護他們的利益，因而維持較高的關稅仍是當時各國的常態。在“二戰”爆發之前，各國的關稅都比世界貿易組織（WTO）建立后形成的自由貿易秩序下的關稅高得多。

全球性自由貿易到底是怎么達成的？

從19世紀中期開始的100年，全球真正持續不間斷地實踐自由貿易的大國只有英國一個。但是“二戰”之后，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本堅持保護主義的其他大國紛紛加入自由貿易體系，并最終形成了如今擁有166個成員國、成員國經濟總量占全球98%的WTO。

世界貿易格局的這種前所未有的轉型并不是自然演化出來的，而是部分戰勝國試圖重塑戰后世界秩序的產物。

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在1948年生效的時候，只有23個成員國，由“二戰”的戰勝國美國牽頭，英、法參與，其他較大的發達工業國都不在其中。當時“冷戰”的大幕剛剛拉開，美國迫切需要團結盟友，而當時盟友最需要的是從戰后的廢墟中快速振作，重建自身經濟。作為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美國從1947年起用4年時間向歐洲提供了總計130億美元（按現在價格折算約合1860億美元）的貸款，并向歐洲出口大量制成品。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各國降低關稅既利于美國出口，也便于美國的歐洲盟友更高效地使用貸款，因而成為雙方共同中意的選擇。

戰敗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在政局各自穩定下來后也在1950年代加入GATT，成為這一秩序的一員。但是隨著戰后重建完成，各方繼續贊成自由貿易的動機已經悄然變化。

德國（指聯邦德國，即俗稱的“西德”）在1951年10月成為GATT成員國之前，在4月和法國、意大利等五國共同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也就是如今歐盟的雛形。所謂“煤鋼共同體”就是在煤和鋼這兩個關鍵戰略資源領域實現共同體內部各國之間的自由貿易。但這不是單純的自由貿易，而是帶有更深的戰略考慮。鑒于歷史上法、德之間多次大戰帶來的災難，法國試圖通過讓德國在這個共同體中與自己平起平坐，一起分享利益，從而在體制上確保歐洲和平的長期持續。

因此，對于以法、德為代表的西歐國家來說，在“自由貿易”這面大旗下，其實包含了兩項不同的內容：歐洲內部的零關稅自由貿易，以及基于GATT和WTO的對全球其他地區的較低關稅的自由貿易——前者的優先級明顯優于后者。隨著歐盟不斷擴容，歐洲內部的自由貿易日益發展深化，但歐盟與其他主要工業國的貿易爭端卻仍時有發生。

這種“用經濟發展換和平”的做法，實際上是戰勝國默許戰敗國發展優勢工業，從而換取戰敗國和平、正向地融入世界新秩序。除了德國，日本走的也是這條路。但是隨著這些國家的工業能力逐步壯大，它們在國際貿易中也變得越來越重要，美國戰后曾長期保持的貿易順差便難以為繼。這種此消彼長使得美元對其他貨幣以及黃金的固定匯率制無法維系，最終迫使美國政府在1971年宣布美元幣價和黃金脫鉤，美元大幅貶值。

但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推高了物價，抵消了美元貶值帶來的對美國出口的利好。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徹底從順差國變成了逆差國，而且逆差持續擴大，即使通過《廣場協定》強力推動美元貶值以拉動出口，也沒有大的起色。不過隨著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元作為結算貨幣的應用場景從原有的西方陣營擴大到全球，這進一步提高了美元的地位。此后，美國改變貿易逆差的思路也從貨幣政策轉向制定新的全球貿易秩序。

在美國的主導下，1995年WTO成立。和之前的GATT相比，WTO的一大改變是把自由貿易的范圍從貨物擴展到服務，從而為美國發達的服務業出口提供更廣闊的市場?？紤]到即使加上服務業，美國的國際貿易仍存在赤字，其他發達國家和美國做生意仍舊有利可圖，它們之間關于自由貿易的共識遂得以在新框架下繼續維持。

大抵同時，全球自由貿易的最后一塊重要版圖——中國——也開始顯露輪廓。

站在美國的角度，讓中國加入WTO，等于是憑空獲得一個14億人的市場。而對中國來說，憑借低廉的生產成本（2001年時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折算成美元僅相當于美國的4%）可以吸引海量的全球投資，不僅能快速成為世界工廠，還能帶動國家經濟升級起飛?！爸袊圃臁睉{借遠比發達國家低廉的成本以及基準線以上的質量很快在歐美市場站穩腳跟，平價的中國商品也在無形中提高了發達國家消費者的購買力，這兩方面合力加固了如今自由貿易秩序的基礎。

很明顯，從GATT到WTO，自由貿易始終都是在美國的首肯和推動之下，其他各方基于各自利益訴求所達成的共識。對于中國和歐洲來說，目前這個共識仍在，但美國內部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強的不同聲音。

美國現在為什么想“退群”？

1980年代，美國開始了“去工業化”。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占比逐漸增高，而勞動密集型產業要么向知識密集型轉型，要么逐步被邊緣化。在這個大趨勢下，制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從1980年的20.5%降低到目前的不足10%。整個過程中美國消費者獲得了更有競爭力的外國商品，美國本土的制造業廠商的收入卻開始下降，它們不得不把許多工作外包到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國家，隨之而來的則是普通工人的收入下降甚至失業。

按照通行的經濟學理論，盡管自由貿易總是有贏家與輸家，只要把贏家的收益扣掉輸家的損失加總計算，就會發現加總之后的結果仍比抬高關稅要更有利。只要從贏家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補貼給輸家，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就是所有人都得益的大圓滿結局。

但是社會運作不是簡單的算術題，這個理論假設至少面臨兩個重要挑戰。首先是贏家為什么要補貼輸家？站在美國社會長期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立場，優勝劣汰，對輸家抱以同情是沒有必要的，這顯然不會導向共贏。另一方面，由于人在心理上對于損失的厭惡要超過對同等金額收益的喜悅，即使贏家從自己的收入中拿出輸家所輸掉的那部分補貼給對方，雙方的感知也是不平衡的，贏家會覺得給多了，輸家則會覺得拿少了。

這種經濟利益和生活感受上的失衡，經過40年的發酵，終于成為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4年兩次當選美國總統的重要推動力。

承載著失意者的不滿，試圖改變現有經濟秩序，這在美國歷史上并不新鮮，但本次特朗普試圖破壞現有秩序的程度之烈、影響范圍之廣，遠超以往。在“二戰”之前美國也多次加征關稅，但那都是在貿易保護主義大背景下，在原本就不低的關稅基礎上，通過國會謀求共識，然后經過一整套立法程序再往上加。而這次的關稅戰，不僅試圖徹底重塑“二戰”以后美國主導建立的整個世界秩序，而且整個關稅策略未經過國會，而是由總統所代表的行政權力單方面制定和執行。

由此可見，和歷史上的關稅戰相比，本次“貿易保護主義”的背后，不僅承載美國內部對現行經濟秩序的質疑，同時也增加了一個新維度，那就是對美國自身政治秩序的質疑。目前還很難判斷這種雙重質疑最后會發展到什么程度，但可以明確的一點是，如果政治和經濟秩序都被推倒重來，對市場造成的沖擊將是任何單一維度政策調整都無法比擬的。

在美國歷史上，上一次類似的嘗試出現在1860年代。當時的總統林肯試圖在國內各州之間實現經濟上的全面自由貿易，同時完成政治上的黑人解放。于是，內戰爆發了。

微信編輯| 星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