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座談會發(fā)言

曾慶榴

今天參加《黃埔軍校史1924—1927》出版座談會，我心情激動，衷心感謝出席會議的領導和朋友。

我簡要報告本書撰寫的一些情況。黃埔軍校是國家級或稱超國家級的文物地標，是廣州的一張名片。我是一位讀歷史的學生，畢業(yè)數(shù)十年來，任教、任職于省黨校和省黨史研究室，一直從事黨史教學與研究。時至今日，年近80。孔夫子曰：“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這本書是退休之年，自覺行有余力，繼續(xù)做自認為應當做而未做完的功課；是屈原所說“年既老而不衰”，繼續(xù)學史、學文之作。

書名：黃埔軍校史（1924-1927）

定價：138.00元

作者：曾慶榴 著

ISBN：978-7-218-17745-8

出版時間：2024.06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我從事黨史工作，自設的方向，是國共合作、國民革命、南方政權(quán)和南北關系。這幾個問題，關涉到辛亥至大革命時期孫中山、國民黨、共產(chǎn)黨在廣東的活動；國共合作的建立和國共關系的演變；工農(nóng)運動的興起、高漲和廣州革命中心的形成；革命形勢逆轉(zhuǎn)與大革命運動的失敗等。長期關注這些問題，遂對那一段歷史，包括黃埔軍校的歷史，形成一定的看法。這是本書寫作的基礎。可以說，這本書是對有關歷史問題做過較長時間的梳理、研究而寫出來的，而不是一時心血來潮之作，更不是為評職稱、為評獎而著手的寫作。

我寫《黃埔軍校史1924—1927》，注意到如下幾點：

一、不孤立地寫“校史”，而以“校史”為中心，書寫歷史大勢，時代風云。黃埔軍校史是區(qū)域性、小時段的歷史。我的意圖，是將風云激蕩的大時代，寫進一校之史中。

二、不寫靜態(tài)的“校史”，而寫動態(tài)的“校史”。變化，是歷史的屬性。司馬遷說“通古今之變”。我的目標，只是通十年之變，尤其要通黃埔軍校五年之變。努力寫出有關人物、事件復雜的變化。如孫廖生前、死后廣州政治生態(tài)之變；戴季陶等人對國共合作從擁護到反對之變；蔣介石從校長到鐵腕軍人之變，又從北伐將領到新軍閥的轉(zhuǎn)變；蔣汪關系從合作者到角斗者之變；北伐“迎汪運動”從和蔣、抑蔣、到反蔣之變；以及國共關系之變，中俄關系之變，等等。所謂通十年之變，是要弄通種種漸變、演變、激變之來由和走向，闡述這各種各樣變動，應原始察終，見聚見散，見盛見衰。

三、運用辯證思維指導研究和寫作。指的是在研究和寫作中，力圖做到宏觀與微觀結(jié)合，既用“望遠鏡”，也用“顯微鏡”；既有大眼光，也要接地氣；既看歷史必然性，也看歷史偶然性；在謀篇布局上，宜粗則粗，宜細則細，該收則收，該放則放；一部書稿要有文、有史、有論，但本書“姓史”，不以文奪史，也不以論代史。另外，“實然”與“應然”這組概念，常用于法學與哲學，對歷史研究與寫作，也有啟迪意義。“實然”是實際狀態(tài)，“應然”是理想狀態(tài)。如果寫不好“實然”，不成為史書；但若無“應然”之筆，對史事的思辯與價值判斷則難于發(fā)揮，故應恰當用好“實然”與“應然”兩副筆墨。《黃埔軍校史》寫作的過程，是不斷學習的過程。語云：活到老，學到老，學無止境，這是實在的感受。

下面，簡要報告晚年寫作的感受。晚年記憶衰退，思維遲鈍，不利于寫作，然而退休之年，無工作壓力，心境平和，有點時間，有點經(jīng)驗，還有點資料的積累，故退休后的寫作也有便利的一面。史學工作者通常在做四道題：一是發(fā)幽現(xiàn)隱，致力于史料的發(fā)掘；二是提要勾玄，注重于史事的梳理、概括和提煉；三是證明證偽，做足考證、考據(jù)的工夫；四是傳信傳疑，即信者傳信，疑者傳疑，不將未查清和有疑問之事當作真事寫，而兼采眾說，將厥疑留待后人判斷。我的感受僅在于，退休之年，無職場壓力，少功利之心，故通過寫作，釋放自己之所學、所思，不但可以做得到，而且有可能將上述幾篇作業(yè)，做得完善一些、更有學術(shù)品味一些。

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得到省委黨史研究室、省委黨校、省市宣傳、統(tǒng)戰(zhàn)、社科、文博各界領導和朋友們大力支持和幫助。特別是廣東人民出版社（嶺南文庫）的領導和編輯，無數(shù)次親臨寒舍，敲定選題與大綱，與作者細心打磨文稿，共同經(jīng)營多年。念茲在茲，歷歷難忘。在此，謹以至誠之心，對領導、師長和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2024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