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作品給后世的歷史寫作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在世界歷史上也看得到類似的例子，比如說狄更斯所描寫的倫敦，巴爾扎克所描寫的巴黎，都是城市歷史、居民、文化和生活的非常豐富的、有趣的、有細節的記錄。

文學作品毫無疑問的是對社會的認識和反映，實際上我們在創作文學作品的時候，在時間的維度上，有若干種選擇：一是寫我們的同時代，就是說作者生活的時代；二是去寫過去的時代，甚至寫未來的時代；三是完全不涉及任何時代，而是表達一種精神世界，特別是詩歌。這里我著重要討論的是寫同時代的文學。

寫同時代文學，無論是小說還是其他文學形式，其實就是在記錄歷史。我們可以找到非常多的這樣的文學作品。以上海為例，便有張愛玲的《金鎖記》《傾城之戀》等，王安憶的《長恨歌》，金宇澄的《繁花》，陳丹燕的“上海三部曲”（這是紀實文學作品，包括《上海的紅顏遺事》《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等。當我在讀這些作品的時候，能夠感覺其中強烈的歷史感，特別是他們筆下所描寫的都市生活、都市文化、普通人的故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甚至每天日常的吃、喝、拉、撒、住這樣的一些細節。

我經常在想，如果我們在50年以后，再來看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上海的日常生活，到底那時的讀者從文學那里得到的東西更多呢，還是從歷史學家的史書得到東西更多？雖然我是一個歷史學者，但是我越來越懷疑我們50年以后，甚至100年以后要了解上個世紀后半葉中國的日常生活、都市文化等等，我們的讀者從文學作品中所得到的肯定比從史學著作那里得到的東西更多。

因為文學家寫當代，實際上也是寫自己的經歷、自己的觀察，當然有他們的主觀立場，但是至少記錄了當時的都市日常生活、文化、社會和普通人，雖然是通過他們的眼睛。而且文學家所寫的都市，實際上也反映了他們對那段歷史的看法，是從他們特定的角度來觀察那段歷史和那個時代的都市。

當然我們也必須要承認，每一個文學家所記錄的歷史是不一樣的，各有其特定的角度，不同的價值觀，等等。我們也必須看到他們的寫作和歷史本身有著相當的差距，這也是正常的，因為歷史的寫作與歷史本身也是有差距的，而且甚至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這就讓我經常在思考，為什么在歷史寫作和歷史研究中，關注當代普通人的生活非常少呢？當然我們可以指出很多客觀的因素，強調寫當代面臨的各種障礙，有各種擔憂，環境的制約，等等。我承認這些客觀因素造成的困難，其實我自己也遇到過這類的限制，但是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史學觀。我們歷史學家秉承了中國歷史寫作的傳統，熱衷于宏大敘事，對大事件、領袖、英雄等等充滿著興趣，而漠視了普通人、日常生活，那些每天都能看得到的，哪怕在我們眼前出現一萬次，我們對它們也是熟視無睹，也不愿意把它們記載下來，這就是我們歷史寫作存在的最大問題。

在記錄當代歷史這方面，我們經常認為它離我們太近，沒有記載的價值。史家在當代歷史的寫作方面，是不稱職的，我們不能給后人提供我們今天生活的記錄，那么在50年以后、100年以后，人們只能去讀文學家的作品。

其實，不僅僅是城市，以后要了解當代農村，也得靠文學家。寫中國農村的文學作品更多，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莫言的《生死疲勞》，余華的《活著》，楊本芬的《秋園》，等等。這些文學作品無疑反映了所描述的時代的方方面面，今后的人們可以通過這些文學作品來了解當代的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但是我們歷史學家拿不出這些東西。

路遙《平凡的世界》描寫了陜西一個村莊農民的命運，從20世紀70年代，至粉碎“四人幫”及改革開放初期，黃土高原上所發生的故事。本書被稱為“史詩”，是當之無愧的。這部小說就是那個時代普通人生活的真實記載，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生活可以故事化，但歷史不能編造，不能有半點似是而非的東西。只有徹底弄清了社會歷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藝術中準確描繪這些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精神形態。”

為了找到歷史感和歷史根據，路遙還去查閱當時的報紙，逐日逐月逐年地查，了解發生的重大事件，和當時人們生活的知識。《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省報、地區報、《參考消息》的全部合訂本，并隨手在筆記本上記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認為有用的東西。由于工作量太大，以至于他感覺“幾乎成了一種奴隸般的機械性勞動”，苦不堪言（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他在后來的寫作中，其實作為讀者，我也能感覺到，這種尊重歷史的文學寫作是非常有力量的。

因此，在記載民眾的生活史上，我覺得文學家比歷史學家做得更好。歷史學家把眼光只放到大人物和重要事件上，對人民的生活視而不見。這本小說所反映的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為了生存的掙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政治對農民的影響，等等，記錄了非常真實的歷史。

從為民眾寫史的角度看，杰出的文學家比歷史學家所撰寫的著作更生動、更接地氣。從某種程度來說，甚至更接近歷史的本身。我有個預感，百年以后，我們的后人想了解20世紀中國人的生活，恐怕主要不是從歷史著作，而是閱讀這些發人深省的著名小說了。

我們在討論歷史真實性問題的時候，其實每一個人、每一個學者、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因此，什么是真實性，是因人而異的。也就是說，這個學者認為某個記錄或寫作是真實的，但是換另外一個人，卻并不這樣看。但同時我也認為，在歷史寫作中，需要追求歷史的真實性。我還是同意蘭克所主張的，一定要從歷史的記載，從歷史的資料，去發現歷史的真實性，這應該是每一個歷史學家的追求。

但是，我對所謂的絕對的真實性是表示懷疑的，因為我們受到各種條件的制約。非常可能的是，我們自認為那是真實的，但實際上可能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誤解，甚至離真實性相差還非常遠。但我也堅信，隨著歷史學者研究的深入、歷史學家的努力，我們的歷史研究會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不過，我們離歷史的真實到底有多遠，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因為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哪怕有再豐富的資料，也只是過去歷史本身的極小的一部分。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歷史寫作也是一種文學表達。海登·懷特在他的《元史學》中指出，在歷史寫作的深層結構上，和文學寫作一樣。他分析了關于19世紀歐洲歷史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包括米什萊（著有《拉丁和條頓民族史》等）、蘭克（著有《宗教改革時期的德意志史》等）、托克維爾（著有《舊制度與大革命》等）、布克哈特（著有《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等），從這四個歷史學家的歷史作品的深層結構看，可以分別劃分為浪漫劇、喜劇、悲劇和諷刺劇。懷特認為，各種不同的歷史著作實際上最終都可以歸于這四種形式。而且歷史寫作的表達也像文學一樣，也有隱喻、提喻、轉喻、諷喻等等。實際上，歷史和文學所采用的語言、表達方法、書寫形式等，都是非常類似的。

我自己的歷史研究中，反復閱讀了從晚清一直到民國時期關于四川特別是成都的大量文學作品，包括李劼人的《暴風雨前》《大波》，巴金的《家》《春》《秋》，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里》等。

不同的文學作品對歷史的記錄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我更看重李劼人寫的小說，他的作品大多數都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在1949年以后，他對自己的小說進行了反復的修改。為什么他要反復修改自己的作品呢？正如他在《大波》前言中自嘲說，他的作品被批評缺乏革命的浪漫主義，像一本歷史的記事本末。

李劼人的著作沒有更多用文學的想象和創造，而是相當紀實的風格，這對我使用他的小說來證史非常重要。他很少修飾，所描寫的事件、人物、茶館、街道、廟宇、地名、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有歷史依據的，幾乎可以視為歷史資料來使用。沙汀也說他的《在其香居茶館里》，就是他在茶館看到的場景的一個直觀描述，基本上沒有做什么創作，無非結尾加了一點自己的東西，整個故事就是一個真實的記錄。

我還大量使用竹枝詞。竹枝詞作為詩歌的一種形式，實際真實地、直觀地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我在寫《茶館》的時候，發現關于19世紀的成都茶館幾乎沒有記載，而僅有的資料，竟然是幾首竹枝詞中的描述。竹枝詞這樣的文學作品，提供了非常真實的過去普通人生活的歷史記錄。

因此，當代文學作品給后世的歷史寫作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在世界歷史上也看得到類似的例子，比如說狄更斯所描寫的倫敦，巴爾扎克所描寫的巴黎，都是城市歷史、居民、文化和生活的非常豐富的、有趣的、有細節的記錄。

都市文學是記錄都市歷史的一個重要資源，我們一定不要輕視它。上世紀80年代以后，在西方興起的新文化史，便特別重視對文學資料的使用。在過去，無論是在西方還是中國，歷史的記載都忽視日常生活和普通民眾，那么使用文學作品就變得更為重要，它們提供了過去我們在歷史資料中所很難見到的東西。在二十四史中，哪里去尋找普通人的生活、他們的故事以及對他們的描述呢？可以說是幾乎沒有，那么我們現在要重構他們的生活，經常只有在文學作品中去尋找。

現在不少讀者質疑史景遷在《王氏之死》中，使用了大量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的描述。當然，這個質疑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需要知道，史景遷在這本書中寫的是清初山東偏遠鄉村的普通農民，而且是在1970年代出版的，當時微觀史在意大利和法國才剛剛起步，中國的歷史學家還把注意力放在農民戰爭、革命、精英等重大課題上。而在那個時候，史景遷便把他的研究興趣放到了那些默默無聞的普通人，放到了落后的鄉村。在資料缺乏的情況下，史景遷另辟蹊徑，從他聚焦的山東郯城，稍微偏離一點，即蒲松齡生活在離郯城不遠的淄川，他關于鬼怪故事的社會背景，無疑反映了當時的人們生活的環境、經濟和文化。也就是說，史景遷在沒有歷史資料的情況下，卻能夠從文學的描述中，對地方鄉土和生活描繪出一個大概的輪廓。

其實，使用文學資料來研究歷史也不是新文化史的專利。近代中國的史學家像胡適、陳寅恪也以文學資料證史，如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陳寅恪晚年重要的著作《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等，都是以文學作品證史的范例，雖然考據法和新文化史的人文的、文學的寫作，還是存在著非常大的差距。

通過梳理歷史和文學的歷史真實性問題，最后我想指出以下幾點：首先，歷史學家不應該放棄文學性的歷史寫作，如果歷史寫作變得越來越社會科學化，越來越遠離文學，便會逐漸失去廣大的讀者。其次，歷史研究和寫作，需要把焦點轉移到普通人、日常生活、日常文化，這樣，歷史寫作是可以在文學上有所作為的，其實就是回歸到文史不分家的傳統。再次，文學是可以用作歷史資料的，以文學證史不僅僅是新文化史的路徑，也是近代中國史學傳統的一部分。

我們歷史學家不應該輕視文學中對歷史的記載。過去我們的歷史研究忌諱引用文學作品，就在于我們不認為文學是對歷史的記載，歷史學家認為只有我們才是記錄歷史的，才能夠尋找歷史的真實。這實際上是歷史學家過分強調自己的作用，其實，文學對歷史記載的貢獻同樣重要。文學寫作也可以是歷史性的，歷史寫作也要有文學性。歷史學家向文學家可以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我們歷史學家一定要把我們的眼光向下，要寫普通人，寫日常生活。英雄、帝王、政治人物、知識精英固然創造了歷史，但是歷史同時也是普通人所創造的。一定不要讓我們的歷史成為一個不平衡的歷史，要寫英雄，要寫政治人物，要寫大事件，同時也要寫普通人和日常生活，也就是說歷史研究應該有一個史學觀的轉變，就是從國家敘事到民眾敘事的轉變。我想指出的是，并不是說不要國家敘事，國家的大敘事、國家的命運，這些都是我們史家應該大書特書的，但是也必須充分重視民眾和日常，這才是全面的、平衡的歷史，才是盡量真實的、公正的歷史。

作者簡介

王笛，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曾任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教授。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博士。主要關注中國社會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觀史的研究。學術代表作有《跨出封閉的世界》、《街頭文化》（中英文）、《茶館》（兩卷本，中英文）、《袍哥》（中英文）、《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計量、敘事到文本解讀》，著有非虛構歷史讀物《消失的古城》《那間街角的茶鋪》。曾兩次榮獲美國城市歷史學會（UHA）最佳著作獎，并獲首屆“呂梁文學獎”、單向街圖書獎、中國會黨史研究會最佳著作獎等圖書獎。

本文轉自“書齋里外”公眾號，原載人民文學出版社《歷史的微聲》（王笛著 2022年10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