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洛克菲勒回憶錄》（中信出版社二○○四年版）。在這部著作中，老洛克菲勒五個孫子中最小的一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前紐約著名市長拉瓜第亞的秘書、二戰北非戰場上美國陸軍上尉、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戴維·洛克菲勒，講述了他那個非同一般的家族、他本人以及他所處時代的故事。戴維被其祖父認為是與之最相像的一個。但正是他違背了祖父設定的規矩，成為洛克菲勒家族第一個撰寫回憶錄的人。

此書洋洋近五十萬言，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如何評價他那爭議甚大的“強盜貴族”祖父老約翰·洛克菲勒（戴維的父親叫小約翰·洛克菲勒）；他在芝加哥大學研讀經濟學博士課程時受哪位教授的影響最大；他究竟如何開始那使他最終成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銀行家之路的；冷戰期間他在訪華時和周恩來總理談了些什么；以及他對經商、財富、政治及人生的看法。

對于被后人稱之為“他那個時代最大的罪犯”的老洛克菲勒，盡管著墨不多，戴維非但不將其視為“強盜貴族”，而且在兼顧了普遍歷史評價后正面地進行了評價。他把那廣為流傳的故事，即標準石油公司騙取鰥夫寡婦遺產、不擇手段消滅競爭對手的劣跡，一概斥之為“無中生有”，并指出“他們的罪行”不過是那個年代的正常商業行為，因為“如今規范商業競爭行為的法律當年幾乎都不存在”。從戴維的嘴里我還聽到，老洛克菲勒相信他所創辦的標準石油公司造福了社會，并且拒絕把個人主義等同于自私自利，而是把個人主義定義為“實現某種價值并將該價值回報給撫育自己成長的社會的自由”。

由于常年生活在經濟學圈子里，我對戴維獲得經濟學博士的過程、特別是他對任課教師的評價頗感興趣。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可謂群英薈萃，組成戴維博士論文委員會的陣容更是豪華，有奈特、瓦伊納和蘭格。在求學期間，他還在哈佛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上過課，熊彼特和羅賓斯曾經是他最喜歡的老師。從思想傾向上看，他并不贊同蘭格支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見解，但仍舊認為蘭格“瀟灑地闡述了自己的論點”。他對曾做過其導師的哈耶克的評價彼為有趣：雖然他具備聰穎才智，卻缺乏熊彼特的活力和魅力，講課枯燥乏味，非常死板教條，其著作冗長晦澀，幾乎無法讀懂，至少在讀的時候很難不打瞌睡。

二戰結束后，戴維接受其舅舅的建議進入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大通銀行。開始時他月薪三百美元，在有二三十張桌子的大辦公室上班，連續十幾年每天乘地鐵上班，并學會了非常熟練地將報紙疊成長條，一手拉著吊環一邊閱讀報紙，同時用兩條腿夾住公文包。他從“零”開始，參軍三年便從二等兵升成上尉，十二年之后便當上了銀行的副董事長。“零”之所以被打上引號，在于老洛克菲勒曾經是這家銀行的前身——權益信托公司——的最大的股東（擁有10％的股份），戴維的父親是并購后的大通銀行的最大股東（4％），建議他進入大通的舅舅溫斯洛普是這家銀行的總裁，一言以蔽之，這是洛克菲勒的“家族銀行”。

在一九七三年會見中，周恩來對洛克菲勒家族了解之多著實讓戴維吃了一驚。兩個人的談話很快就轉入正題：國際經濟和貨幣形勢。他們討論的中心問題美元匯率，以及隨美元大幅度貶值而來的美國通貨膨脹。甚至一次大戰后德國是空的通貨膨脹和二次大戰后中國貨幣經歷的災難性貶值，也成為他們談話的一部分。周恩來當時最為關心的還是美國經濟問題可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于是這位大通曼哈頓的首席執行官在深夜為周恩來解釋了國際貨幣體系，從布雷頓森林協定、馬歇爾計劃、貿易合作到歐洲貨幣合作。據戴維說，周恩來聽得十分認真，并談到“尼克松和基辛格對經濟學似乎都不十分感興趣，也不是很懂”。

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的五位男性中出了兩位州長，一位是做過三任紐約州州長后還當了副總統的、被戴維稱之為天生的政治家內爾森，還有一位是做過阿肯色州州長的溫斯羅普。而戴維本人也有多次進入政界的機會。尼克松曾兩次請他擔任財政部長，卡特還請他出任美聯儲主席，但他都拒絕了。不愿承擔政治生涯帶來的更加沉重的義務，避免成為不受歡迎政策的替罪羊，執著于大通銀行和洛克菲勒集團公司的建設，是他給出的三個理由。在戴維看來，單獨依靠政府或市場來驅除所有痼疾都是不切實際的。政府應當制訂規則，剩下的工作應當留給私營部門。當深思熟慮的政治家和甘愿冒風險的資本家密切合作時，造福的是社會。

戴維的成功有許多原因，但最重要的還是和他那顯赫的姓氏相關。在執掌大通銀行時期他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坐鎮花旗銀行的堂兄，后者是老洛克菲勒之兄弟的孫子。對于家族為其帶來的優勢他毫不隱諱。這位金融家寫道：“回顧一生，我發現了與地位顯赫的人建立關系的價值——那是實現實實在在目標的一種途徑。??我意識到我實在是非常幸運。多虧了祖父和父親，我繼承了大量的財富，使我能夠在追求自己人生目標時無須擔心從哪里獲得經濟來源。”正因為有如此背景，戴維才能以一種寧靜恬淡的心態來撰寫回憶錄。在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時代，在資本占統治地位的美國，戴維和“戴維們”才是真正的主人。

閱讀此書時我有不少疑問，在此只提一件和中國有關的事情。為了打開中國市場，戴維煞費苦心。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后不久，他就找到基辛格，征求獲準進入中國的最佳方式。這位尼克松的高參除了讓他有耐心外，還建議他去聯系中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黃華。于是戴維就派大通的一位副總裁到中國代表團下榻的飯店等候，當代表團抵達時他主動走上前去，解釋了來意后，就把一只裝有五萬美元現金的公文箱交給了中方人員，同時彬彬有禮地謝絕收取收據。由于這位副總裁的姿態給黃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中國使團便在大通銀行開了一個賬戶。憑直覺我以為這段敘述不夠真實，至少故事不夠完整，有些東西沒有交代清楚。

據說，大凡回憶錄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一些與生俱來的通病，比如以必要的解釋或補充說明面貌出現的辯護，夸張地描述作者的豐功偉績和高尚情操，有選擇地展示那些情有可原的缺點或美麗的錯誤，以中立的口吻把帶有偏見的價值觀移植于字里行間，并盡量寬厚地和不露聲色地貶損一下敵手。這些診斷完全可以應用于《洛克菲勒回憶錄》的閱讀過程。至于戴維是否成功地逃離了窠臼，最終還取決于讀者自己的判斷。

二○○五年十二月

（原刊于《讀書》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