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是好的情人，但卻是糟糕的丈夫。

　　革命對青年人來說有極強的吸引力。

　　你環顧四周，看到這么多問題，無法逐一改變。你覺得你可以一舉解決所有問題。

　　年輕時并不真正了解這些問題的根源，所以你覺得似乎可以一夜之間改變一切。

　　在狂喜中，你不會仔細思考列寧、布爾什維克掌權的方法，或者斯大林、波爾布特等人的手段。

　　你會說革命需要一些犧牲，特別是那些不服從的人。

　　就像電影里的愛情故事一樣，你關注的是通往婚禮的“浪漫”，而不是成功結婚后發生的事情。

　　左翼似乎總是在與人作斗爭，與掌權者、控制宗教的人、富人作斗爭，而這些在年輕時尤其有吸引力。

　　很多人都會經歷這個階段，他們覺得這就是解決現在問題的終極方法。

　　年輕時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曾把切·格瓦拉的頭像設置為電腦壁紙，讀馬列的著作。

　　然后到了某個時候，你不再與“人”作對，因為你自己就是“人”，當你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你會發現左、扣帽子、肅清、階級、斗爭等等這些手段，大部分最終都會指向個人的權力欲。

　　進而還會出現比獨裁主義更可怕的魔鬼——無政府主義（安其那主義）。

　　一旦你理解了無腦狂熱、盲目無序、不斷斗爭清洗的危險，披上黃色戰袍，迎接現實的拷打，你對革命的熱愛就會逐漸消散。

　　也許年輕的左翼以及極左支持者高估了自己的知識，在隱喻性的“愚蠢山”頂上高喊信念。

　　前幾天寫的文章，很多人看的有點懵。

　　其實左和右是相對的，具體到某地的左，可能換個地方就是右了，只能說自有國情在此。

　　某地左派的現狀是擁護國有企業，計劃經濟，政府干預，但不支持勞工權益保護，獨立工會，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建設；

　　右派熱衷于民族主義，但是又不支持自由化改革，

　　某地左翼思想在年輕人當中就更有意思了，左派成了一種形式，一場cosplay，

　　他們膜拜馬恩列斯毛幾位導師，買幾本毛選語錄回家吃灰，罵罵國外資本，配上古巴革命家一句“我們曾經來過”，一個未經考驗的左派就出現了。

　　20世紀20年代，包括未來的作家喬治·奧威爾和奧爾德斯·赫胥黎在內的一批英國知識分子對左翼理想十分熱衷，他們將其視為解決當時社會不平等問題的一種方法。

　　西班牙內戰期間，奧威爾甚至加入了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共和軍。

　　他對左翼的向往和嚴酷現實的親身經歷影響了他后來的創作，尤其是《動物農場》和《1984》。

　　曾經自稱“紅色約瑟夫”的約瑟夫羅特，去了一趟蘇聯后直接從左翼變成了保皇黨。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曾訪問蘇聯，他本來對蘇聯印象還挺好，直到他晚上在旅館收到了一封令他毛骨悚然的信。

這位陌生人寫信告訴我：“請您別相信人家告訴你的一切。您別忘記，盡管他們給您看了不少，但是還有許多他們沒有給您看。請您記住，跟您說話的人，大多沒有說出他們想跟您說的話，而只說了他們可以說的那些話。我們大家都受到監視，而您自己也是如此。您的譯員每句話都向上匯報，您的電話遭到竊聽，您走的每步路都受到檢查。”他給我舉了一系列例子和細節，我無法一一審核，但是我根據他的指示把這封信燒掉了，——“您別僅僅只把這信撕掉就完了，因為他們會從您的字紙簍里把每張碎片都取出來拼好還原。”——并且第一次開始把一切都仔細考慮一下。 ——茨威格《昨日世界》

　　著名的左派作家薩特就曾因為布拉格之春大受震撼，從此與蘇聯決裂。

8月21日，我們正在羅馬，聽到蘇聯的坦克開進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時，我們還在羅馬。薩特當即接受了意共報紙《晚報》的采訪。他把蘇聯人稱作“戰犯”，我們與蘇聯的關系就此徹底破裂。——波伏瓦《清算已畢·波伏瓦自傳》

　　之所以如此，其實原因很簡單，左派關注的是階級，而不是個人。

　　許多人認為，資本主義也有各種各樣的缺陷與黑暗，這并沒有說錯。

　　但是，表明“我們存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一回事，建議轉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治理體系則是另一回事，這個體系僅僅奪去的生命比人類歷史上任何其他意識形態或事件都要多。

　　請注意，這“僅僅”涵蓋了因處決、人為饑餓、饑荒、戰爭、驅逐和強迫勞動而造成的死亡。甚至沒有計算數百萬其他難以忍受的生命。

　　年輕人天生就具有叛逆性，他們會反抗文化，這是好事。

　　這是任何理性人成長一部分，也是幫助社會審視和更新自身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這種本能可能會被誤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