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陳宇龍 記者 王聰聰

5月的浙江溫州山福鎮日頭正盛，一名村黨支部書記站在楊梅樹上。“過兩天楊梅就像乒乓球一樣大了，很甜的哦。”短視頻里，他對著樹下穿白色短袖襯衫的女士說，周身的枝頭綴滿青里透紅的梅果。

視頻里的女士轉過身來，講起溫州種楊梅的歷史。這個穿旗袍拍楊梅“大片”的年輕人，叫金智婉，去年11月成為溫州市第二批農村職業經理人之一。專家學者、村干部和他們彼此之間更常稱呼的名字是：鄉村CEO。“聽起來‘高大上’，有一種現代感。”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李小云笑言。

為鄉村選聘職業經理人在早期是一種地方探索，2019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發布新職業“農業經理人”，今年5月擬新增“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職業。這意味著鄉村CEO正在取得正式、更加貼切的職業身份。廣州市鄉村振興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鄉村運營中心負責人柯世明談及這個擬新增職業時說：“我們小圈子都‘炸’了。”

令人振奮的消息背后，是一條希望和困難并存的職業道路。柯世明在2024年擔任廣州市增城區正果鎮蒙花布村運營CEO后感受到，“怎么平衡村集體、政府和企業這3種角色，怎么整合各方的力量統一發力，是需要費大量心力的”。很多進入鄉村的年輕人，都在這種困惑中獲得成長。誰來興村

“主體缺失、活力不足。”面對“誰來興村”的問題，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武晉提到兩個詞，它們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核心問題之一。

武晉回憶，10年前，李小云想“進到一個實實在在的村莊，從實踐的層面看看中國鄉村建設的問題在哪兒”。“他發現挖掘鄉村的價值，把鄉村的資產盤活，除了農業技術領域人才，還需要大量的經營性人才。”

2018年，李小云團隊在云南河邊村組建了“雨林瑤家合作社”。李小云和村民們說，城里的公司老板都很精明，但也都需要很多職業經理人幫忙管理公司業務，這些公司里有首席執行官（CEO）、首席財務官（CFO）、首席技術官（CTO）。合作社也可以設立這些崗位，招村里的年輕人，“就像城里的職業經理人那樣，管理合作社的各種日常業務”。CEO這個發源于國外企業界的概念，開始在中國的鄉土里生長出新的意涵。

李小云在《貧困的終結》一書里提到，年輕人回村不能都種地，“要讓鄉村產生現代的價值”。他說，青年人是趨現代性的群體，要“讓村里合作社的辦公室和城市的創投空間一樣”。很快，2019年春節剛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縣楓樹嶺鎮下姜村發出招聘公告：由村民入股當股東的千島湖下姜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以年薪18萬元面向社會公開招聘一名鄉村振興職業經理人，且績效上不封頂，新聞轟動一時。

當時，下姜村的農文旅得到“井噴式”增長，一名擔任面試考官的大學教授評價，鄉村旅游確實發展到了“需要有懂市場、懂經營、懂文化和旅游融合的職業經理人進入的階段”。多名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的專家和鄉村CEO都持一種類似觀點：對經營性人才的渴求，是鄉村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

“2019年前后，當時很多鄉村建設、環境提升得不錯，產業基礎也有了，但是缺乏一種對建設之后如何運營的思考。”柯世明回憶，那時不少鄉村正面臨這樣的轉型，“美麗鄉村怎么做美麗經濟轉化？怎么帶動村集體經濟發展，帶動村民增收？誰去做這個事，是村委會還是政府？大家都存在困惑”。當年9月，農業農村部等部門印發《關于開展農民合作社規范提升行動的若干意見》，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合作社聘請職業經理人。

武晉在鄉村調研時發現，很多村都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出現鄉村CEO的雛形，比如，一些能干的村委會主任會自發在合作社聘請年輕人來做運營工作，有本村人也有外村人。這些年，在學術研究和政策加持下，鄉村CEO得到人數上的擴張，也在被逐漸職業化。

“鄉村CEO”正在摘掉引號

“鄉村CEO”是帶引號的，金智婉一直這么覺得。

5月10日，她坐在浙江千名鄉村CEO培養計劃的課堂上，面前的浙江農林大學鄉村共富學院副院長季宗富分享兩天前公示的“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職業信息。她的第一反應是：“我覺得被國家重視起來了，會有更多的人認可我們。”

金智婉和一些同事都經歷過在和政府部門對接資源時，“很多人聽都沒聽說過（鄉村CEO）”，就“碰了一鼻子灰”，有時需要縣區一級的領導出面溝通。她做短視頻時，也有網友誤以為她是村干部。職業身份被認可，意味著尊重，也是她獲得信任去做事的前提。

應聘時，金智婉沒想過困難，她做了多年教培校長，業余時間喜歡拍視頻記錄鄉土故事。一個霜凍的日子，她請田里割菜的大爺幫忙出鏡，離開時，大爺堅持要送菜給她。閑聊得知，村里很多老人沒事干就種地，種出來吃不掉、賣不出去，“全爛在田里”。喪偶，孩子在城市工作、很少回家，不少老人的時間都交給土地，這些村莊凋零的現實讓金智婉想做點事，“讓更多人來到村子里玩，熱鬧熱鬧”。她記得，前輩劉松為鄉村CEO起過一個更加詩意的名字，“鄉村造夢師”。

金智婉覺得，“鄉村CEO”的引號“目前只摘掉了一半”，需要擴大宣傳，同時需要他們堅持做事，“大家終歸能夠知道我們是做什么的”。

劉松的選擇和金智婉有些共性，2020年9月，他在34歲的年紀離開上市公司的農業板塊，成為杭州市余杭區永安村的農村職業經理人。他高分被錄用，但彼時看不清未來的村莊僅期待他“把村里的米賣出去”。他沒想到，通過鄉村經營，永安村丟掉了“經濟薄弱村”的標簽，2023年，永安村強村公司的年營業額超過2000萬元，村集體經營性收入達557萬元。“賣米”之外有了更多玩法，比如，70余家企業“認養”了永安村稻田，個人或家庭還可以在共享菜園付費耕種或托管給村里，坐等收菜。“鄉村造夢師”則是“組團式發展”理念的實踐：以永安村牽頭成立八村共富總公司，各村均招募“鄉村造夢師”負責鄉村運營。

由農業農村部主導的“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新職業申報中，劉松全過程參與，還被當成一個“解剖對象”，梳理自己每天的工作并“將這些動作標準化”。“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做了統計，估計全國應該有10萬這樣的人（鄉村CEO）了。”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職業能力建設司相關負責人曾公開提到新職業的幾個要點，除“國家職業分類大典中未收錄”外，還有“已有一定規模從業人員”“具有相對獨立成熟的專業和技能要求的職業”。經公示征求意見、修改完善后，這些職業最終將被納入國家職業分類大典。

此前，2019年新發布職業“農業經理人”被認為和鄉村CEO有一定對應關系。李小云向記者解釋，“農業經理人”與“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是一個方向上的職業，前者的設立是為支持農業產業化。隨著鄉村振興的快速推進，鄉村功能多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今天的鄉村產業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以農業為主體，產業經營更需要與市場對接、前瞻性的運營規劃。同時，把鄉村集體的閑置資產盤活，建立起新的產業，也是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任務。“這些工作一部分是原來的農業經理人可以承擔的，但需要更能適應鄉村這些變化的新型經理人。”

新職業消息帶動的熱情正在蔓延，5月底，一名廣東的社區黨委書記在龍舟賽場外拍視頻喊話，請大學生畢業回來“當（鄉村）CEO”。東莞市農業農村局還發布消息稱，該市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穩中有進，將開展專題調研“深入了解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發展的難點堵點，推動出臺相應支持政策”。

需要看到的是，新職業“轉正”之后，還要完成對職業標準、行業規范的探索。

把有共同使命的人識別出來、聚到一起

在蒙花布村，廣東陽江人柯世明是外來者，和許多鄉村CEO一樣，他也面臨建立信任的難題。

李小云曾指出，鄉村CEO們面對的是兩個社會：一個是現代的市場社會，一個是復雜的鄉村社會。“我們的學校里缺乏針對這樣的目標人才進行培養的機制。”鄉村CEO在村里工作往往會遇到更多困難和失落，也因此并非上任后能立即發揮作用。

柯世明打消村民疑慮的方式是反復解釋：“我來這兒不是為了掙他們或政府的錢，而是一起掙市場的錢。”他認為，在鄉村里工作，重要的是“你代表誰”。

“鄉村CEO不單純是一個市場維度的CEO理念加上鄉村，中國的鄉村問題非常復雜。”武晉向記者指出，鄉村CEO的工作范疇“有很多公共性的東西”，要認識到鄉村的價值，也要知道城鄉的差異，具有公共意識比他是外來者還是本地人更重要。

劉松認為，早期聘任鄉村CEO時，政府、村干部對這個職業缺乏全面的認識，“可能就認為你是過來賣產品的或是寫材料的”，而同時，加入新人，要如何與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分工，“大家都不清楚”。而新公示的“農村集體經濟經理人”定義，他認為非常精準：為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委托，從事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經營性財產運營等經濟活動經營管理的人員。他認為，“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委托”不僅可以指代集體經濟聘任的鄉村CEO，還囊括和農村集體經濟有合作關系的人士。

圍繞鄉村CEO的各類培訓亦是如此，通常覆蓋“原鄉人、歸鄉人、新鄉人、旅鄉人等多元主體”——日前舉辦的廣州市“百千萬工程”鄉村CEO學堂第四期上，承辦方廣州市技師學院副院長陳實這樣總結。學員中有對村子情況很了解的村干部，還有本身帶著產業來與鄉村合作的“鄉創客”，而各村聘任的農村職業經理人們的特征是年輕、接受過專業培養，“他們的風格差異比較大”。

陳實談到，培訓正是要把有共同任務、共同使命的人識別出來并聚到一起，發現和補足他們身上缺乏的能力或業務板塊。“圍繞鄉村產業規劃運營、市場營銷創新、財務規范管理、團隊建設與協作等核心領域，系統性提升鄉村振興人才的綜合素養與實踐能力。”培訓中每晚都會組織“能量交換集市”活動，學員分享各自手上的資源，組成團隊打造商業計劃書。等這些人回到鄉村，還有一場持久的“配合戰”要打。

武晉認為，鄉村CEO培訓的價值在于彌補不同主體的能力差距：外來者需要學會融入鄉村的社會網絡，本土人才需要現代化的技能。而用劉松的話來概括，鄉村CEO應該具備的能力至少有：對村莊資產資源的調研能力、規劃和策劃能力、招商引資能力、運營管理和服務能力，以及團隊組建和培育的能力。

陳實說，這期培訓結束后，鄉村CEO學堂還成立了廣州市鄉村CEO驛站，這是一個長效服務平臺。她發現，培訓群里交換信息、拉動資源的消息一直沒有斷過。鄉村CEO驛站未來深度融合技工院校產教融合的專業資源優勢，她認為還能發揮更多作用。

培育面向未來的鄉村CEO

在鄉村，更多類比城市的現代化痕跡已經出現。

就像市面上早已成熟的互聯網求職平臺那樣，在浙江鄉村創業的00后李興旺創建了一個“鄉村合伙人”平臺，提供全國鄉村的創業、就業資訊，“解決信息差的問題”。他還發現新的市場需求：隨著鄉村發展，鄉村閑置空間資產的“房產中介”、幫助地方政府匹配鄉村運營人才或幫助鄉村運營人才尋找高薪崗位的“獵頭”也都成了新生意。“我們做鄉村的事業，其實和城市的經營邏輯是相同的，只不過我們的背景稍微換了一下。”

現代化人才隊伍擴增，意味著現有的鄉村運營體系在做更成熟的探索，而鄉村CEO的理念滲透到這個體系的各個層面上，比聘任農村職業經理人的嘗試更豐富。

廣東工業大學環境科學專業學生張博愛畢業后圍繞家鄉特產廉江紅橙創業。這個00后男生受益于“鄉村運營青年CEO培育·蜜蜂計劃”培訓，認為自己創業仍帶著鄉村CEO的思維：“以前我確實也為農戶創造價值，但更多屬于一種經營經商的思維，系統學習之后，我考慮的是鄉村有很多未盤活的資產，怎樣讓村民變股民，讓資產能夠充分轉化出價值，體現到農民的增收。”

“鄉村運營青年CEO培育·蜜蜂計劃”由團廣州市委聯合多方在2022年發起，廣州鄉村振興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和下屬的廣州鄉村人才學院參與承辦。擔任廣州鄉村人才學院秘書長的柯世明覺得，這是一個實現“培育面向未來的鄉村CEO”愿景的好機會。和大多數培訓不同的是，蜜蜂計劃的學員70%是在校大學生。目前舉辦的3期里，有39人畢業后繼續投身“三農”領域就業創業或深造。柯世明說，今年的第四期擴大范圍，由培訓轉向創業孵化方向，人選上偏向在村青年。

中國農業大學和某互聯網平臺制訂了首份鄉村CEO系統化培養方案，共同參與組織了多個鄉村CEO相關培訓。武晉覺得，努力推廣鄉村CEO概念，更大的目標是欠發達地區，以追求一種發展的公平性。浙江、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自己就能往前走”，而它們的模式又是欠發達地區難以模仿的。武晉說，一些鄉村自身沒有能力解決發展的問題，已有案例和學術研究能夠提供一種解法思路，一個可行路徑是：讓地方政府知道鄉村經營性人才的重要性，或許可以出臺相關政策為村莊聘請鄉村CEO提供基礎保障。

“地方政府干部年輕化以后，他們其實都有想發展的意愿。”劉松樂于向各地分享經驗，他的家鄉蕪湖市家發鎮成為安徽省首個向社會公開招聘鄉村CEO的鄉鎮。劉松說，他向家鄉政府講清楚理念，通過案例證明鄉村運營“確確實實是未來的一條路”，再去分享方法論。“最大的價值是讓他們看到信心和希望，大家總覺得好像鄉村發展的這扇門怎么推也推不開，（鄉村運營）讓大家看到了鄉村未來的一束光。”在劉松眼里，家鄉如今的變化遠超自己的預期。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