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軍事理論界，李德·哈特是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他與另一位學富五車、成果斐然的英國軍事理論家——富勒是亦師亦友的關系，兩人共同被譽為“19世紀西方軍事理論界的雙子星”。因應其晚年集大成的戰略論專著《戰略論：間接路線》，“間接戰略”成為李德·哈特最顯赫的一張名片，而他在軍事理論領域的建樹遠不止于此。他寫的煌煌戰史《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直到如今仍是人們研究戰史的必讀參考書。他提出的“大戰略”概念得到后世廣泛認可，為當代西方戰略學界思考國家戰略問題提供了基本的思維范式。可以說，李德·哈特是現代軍事理論界一座聳立的高峰，他不僅總結、概括并超越了他之前的時代，而且暗示、啟發、照耀了他之后的時代。

人們對是軍事思想家、理論家的印象很容易陷入標簽化思維，正如人們通常將“制海權理論”與馬漢、“制空權理論”與杜黑、“裝甲戰”與富勒建立直接的映射關系一樣。若講李德·哈特，軍事理論與戰略學界許多人會把他同“間接戰略”聯系在一起。這是因為李德·哈特是間接戰略的首創者與堅定捍衛者，他的戰略論專著定名為《戰略論：間接路線》，足見其對“間接戰略”的極高推崇。按照李德·哈特的著作，“間接路線”的精髓在于，“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一個新觀念的直接攻擊，結果必然會挑起頑強的抵抗，使局面反而難于改善。若是使用出人意外的滲透手段，用側擊的方式，則其收效反而會更容易和更迅速”。如此晦澀的闡述若用中國兵學思想理解則非常簡單，即《孫子兵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如果說“直接路線”是正兵，那么“間接路線”就是以奇制勝的奇兵。可見，李德·哈特的“間接路線”思想與中國《孫子兵法》有諸多相通之處。他還指出，“在未克服敵人抵抗之前，應首先減弱他的抵抗，而最有效的手段即為把他引出其本身的防線之外”。關于這個道理，熟悉中國古代戰爭史的人們并不難理解，中國古代有太多這樣的戰例了。

事實上，李德·哈特本人不僅研讀過《孫子兵法》，而且對《孫子兵法》極為推崇。他在《戰略論：間接路線》一書序言部分鄭重地引用了《孫子兵法》的13句名言，足見《孫子兵法》在李德·哈特心中的重要地位，也可見《孫子兵法》與李德·哈特戰略思想的相通之處。其中與李德·哈特“間接路線”思想密切相關的句子有：“兵者，詭道也……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兵之勝，避實而擊虛。”從某種程度講，這些名言皆可作為李德·哈特“間接路線”思想的中國式表達。相比而言，李德·哈特對近代西方世界公認的偉大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過于重視“會戰”的思想則非常反感——在李德·哈特看來，追求“會戰”是一種直接戰略。他批評道，“這種教條只配產生軍士，而不配產生將軍。當他將會戰變成惟一的‘真正戰爭行動’時，他的教條即剝奪了戰略的桂冠，使戰爭藝術變成大量屠殺的機器了。尤其是，他促使將軍們一有機會就去尋求會戰，而不是先創出一個有利的機會”。此外，李德·哈特對克勞塞維茨本人也不以為然。他評論道，“克勞塞維茨對于戰術和戰略，都不曾有新奇進步的觀念。他是一個皓首窮經的思想家，而不具有創造性和活力。比起18世紀所產生的‘師’制和20世紀的‘裝甲機動理論’，他的戰爭理論似乎不具有這種革命性影響”。這樣的評論出自李德·哈特之口著實令人詫異，至少表明李德·哈特并未真正讀懂克勞塞維茨，或者對其觀點有很大誤解。

與《孫子兵法》不同的是，李德·哈特對“間接路線”思想的強調到了十分崇信甚至迷信的地步。他在《戰略論：間接路線》一書序言中直白地講，“當我在研究古今的無數戰役時，才發現，間接路線實在是遠比直接路線更為優越”。擴而大之，李德·哈特甚至把間接路線當作一條適用于軍事并超越軍事領域的普遍真理：“間接路線還可以有更廣泛的應用。在所有一切生活的領域之內，這都是一條不易的定律——這也是哲學上的真理。”

一些人對“間接戰略”不以為然，其中包括與李德·哈特同時代的另一位著名軍事理論家——富勒。富勒曾直言不諱地指出：“若認為間接路線為萬應靈丹，實乃大錯。戰略的目的是要擊敗敵人，若能用直接路線達到此種目的，則又何樂而不為。間接路線只是一種不得已的下策。究竟應采取何種路線要看雙方的態勢來決定。”富勒還舉了一個例子：“假使當我遇到一個歹徒時，我有一把手槍而他沒有，則我應采取直接路線，但假使雙方都只帶著短刀，則我也許就應采取間接路線。”富勒講的固然沒錯，但他一定有曲解李德·哈特的地方，如同李德·哈特誤讀克勞塞維茨一樣。他舉的例子再淺顯不過，作為一位解讀過無數戰例的軍事思想家，李德·哈特不可能不理解。換言之，按“間接路線”的字面意思解讀李德·哈特的軍事思想，難免有以偏概全、不求甚解之嫌，這一概念在李德·哈特那里必然有大玄機。于此，必須通過細讀李德·哈特的戰史評論與戰略學著作，或者通過其關于“機械化戰爭理論”的核心論述，方能體會。當然，李德·哈特本人試圖用“間接路線”四個字去概括“所有軍事奧秘”，本身確有簡單化和形而上學的不足，這也成為引起人們誤會的一大原因。

《戰略論：間接路線》

考察軍事思想最忌標簽化。若僅以“間接路線”考察李德·哈特，便會犯一葉障目的錯誤；只有避開這張“名片”而深入李德·哈特的著作，方能感知其深邃而博大的思想。事實上，讀李德·哈特的代表作《戰略論：間接路線》可以發現，他在戰略思想上的最大貢獻并不在“間接戰略”，而在于“大戰略”——與“間接戰略”相比，李德·哈特的“大戰略”思想更受后世廣泛認可。

所謂“大戰略”，又稱“高級戰略”，這是李德·哈特在《戰略論：間接路線》一書中首次提出的一個戰略學概念，用以區分傳統的“戰略”，即狹義的“軍事戰略”（又稱“純粹戰略”）。李德·哈特認為，“（軍事）戰略研究只是以贏得軍事勝利的問題為限度，大戰略卻必須具有較深遠的觀念——它的問題是如何贏得和平”。他強調指出：純粹軍事性的戰略，必須受到具有較長久和較廣泛觀點的“大戰略”的指導。這講的實際上是政略與戰略的關系——戰略必須服從政略，而不是相反；戰爭是為了“獲得一個更好的和平狀態”，而不應僅僅專注于戰爭勝利。

他進一步指出，“大戰略的任務為協調和指導所有一切的國家（或國家組合）的資源，以達到戰爭的政治目標”。“大戰略要求統籌計劃國家的經濟資源與人力資源，以維持軍隊作戰的需要。精神力量也不容忽視，培養人民的精神價值對發展與運用各種具體的物質力量至關重要。此外，大戰略要求為各軍種與國防工業合理分配資源。軍隊只不過是國家大戰略的一種工具而已。除此之外，一個國家還可以考慮動用經濟、外交杠桿以及商業、輿論等方面的力量，削弱敵國的實力和意志……戰略（此處指軍事戰略）專注于如何戰爭，而大戰略更關注如何實現和平”。

索姆河會戰是一戰中最慘烈的陣地戰，李德·哈特也在此戰中被毒氣重傷

需要指出的是，李德·哈特的學術觀點建立在扎扎實實的戰史研究的基礎之上，并且浸透著歷史深處的血的沉痛教訓。李德·哈特對西方世界各個歷史時期戰爭（特別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關國家在大戰略方面的得失進行了全面復盤和點評，其中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正如他所指出的，“假使你只是專心集中全力去追求勝利，而不想它的后果，那么你就會過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實惠。這樣的和平一定是一個不好的和平，蘊含著另一次新戰爭的細菌。這種教訓在歷史上可以說不勝枚舉”。

公允地看，很難說古代社會沒有“大戰略”思想——例如，我國古代秦始皇統一六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鞅變法和“一代名相”李斯的“大戰略”；韓信的《漢中對》、諸葛亮的《隆中對》、羊祜的《平吳疏》等傳世名篇，又何嘗不是我國古代的大戰略呢？但確是李德·哈特首次將“大戰略”思想學理化，這是李德·哈特在戰爭理論方面的一大貢獻。后來，“大戰略”思想為西方國家所普遍接受，并不斷深化發展，現已成為西方戰略理論的一塊“基石”。例如，曾任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的約翰·柯林斯在其專著《大戰略》一書中完整地繼承了“大戰略”思想。

此外，李德·哈特對“戰略”的定義也被后世奉為經典，且對后世戰略學產生深遠影響。他將“（軍事）戰略”定義為：為達到政治目的而分配與運用軍事手段的藝術。此外，他還補充道，“成功的戰略有賴于對目的和手段的精確計算與協調。目的必須與總的手段相匹配。而用于達成最終目的的任何一個子目標的手段，也必須與該子目標的價值與需求相匹配”。這種將戰略解構為目的、手段與方法三要素的方法論，符合西方擅長對事物解構研究的科學思維，對西方戰略思維產生了深遠影響，當代西方戰略理論皆以此為根基。例如，美軍參聯會頒布的《軍語》將“軍事戰略”定義為：“平時或戰時分配與運用軍事力量，以達到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定義為：“理論上講，戰略指目標、方法與手段之間的關系……寬泛地講，戰略藝術是指對目標（即目的）、方法（或行動）與手段（即資源）三者進行合理地規劃、協調與運用，以促進和保護國家利益。”

回歸“大戰略”，李德·哈特提出這一概念的初衷是想讓后人汲取歷史的教訓，“超越戰爭看到戰后的和平”，“不應忽視現實而追求勝利的幻想”。這一點與晚年充滿悲憫、同情心的富勒非常相似。李德·哈特并未對后人抱有太大信心。他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重復犯錯的歷史。但是作為李德·哈特而言，能夠指出人類思想的“痼疾”并指明正確的方向，已經完成他作為一位卓越軍事思想家的使命了。

李德·哈特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

除“間接戰略”“大戰略”外，少有人知的是，李德·哈特還是“機械化戰爭理論”的積極推動者。李德·哈特的諸多論述都表明他深諳機械化戰爭理論的精髓。例如，他講道，“由于摩托化動力和無限履帶的聯合發展，造成一個新趨勢，即具有高度機動性的陸上機械化部隊成為主力。這一趨勢又產生了連鎖反應——不需經過嚴重的戰斗，便足以使敵人主力發生崩潰。其方法即為切斷敵人的補給線，擾亂他們的控制體系，向他們后方作深入性的突破，以產生神經上的震動，而使敵人發生全面的崩潰”。

可見，李德·哈特與富勒在裝甲戰理論方面的核心觀點非常一致。講到這里，就不能不提及李德·哈特的成長歷程，特別是他與富勒亦師亦友的親密關系。李德·哈特生于189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還是劍橋大學的學生，投筆從戎后在索姆河會戰（1916年）中受毒氣重傷。戰爭結束后，獲上尉軍銜，曾因對步兵戰術的獨到見解受到英陸軍當局的賞識。1924年退役，從此以研究軍事并寫作為生。李德·哈特之所以能夠走上軍事學術研究道路并獲得豐碩成果，與富勒的提攜和指導有莫大關系。富勒生于1878年，比李德·哈特年長17歲，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官至上校，曾任當時英國惟一一支坦克軍的參謀長。1920年兩人熟識后，李德·哈特很快接受了富勒關于機械化戰爭的觀點，特別是認為坦克將成為未來戰爭中的決定性武器。

之后，李德·哈特很快表現出卓越的辨證思維、創新思維、批判性思維和研究能力。與富勒一樣，他用不斷更新的專欄文章和書籍反復表達其日益精進的裝甲戰思想，以至于當時許多人（包括德國的古德里安）以為李德·哈特是“機械化戰爭理論的創始人”。很顯然，這個尊號應屬于富勒，李德·哈特只是機械化戰爭理論的積極推動者。對此，李德·哈特也是承認的。他曾在給富勒的回信中寫道：“您是機械化領域的導師，而我的皈依卻到1921年才完成。我以前只在步兵戰術領域探索，對于機械化戰爭毫無研究。”

英軍第 21 軍坦克旅丘吉爾坦克穿過意大利雷諾河

當然，富勒對李德·哈特的啟發并不限于裝甲戰領域。在富勒的啟發與引導下，李德·哈特逐漸擴大研究范圍、加強研究深度。更重要的是，李德·哈特絕非亦步亦趨。他的思想雖然以富勒為源頭，但并不受其限制，而是“青出于藍勝于藍”，另立一派終成一代大師。事實上，自從李德·哈特認定“間接戰略”是戰爭博弈的不二法門之后，一切合理的戰略戰術都被他納入這一抽象的理論框架之下。相比陸域作戰，他直接用間接戰略描述空域作戰：“空中的機動性，可以使用超越式的間接路線，以達到直接打擊的效果。”對于制海權，他也有精彩的論述：“其中一方最后崩潰了，其原因卻是由于海權的經濟壓力之所致，是肚子吃不飽而餓倒的，并不是由于流血過多的緣故。”由此亦可見李德·哈特的“間接戰略”的確要遠比其字面意思博大精深。

軍事學術領域有爭論才有進步，才有異彩紛呈的大氣象。無論如何，李德·哈特與富勒間亦師亦友的關系在軍事理論發展史上被傳為佳話。他們都很博學、善于思考、勤奮、長壽、著作等身，且都在軍事理論界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故而他們共同被譽為“19世紀西方軍事理論界的雙子星”。

李德·哈特是一位內涵豐富的偉大的現代軍事理論家，人們僅僅知道他是“間接戰略”“大戰略”的提出者與“機械化戰爭理論”的積極推動者是遠遠不夠的。要真正理解李德·哈特及其軍事思想，只有深入研讀其煌煌巨著。這時人們就會發現，與其說李德·哈特是一位軍事理論家，莫不如說他是一位偉大的戰史專家。他寫的所有軍事學著作均建立在系統而扎實的戰史戰例研究基礎之上，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已成為不朽之作。他關于“間接戰略”的觀點建立在對3 0場戰爭、280多個戰役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他發現其中只有6個戰役是用直接路線獲得決定性戰果，其余均屬于間接路線的范疇。他還寫過一本《何不向歷史學習？》，盡管這本書并未直接寫戰史戰例，而是列舉了改變世界的75本知名軍事著作，但僅從書名亦可見其對歷史的高度重視。

李德·哈特著作《山的那一邊：被俘德國將領談二戰》

事實上，這種現象是符合歐洲軍事理論研究傳統的，正如鈕先鐘先生所指出的，“像所有一切著名的古典戰略家一樣，他們的研究都是以歷史為基礎，并且有時甚至于可以說，他們對歷史的興趣或造詣要比對戰略還要更加深入”。克勞塞維茨如此，馬漢如此，毛奇如此，富勒如此……近現代西方偉大的戰略家、軍事理論家莫不如此。李德·哈特也不例外，而且顯然是這方面的“佼佼者”。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戰史研究是軍事理論研究之基礎，但戰史專家并不等同于軍事思想家、軍事理論家。兩者的差別在于：戰史專家僅需要客觀地記述戰爭（戰役、戰斗）的進程與結果；軍事理論家則要求在戰史研究過程中發現客觀事實背后隱藏的戰爭規律，歸納人們應當遵循的作戰原則，特別是要對戰史中各方作戰行動的合理性進行深度評析。因此，軍事理論家不僅需要扎實的戰史知識，還需要深刻的邏輯思維與洞悉事物本質的能力。

可以說，這種“由史入理、以史見理”的研究范式是西方軍事學不同于中國兵學的一大鮮明特點。中國兵學大都如《孫子兵法》一般抽象凝練，很少過問戰史；而西方大量承載著兵學智慧的軍事格言如珍珠般散落在他們的煌煌史學巨著中，有待細心的讀者前往撿拾。這是人們閱讀西方軍事理論的必由之路，也是人們讀懂李德·哈特這本“軍事百科全書”的必由之路。因此，對近代西方各位軍事思想家、軍事理論家的評述文章只能發揮“藥引子”的作用；如要全面、系統、不走樣地了解他們的軍事思想，惟一途徑就是靜下心來，去閱讀他們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