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到，佩洛西陰陽怪氣的“美麗風景線”還口水未干，美國的全武行就風風火火地干了起來。

2025年6月，洛杉磯街頭的催淚瓦斯與墨西哥國旗交織成詭異圖景：聯邦執法隊與州國民警衛隊的對峙，民主黨州長痛斥總統 “獨裁”，22 州聯合聲明對抗白宮 —— 這場被稱為 “新南北戰爭預演” 的騷亂，將美國社會的撕裂暴露無遺。但正如1968 年馬丁?路德?金遇刺引發的全國暴動最終平息，美國的分裂危機始終停留在 “騷亂” 層面。這種 “撕裂而不分裂” 的詭異穩態，源于其作為 “偽裝成國家的公司” 的深層基因，與以意識形態立國的蘇聯形成本質差異。

一、昂撒財團的左右手互博：資本邏輯下的虛假對抗

當特朗普下令調動國民警衛隊鎮壓洛杉磯時，加州州長紐森的 “獨裁” 指控看似激烈，實則戳不破美國政治的核心真相 —— 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對抗，本質是昂撒資本集團的左右手互搏。

1. 資本血脈的統一性：從南北戰爭到硅谷華爾街
南北戰爭不僅是奴隸制的終結，更是北方工業資本對南方種植園經濟的征服。摩根財團收購卡內基鋼鐵，洛克菲勒標準石油滲透南方棉田，完成了資本的血腥融合。21世紀的美國，硅谷（民主黨金主）與華爾街（共和黨金主）看似對立，實則共生：蘋果公司一邊資助非法移民法律援助，一邊向國防部提供人臉識別技術；科赫兄弟的石油帝國既支持特朗普筑墻，又通過 “美國繁榮” 組織滲透民主黨選區。
2024 年數據顯示，美國前1%富豪中，68%同時向兩黨捐款。這種 “雙向押注” 的資本邏輯，決定了兩黨在移民、環保等議題上的爭斗，本質是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分配，而非根本制度的決裂。正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言：“民主黨和共和黨不過是資本的不同記賬方式。”

2. 白人主體的身份錨定：從 “熔爐” 到 “沙拉碗” 的本質
盡管拉美裔已占加州人口39%，但美國50個州中，34州的白人仍占多數。更關鍵的是，白人掌握著72%的企業股權、81%的政府高層職位。這種結構性優勢，使任何分裂勢力都難以突破 “白人共識”。
1965年瓦茨暴亂中，黑人焚燒白人社區，卻始終未提出 “獨立建國”；2020 年弗洛伊德事件，明尼阿波利斯的騷亂者砸毀的是警察局而非州議會。因為他們深知：美國的種族矛盾是 “分蛋糕” 的爭吵，而非 “掀桌子” 的革命 —— 當拉丁裔移民子女仍以考入哈佛為人生目標，分裂就缺乏群眾基礎。白人作為 “隱性統治階級”，通過教育、媒體、司法系統維持著 “無色但有階” 的社會結構。

3. 福利奶嘴的社會穩定器：美元霸權下的 “叛亂經濟學”
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計劃經濟崩潰導致的物資短缺。而美國通過美元霸權構建的 “福利帝國”，將分裂風險轉化為 “街頭宣泄”。2023年，美國政府向低收入群體發放的食品券（SNAP）高達1200億美元，加州每年6000萬美元的移民法律援助，本質是資本集團購買的 “社會安定保險”。
這種 “鬧事有救濟，暴亂有補償” 的機制，使多數抗議者陷入 “發泄 — 平息 — 再發泄” 的循環，而非走向組織化的分裂運動。正如《資本論》揭示的真相：“工人階級的貧困化是資本積累的必要條件，但適度的福利是防止革命的潤滑劑。”

二、林肯的憲法鐵律：聯邦不可分割的制度枷鎖

1865年4月9日，羅伯特?李將軍在阿波馬托克斯投降，不僅終結了南北戰爭，更確立了一條鐵律：美國各州無權脫離聯邦。這種 “永久聯盟” 的憲法共識，成為防止分裂的制度基石，與蘇聯 “加盟共和國自由退出” 的設計形成鮮明對比。

1. 憲法第 14 修正案：套在州權脖子上的絞索
林肯推動的第14修正案（1868 年）明確：“所有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并受其管轄的人，都是合眾國的和他們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 這一條款從根本上否定了 “州權高于聯邦” 的主張，將 “美國公民” 身份置于 “州公民” 之上。
1869年德克薩斯訴懷特案中，最高法院裁定：“聯邦是永久的、不可分解的，任何州都不能單方面脫離。” 這一判例至今有效，使加州 “獨立公投” 之類的主張在法律上毫無可行性。相比之下，蘇聯1924年憲法允許加盟共和國 “自由退出”，為1991年的分裂埋下法理隱患。

2. 軍事機器的統一控制：從國民警衛隊到核按鈕的壟斷
美國憲法規定：“各州民兵應召為合眾國服務時，其軍官由州任命，合眾國總統為陸海軍總司令。” 這種 “人事權在州，指揮權在聯邦” 的設計，使國民警衛隊成為聯邦與州博弈的緩沖器。2024年洛杉磯騷亂中，特朗普繞過州長調動國民警衛隊，看似違憲，實則利用了《叛亂法案》的模糊空間 —— 該法案允許總統在 “州政府無法維持秩序” 時直接指揮州民兵。
更關鍵的是，聯邦政府壟斷了核武器、洲際導彈、航母艦隊等戰略資產。加州若分裂，不僅無法擁有核武器，還將面臨聯邦軍隊的碾壓。而蘇聯的核武器部署在加盟共和國（如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為分裂后的 “核遺產爭奪” 埋下隱患。

3. 經濟命脈的聯邦掌控：從美元到密西西比河的絕對控制
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擁有獨立的能源、工業體系（如烏克蘭的糧食、哈薩克斯坦的鈾礦），而美國50個州的經濟命脈高度依賴聯邦：加州38%的財政收入來自聯邦轉移支付，得州石油出口需經聯邦能源管制，紐約華爾街的清算系統由美聯儲直接監管。這種 “財政斷奶” 的威懾，使分裂成本高到無法承受。
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美元霸權后，美國各州實質上成為 “資本循環系統” 的節點。加州若獨立，不僅失去美元使用權，還將面臨聯邦政府收回軍事基地、切斷水利樞紐（如中央河谷工程）的報復。而蘇聯的盧布體系缺乏這種粘性，1991年各加盟共和國迅速發行本國貨幣，加速了帝國崩潰。

三、階級敘事的勝利：超越民族的利益共同體

與蘇聯的 “民族加盟” 結構不同，美國從建國起就是一個 “階級共同體”。這種以利益而非血緣為紐帶的國家認同，使分裂缺乏意識形態支撐，與蘇聯 “民族自決” 的致命缺陷形成對比。

1. 政體設計的階級濾鏡：從制憲會議到國會山游說
1787年制憲會議的核心議題，是如何防止 “多數暴政” 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紙牌屋》式的權力制衡，本質是資本集團內部的分贓機制。國會山的游說者80%來自企業和行業協會，普通民眾的訴求通過 “多元主義” 稀釋為選票交易。這種體制下，種族矛盾被轉化為 “身份政治” 的表演 —— 民主黨拉攏少數族裔，共和黨煽動白人焦慮，但雙方都回避根本的階級矛盾。
2024年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68%的美國人認為 “貧富差距” 是最大問題，遠超 “種族歧視”（32%）。但兩黨從未提出系統性改革，因為資本集團需要 “種族對立” 掩蓋階級剝削。而蘇聯的民族政策強調 “各民族平等發展”，反而強化了民族意識，為分裂提供了意識形態武器。

2. 向上流動的虛假希望：從 “美國夢” 到 “精英篩選器”
蘇聯的民族政策強調 “各民族平等發展”，設立150多種民族語言的學校，卻在憲法中賦予加盟共和國 “領土主權”。這種 “制度性分權” 使立陶宛、格魯吉亞等民族形成獨立認同。而美國的 “美國夢” 允諾 “個人奮斗改變命運”，通過SAT考試、常春藤聯盟構建 “精英篩選器”，使底層少數族裔將不滿指向 “不夠努力”，而非制度不公。
墨西哥移民之子成為硅谷工程師，黑人單親母親的女兒考入哈佛 —— 這些個例被媒體無限放大，掩蓋了系統性歧視：拉美裔家庭財富僅為白人家庭的1/5，黑人大學生平均負債比白人高23%。但只要 “美國夢” 的神話不死，分裂就缺乏群眾基礎。反觀蘇聯，1980年代波羅的海三國人均GDP 已超俄羅斯，但民族主義仍因 “文化獨特性” 爆發。

3. 外敵威脅的粘合作用：從 “蘇聯威脅” 到 “中國挑戰” 的敘事輪回
冷戰期間，蘇聯的存在迫使美國各階層暫時擱置分歧。如今，“中國威脅論” 扮演了同樣角色。2024年蓋洛普調查顯示，61%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 “主要威脅”，這一數據在兩黨選民中分別為78%（共和黨）和45%（民主黨）。這種對外敵的共同恐懼，使分裂勢力難以獲得廣泛支持。
當洛杉磯的拉美裔抗議者揮舞墨西哥國旗時，聯邦政府只需渲染 “外國勢力滲透”，就能喚起多數白人的 “國家認同”。這種 “外部威脅 — 內部團結” 的循環，自1812年美英戰爭以來從未失效。而蘇聯在1980年代失去 “西方威脅” 的凝聚力后，各加盟共和國的離心力呈幾何級增長。

四、美蘇對比：公司型國家與意識形態帝國的不同宿命

美國的穩定，本質是資本邏輯對地域、種族矛盾的壓制；蘇聯的崩潰，則是意識形態崩塌引發的民族解放運動。這種差異體現在三個層面：

維度

美國（公司型國家）

蘇聯（意識形態帝國）

立國根基

資本契約（《獨立宣言》強調私有財產神圣）

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 + 民族自決理論）

權力結構

聯邦集權（憲法禁止州獨立）

加盟分權（1924 憲法允許自由退出）

認同核心

階級利益（“美國夢” 掩蓋階級矛盾）

民族身份（120 多個民族的文化認同）

危機應對

資本再分配（福利政策 + 對外戰爭轉移矛盾）

制度性妥協（開放黨禁 + 承認民族自決）

蘇聯的悲劇在于，列寧的民族自決理論本為團結被壓迫民族，卻在斯大林體制下異化為 “民族區域自治陷阱”—— 各加盟共和國擁有自己的語言、政黨、軍隊，最終成為分裂的火種。而美國通過 “熔爐論”“沙拉碗論” 的迭代，將種族差異轉化為消費文化（如黑人音樂、拉美美食），既維持了資本統治，又避免了民族主義失控。

結語：在亂局中修煉內功

面對美國的 “美麗風景線”，中國需要清醒認識：這個由資本驅動的 “永動機” 不會像蘇聯那樣轟然解體，但會在持續內耗中慢性衰落。我們既不能幻想 “美國崩潰論”，也無需畏懼 “美國復興論”，而是要聚焦于自己的 “三件大事”：

1. 鞏固民族團結：超越 “熔爐” 與 “沙拉碗” 的中國方案中國的民族政策以 “中華民族共同體” 為核心，既反對大漢族主義，也遏制狹隘民族主義。通過推廣國家通用語言、實施對口支援政策，構建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的命運共同體，避免重蹈美國 “身份政治” 覆轍。
2. 強化經濟韌性：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美國的強大源于資本全球化，但資本的逐利性也導致其產業空心化。中國通過 “新型舉國體制” 突破 “卡脖子” 技術，依托 14 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培育新動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確立領先地位，減少對西方產業鏈的依賴。
3. 深化制度優勢：發揮 “集中力量辦大事” 的治理效能美國的兩黨制陷入 “否決政治”，基礎設施法案拖延5年，芯片工廠建設成本超支40%。而中國通過 “全國統一大市場”“東數西算” 等戰略，將制度優勢轉化為發展效能，在應對老齡化、碳中和等挑戰中展現出更強的規劃性和執行力。

歷史終將證明，美國的分裂危機，本質是霸權邏輯的自我反噬；而中國的崛起，恰恰在于跳出了 “國強必霸” 的歷史周期率。當洛杉磯的硝煙散去，太平洋西岸的燈火依然璀璨 —— 這，才是對霸權主義最有力的回應。在這場文明型國家與資本型帝國的博弈中，時間，正在向秉持 “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一方傾斜。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夜史，期待您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