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到,佩洛西陰陽怪氣的“美麗風景線”還口水未干,美國的全武行就風風火火地干了起來。
2025年6月,洛杉磯街頭的催淚瓦斯與墨西哥國旗交織成詭異圖景:聯邦執法隊與州國民警衛隊的對峙,民主黨州長痛斥總統 “獨裁”,22 州聯合聲明對抗白宮 —— 這場被稱為 “新南北戰爭預演” 的騷亂,將美國社會的撕裂暴露無遺。但正如1968 年馬丁?路德?金遇刺引發的全國暴動最終平息,美國的分裂危機始終停留在 “騷亂” 層面。這種 “撕裂而不分裂” 的詭異穩態,源于其作為 “偽裝成國家的公司” 的深層基因,與以意識形態立國的蘇聯形成本質差異。
一、昂撒財團的左右手互博:資本邏輯下的虛假對抗
當特朗普下令調動國民警衛隊鎮壓洛杉磯時,加州州長紐森的 “獨裁” 指控看似激烈,實則戳不破美國政治的核心真相 —— 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對抗,本質是昂撒資本集團的左右手互搏。
1. 資本血脈的統一性:從南北戰爭到硅谷華爾街
南北戰爭不僅是奴隸制的終結,更是北方工業資本對南方種植園經濟的征服。摩根財團收購卡內基鋼鐵,洛克菲勒標準石油滲透南方棉田,完成了資本的血腥融合。21世紀的美國,硅谷(民主黨金主)與華爾街(共和黨金主)看似對立,實則共生:蘋果公司一邊資助非法移民法律援助,一邊向國防部提供人臉識別技術;科赫兄弟的石油帝國既支持特朗普筑墻,又通過 “美國繁榮” 組織滲透民主黨選區。
2024 年數據顯示,美國前1%富豪中,68%同時向兩黨捐款。這種 “雙向押注” 的資本邏輯,決定了兩黨在移民、環保等議題上的爭斗,本質是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分配,而非根本制度的決裂。正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言:“民主黨和共和黨不過是資本的不同記賬方式。”
2. 白人主體的身份錨定:從 “熔爐” 到 “沙拉碗” 的本質
盡管拉美裔已占加州人口39%,但美國50個州中,34州的白人仍占多數。更關鍵的是,白人掌握著72%的企業股權、81%的政府高層職位。這種結構性優勢,使任何分裂勢力都難以突破 “白人共識”。
1965年瓦茨暴亂中,黑人焚燒白人社區,卻始終未提出 “獨立建國”;2020 年弗洛伊德事件,明尼阿波利斯的騷亂者砸毀的是警察局而非州議會。因為他們深知:美國的種族矛盾是 “分蛋糕” 的爭吵,而非 “掀桌子” 的革命 —— 當拉丁裔移民子女仍以考入哈佛為人生目標,分裂就缺乏群眾基礎。白人作為 “隱性統治階級”,通過教育、媒體、司法系統維持著 “無色但有階” 的社會結構。
3. 福利奶嘴的社會穩定器:美元霸權下的 “叛亂經濟學”
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計劃經濟崩潰導致的物資短缺。而美國通過美元霸權構建的 “福利帝國”,將分裂風險轉化為 “街頭宣泄”。2023年,美國政府向低收入群體發放的食品券(SNAP)高達1200億美元,加州每年6000萬美元的移民法律援助,本質是資本集團購買的 “社會安定保險”。
這種 “鬧事有救濟,暴亂有補償” 的機制,使多數抗議者陷入 “發泄 — 平息 — 再發泄” 的循環,而非走向組織化的分裂運動。正如《資本論》揭示的真相:“工人階級的貧困化是資本積累的必要條件,但適度的福利是防止革命的潤滑劑。”
二、林肯的憲法鐵律:聯邦不可分割的制度枷鎖
1865年4月9日,羅伯特?李將軍在阿波馬托克斯投降,不僅終結了南北戰爭,更確立了一條鐵律:美國各州無權脫離聯邦。這種 “永久聯盟” 的憲法共識,成為防止分裂的制度基石,與蘇聯 “加盟共和國自由退出” 的設計形成鮮明對比。
1. 憲法第 14 修正案:套在州權脖子上的絞索
林肯推動的第14修正案(1868 年)明確:“所有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并受其管轄的人,都是合眾國的和他們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 這一條款從根本上否定了 “州權高于聯邦” 的主張,將 “美國公民” 身份置于 “州公民” 之上。
1869年德克薩斯訴懷特案中,最高法院裁定:“聯邦是永久的、不可分解的,任何州都不能單方面脫離。” 這一判例至今有效,使加州 “獨立公投” 之類的主張在法律上毫無可行性。相比之下,蘇聯1924年憲法允許加盟共和國 “自由退出”,為1991年的分裂埋下法理隱患。
2. 軍事機器的統一控制:從國民警衛隊到核按鈕的壟斷
美國憲法規定:“各州民兵應召為合眾國服務時,其軍官由州任命,合眾國總統為陸海軍總司令。” 這種 “人事權在州,指揮權在聯邦” 的設計,使國民警衛隊成為聯邦與州博弈的緩沖器。2024年洛杉磯騷亂中,特朗普繞過州長調動國民警衛隊,看似違憲,實則利用了《叛亂法案》的模糊空間 —— 該法案允許總統在 “州政府無法維持秩序” 時直接指揮州民兵。
更關鍵的是,聯邦政府壟斷了核武器、洲際導彈、航母艦隊等戰略資產。加州若分裂,不僅無法擁有核武器,還將面臨聯邦軍隊的碾壓。而蘇聯的核武器部署在加盟共和國(如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為分裂后的 “核遺產爭奪” 埋下隱患。
3. 經濟命脈的聯邦掌控:從美元到密西西比河的絕對控制
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擁有獨立的能源、工業體系(如烏克蘭的糧食、哈薩克斯坦的鈾礦),而美國50個州的經濟命脈高度依賴聯邦:加州38%的財政收入來自聯邦轉移支付,得州石油出口需經聯邦能源管制,紐約華爾街的清算系統由美聯儲直接監管。這種 “財政斷奶” 的威懾,使分裂成本高到無法承受。
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美元霸權后,美國各州實質上成為 “資本循環系統” 的節點。加州若獨立,不僅失去美元使用權,還將面臨聯邦政府收回軍事基地、切斷水利樞紐(如中央河谷工程)的報復。而蘇聯的盧布體系缺乏這種粘性,1991年各加盟共和國迅速發行本國貨幣,加速了帝國崩潰。
三、階級敘事的勝利:超越民族的利益共同體
與蘇聯的 “民族加盟” 結構不同,美國從建國起就是一個 “階級共同體”。這種以利益而非血緣為紐帶的國家認同,使分裂缺乏意識形態支撐,與蘇聯 “民族自決” 的致命缺陷形成對比。
1. 政體設計的階級濾鏡:從制憲會議到國會山游說
1787年制憲會議的核心議題,是如何防止 “多數暴政” 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紙牌屋》式的權力制衡,本質是資本集團內部的分贓機制。國會山的游說者80%來自企業和行業協會,普通民眾的訴求通過 “多元主義” 稀釋為選票交易。這種體制下,種族矛盾被轉化為 “身份政治” 的表演 —— 民主黨拉攏少數族裔,共和黨煽動白人焦慮,但雙方都回避根本的階級矛盾。
2024年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68%的美國人認為 “貧富差距” 是最大問題,遠超 “種族歧視”(32%)。但兩黨從未提出系統性改革,因為資本集團需要 “種族對立” 掩蓋階級剝削。而蘇聯的民族政策強調 “各民族平等發展”,反而強化了民族意識,為分裂提供了意識形態武器。
2. 向上流動的虛假希望:從 “美國夢” 到 “精英篩選器”
蘇聯的民族政策強調 “各民族平等發展”,設立150多種民族語言的學校,卻在憲法中賦予加盟共和國 “領土主權”。這種 “制度性分權” 使立陶宛、格魯吉亞等民族形成獨立認同。而美國的 “美國夢” 允諾 “個人奮斗改變命運”,通過SAT考試、常春藤聯盟構建 “精英篩選器”,使底層少數族裔將不滿指向 “不夠努力”,而非制度不公。
墨西哥移民之子成為硅谷工程師,黑人單親母親的女兒考入哈佛 —— 這些個例被媒體無限放大,掩蓋了系統性歧視:拉美裔家庭財富僅為白人家庭的1/5,黑人大學生平均負債比白人高23%。但只要 “美國夢” 的神話不死,分裂就缺乏群眾基礎。反觀蘇聯,1980年代波羅的海三國人均GDP 已超俄羅斯,但民族主義仍因 “文化獨特性” 爆發。
3. 外敵威脅的粘合作用:從 “蘇聯威脅” 到 “中國挑戰” 的敘事輪回
冷戰期間,蘇聯的存在迫使美國各階層暫時擱置分歧。如今,“中國威脅論” 扮演了同樣角色。2024年蓋洛普調查顯示,61%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 “主要威脅”,這一數據在兩黨選民中分別為78%(共和黨)和45%(民主黨)。這種對外敵的共同恐懼,使分裂勢力難以獲得廣泛支持。
當洛杉磯的拉美裔抗議者揮舞墨西哥國旗時,聯邦政府只需渲染 “外國勢力滲透”,就能喚起多數白人的 “國家認同”。這種 “外部威脅 — 內部團結” 的循環,自1812年美英戰爭以來從未失效。而蘇聯在1980年代失去 “西方威脅” 的凝聚力后,各加盟共和國的離心力呈幾何級增長。
四、美蘇對比:公司型國家與意識形態帝國的不同宿命
美國的穩定,本質是資本邏輯對地域、種族矛盾的壓制;蘇聯的崩潰,則是意識形態崩塌引發的民族解放運動。這種差異體現在三個層面:
維度
美國(公司型國家)
蘇聯(意識形態帝國)
立國根基
資本契約(《獨立宣言》強調私有財產神圣)
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 + 民族自決理論)
權力結構
聯邦集權(憲法禁止州獨立)
加盟分權(1924 憲法允許自由退出)
認同核心
階級利益(“美國夢” 掩蓋階級矛盾)
民族身份(120 多個民族的文化認同)
危機應對
資本再分配(福利政策 + 對外戰爭轉移矛盾)
制度性妥協(開放黨禁 + 承認民族自決)
蘇聯的悲劇在于,列寧的民族自決理論本為團結被壓迫民族,卻在斯大林體制下異化為 “民族區域自治陷阱”—— 各加盟共和國擁有自己的語言、政黨、軍隊,最終成為分裂的火種。而美國通過 “熔爐論”“沙拉碗論” 的迭代,將種族差異轉化為消費文化(如黑人音樂、拉美美食),既維持了資本統治,又避免了民族主義失控。
結語:在亂局中修煉內功
面對美國的 “美麗風景線”,中國需要清醒認識:這個由資本驅動的 “永動機” 不會像蘇聯那樣轟然解體,但會在持續內耗中慢性衰落。我們既不能幻想 “美國崩潰論”,也無需畏懼 “美國復興論”,而是要聚焦于自己的 “三件大事”:
- 鞏固民族團結:超越 “熔爐” 與 “沙拉碗” 的中國方案中國的民族政策以 “中華民族共同體” 為核心,既反對大漢族主義,也遏制狹隘民族主義。通過推廣國家通用語言、實施對口支援政策,構建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的命運共同體,避免重蹈美國 “身份政治” 覆轍。
- 強化經濟韌性: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美國的強大源于資本全球化,但資本的逐利性也導致其產業空心化。中國通過 “新型舉國體制” 突破 “卡脖子” 技術,依托 14 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培育新動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確立領先地位,減少對西方產業鏈的依賴。
- 深化制度優勢:發揮 “集中力量辦大事” 的治理效能美國的兩黨制陷入 “否決政治”,基礎設施法案拖延5年,芯片工廠建設成本超支40%。而中國通過 “全國統一大市場”“東數西算” 等戰略,將制度優勢轉化為發展效能,在應對老齡化、碳中和等挑戰中展現出更強的規劃性和執行力。
歷史終將證明,美國的分裂危機,本質是霸權邏輯的自我反噬;而中國的崛起,恰恰在于跳出了 “國強必霸” 的歷史周期率。當洛杉磯的硝煙散去,太平洋西岸的燈火依然璀璨 —— 這,才是對霸權主義最有力的回應。在這場文明型國家與資本型帝國的博弈中,時間,正在向秉持 “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一方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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