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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初的時候，金庸在自傳體散文《月云》中，罕見地提起父親被殺經過：

從山東來的軍隊打進了宜官的家鄉，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壓農民，處了死刑。 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傷心了大半年，但他沒有痛恨殺了他爸爸的軍隊。 因為全中國處死的地主有上千上萬，這是天翻地覆的大變。

“宜官”是金庸的小名，是他父親查樞卿起的，金庸也并不姓金，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鏞。

“金庸”是他的筆名，由“鏞”字一分為二。

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寧縣，他所在的查家是當地望族。

有“一門十進士，兄弟三翰林”之稱，康熙帝曾為其家族題寫匾額。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曾任丹陽知縣，因在“丹陽教案”中保護民眾，最后被迫辭官歸鄉，在地方上頗有聲望。

查家是典型的地主階級：有近四千畝土地，上百戶佃農，并在鎮上經營錢莊、米行等產業。

據同時代的老人回憶，金庸父親查樞卿在鄉間口碑較好：收成不好時，他主動減免佃農地租，并多次出資興建小學。

但這些善舉在特殊年代，也是一種罪證，被定性為被“麻痹斗爭的小恩小惠”，屬于階級欺騙。

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中央正式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土改。

土改的核心目標：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

在這一過程中，地主自然被視為剝削階級，許多地主因“反革命”、“抗糧”、“破壞土改”等罪名被鎮壓。

海寧作為江南富庶之地，地主經濟較為發達，土改斗爭也較為激烈。

山東南下的土改隊進入浙江后，對當地的舊勢力，采取了較嚴厲的清算措施。

查家作為海寧顯赫的家族，自然成為重點目標。

查樞卿因為兒子在香港，被扣上有“海外關系”的帽子，連同不法地主罪名一并審查。

當時對地主有“殺、關、管”三個政策，查樞卿因為之前口碑，暫時被被列入“管”的名單。

1951年1月后，從上到下捕殺“反革命分子”的進度加快，查樞卿被升格為“關”的對象。

土改人員組織村民揭發其罪行，由于查平時善于維護周邊關系，起初并沒人控訴他。

但很快鄰村一個被捕的土匪，為了“戴罪立功”，舉報揭發查樞卿窩藏槍支。

于是，查樞卿從“關”的名單，又進入到“殺”的名單。

他被處決的主要罪名，包括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干部等。

但查樞卿做過辯護：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征收公糧，糧食在佃農手里，佃農自己交了，查家所交的糧就少了。

至于“窩藏土匪”，指的是顧秀英（查的續弦）弟弟，曾在其家躲藏了幾天。

“圖謀殺害干部”指的是那支手槍，查認為是莫須有的罪名。

多年后，金庸的妹妹查良琇，談起此事耿耿于懷：

繼母顧秀英的弟弟當時是土匪，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將一支手槍偷偷藏在查家后院的糧庫內。 這事查樞卿夫婦并不知曉，壓根就沒見過，但顧秀英弟弟嘴巴大，把此事泄露給自己的同道。

1951年4月26日，查樞卿被從監獄里拉出來，對照姓名、照片后，就被拉到某小學操場槍決。

金庸最難受除了父親被殺，更在于處決之前，居然不換衣服，不賞酒飯，五花大綁甩上刑車。

臨死前沒有一點尊嚴，連古代死囚的“斷頭飯”，都沒機會吃上一頓！

據后來統計，“土改”期間被處決的地主超過百萬，查樞卿的遭遇并非孤例。

按今天的標準來看，查樞卿肯定罪不至死，甚至屬于可團結對象。

但在1950年代的土改中，階級成分的劃定，主要依據土地占有情況，而非個人品行。

1951年4月26日，查樞卿被處決的消息傳到香港時，金庸正在《大公報》工作。

他悲痛欲絕，哭了三天三夜，最終以“大時代變亂中的普遍悲劇”來寬慰自己。

1981年，金庸受邀訪問大陸，受到小平同志的接見。

談起父親被殺這事，金庸嘆了口氣：“死都死了， 算了吧！”

但浙江海寧地方政府，卻沒有“算了”，而是對查樞卿案進行復查，認定屬于“冤假錯案”，并正式平反，撤銷原判。

金庸在1988年致信浙江地方政府表示感謝，信中寫道：“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復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三十余年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

這一平反并非個案，改革開放后，許多在土改、鎮反等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的人員陸續獲得糾正。

查樞卿的遭遇，本質上是新舊時代交替下的沖突。

土改運動的目標，是打破封建土地制度，執行過程中難免出現擴大化問題。

尤其在階級斗爭理論指導下，許多地主被簡單歸類為“反動勢力”。

在劇烈社會變革中，個人的道德品行（如他曾減免佃租、興辦教育）往往無法改變其階級命運。

金庸本人的態度，也很值得玩味。

盡管父親蒙冤而死，他并未因此對新中國政權產生根本性敵意。

反而在改革開放后，積極支持內地文化教育事業，如捐贈圖書館、資助母校等。

這種“向前看”的態度，或許與他深刻理解歷史的復雜性有關。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查樞卿案的平反，也標志著中國法治建設的進步。

1980年代后，政府開始系統糾正歷史錯誤，類似案件的重審，成為撥亂反正的一部分。

這一過程雖無法完全彌補過去的傷痛，但至少為歷史留下更客觀的記錄。

總之，金庸父親查樞卿的遭遇，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評價這一事件，既需認識土改的必要性，也需承認執行過程中的偏差，更要看到后來的平反。

畢竟個人的命運，在歷史的洪流中，實在太過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