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僅憑新聞頭條觀察西方政治，我們能看到的恐怕是一副極為破碎的圖景：政策時而高瞻遠矚，時而又搖擺不定；民意有時洶涌澎湃，有時卻難以捉摸；而大選、危機和公共事件就像機械降神一樣懲罰不夠謹慎的當權者。在這種支離破碎的敘事中，地方政府充當了裱糊邏輯漏洞的萬能藥：它時而與中央政府界限分明，成了政策扭曲變形的替罪羊——“上邊的本意是好的，都是下邊執行歪了”；另一些時候它又宛如在不解實情的上級的壓力之下，被迫貫徹弊政的受氣包——“基層也不容易，都是上面催得緊”；還有更多時候，無心的觀察者并不區分地方與中央，只是將國家政府視作均質的單一實體，政策的制訂和執行背后總有國家意志，民生問題總要由首都的相關部門負責，地方選舉就是對全國政府的民意測驗。

伯明翰

在市政當局作為法人、通常要為自身財務承擔完全責任的英美制度下，地方政府破產的新聞就為各種關于政治經濟形勢的說法提供了絕佳的論據。如果說2013年美國“汽車城”底特律的破產保護發生在社交媒體時代以前，只在那些回溯上一次金融危機或惋惜美國實體工業式微的人們心中才保有一席之地，那么2023年英國伯明翰的“實質性破產”就充分滋養了各色論調：有人抨擊執政十余年的保守黨政府的財政緊縮，有人抨擊長期執掌伯明翰市議會的工黨治理無方；有人指責中央政府的支出限制荒廢了公共服務，有人指出地方政府的開銷無度才應負主要責任；而在中文互聯網上更常見的聲音則“見微知著”地將這座工業老城的衰退視作英國輝煌不再、甚至幾乎淪為二流國家的象征。2025年3月起，伯明翰清潔工人罷工導致的“垃圾圍城”更加劇了這種感受，當滿懷憧憬的留學生和新移民目睹了全英第二大城市街頭黑色垃圾袋堆積如山的景象時，那個從教科書上窺得的老牌帝國也就在他們心目中土崩瓦解了。

選舉政治的車輪也在緩緩轉動。5月初的英國地方選舉中，以反移民為主要綱領的極右翼政黨英國改革黨（Reform UK）大幅領先傳統兩黨工黨和保守黨，贏下了舉行選舉的1635個地方議席中的677席，一躍在十個地方議會中成為第一大黨，其中就包括現代工人運動的誕生地之一、長期由工黨執掌的杜倫郡，和撒切爾夫人的故鄉、長期由保守黨執掌的林肯郡。在改革黨的選戰中，英格蘭市鎮的衰敗就被用作抨擊主流政黨的鐵證：3月28日改革黨黨魁奈杰爾·法拉奇在伯明翰舉行的選舉集會上，該黨的工作人員就找來了一大堆垃圾袋和垃圾桶作為道具，借當時開始不久的清潔工人罷工來諷刺主流兩黨在地方治理中的無能。據政治媒體Politico統計，在年初超越同屬右翼的保守黨后，改革黨的民調支持率自3月底起也超過了左翼的工黨，截至本文寫作時改革黨竟分別領先工黨、保守黨7個和11個百分點。

公共財政危機、基層治理的衰敗、民意極化和偏激政黨的異軍突起、主流政黨及其政策的無能為力……我們如何為這些看似彼此獨立的現象找到一個連貫的解釋？乍看之下十分枯燥的地方政府與財政便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政治經濟學視角，來理解為什么那些高瞻遠矚的國家政策落到基層時卻往往失靈甚至走樣。

危機：低效的城市治理，高企的公共開支

嚴格來說，伯明翰并沒有在2023年9月真正破產。底特律破產的法律依據是美國《破產法》第九章所規定的地方政府破產保護及債務重組流程，但英國現行法律并不允許地方政府破產。伯明翰及其他宣布“實質性破產（effectively bankrupt）”的英國地方政府所使用的法律工具是所謂“第114節通知（Section 114 notice）”：《1988年地方政府財務法》要求地方政府的年度開支不得超過當年收入，但又同時將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務規定為必須支付的法定開支，因此當一地政府認為自身無法在不超過當年收入的情況下完成法定開支義務時，即應依據該法第114節發出通知，宣布本地財政入不敷出。

因此，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初步分析伯明翰的困境。收入側的問題直截了當：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由本地的地產稅和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兩部分構成，在英國相對集權的財政安排下，轉移支付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比極大，但絕大部分均為專款專用的“環柵（ring-fenced）”經費；而地產稅雖然從本地的住宅和商用地產直接征收，但稅率卻經由中央政府統一制定，以防地方肆意漲稅而破壞營商環境。顯然，這兩筆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都不受地方政府自己掌控，所以宣布“實質性破產”首先是一種政治表態，即向媒體和選民表現責任已不在我，同時又向操控著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中央要求更多經費，無論來源是更慷慨的撥款還是上調地產稅稅率的許可。伯明翰當局與英國政府協商敲定的紓困舉措之一就是上調對住宅地產征收的市政稅（council tax）：2024年，伯明翰獲準將市政稅上調9.99%，而2025年伯明翰繼續上調9.99%的申請被中央駁回，最終僅敲定稅率上調7.49%。

更結構性的城市治理危機反映在支出一側。雖然在伯明翰當局的說法中，入不敷出的直接導火索是一場荒謬的“技術失誤”——該市早先采購了甲骨文（Oracle）公司的一款辦公系統，但種種技術或流程問題卻導致應用這一系統的成本意外激增，僅2023年就要花4653萬英鎊作維護之用——但持續上漲的公共開支壓力卻是全英許多地方共同面對的難題。一個顯而易見、也不獨屬于英國的挑戰來自于老齡化：隨著老年人口占比上升，雖然養老金由全國統籌的“國民保險（National Insurance）”系統發放，但地方政府承擔的“成人社會照護（Adult Social Care）”等相關社會服務開支也水漲船高；同時老年選民往往對本地事務更為熱心、也更愿意參與地方選舉，因此對地方政府的政策決定擁有更大影響力，導致即便當地經濟承壓，這類開支也極難被削減。

地方政府同樣不得不分擔英國整體經濟形勢的壓力。自脫歐和新冠疫情以來，英國經濟長期下行的趨勢從未根本扭轉，高漲的生活成本和失業率自然轉化為地方政府的救濟和社會福利開支，也變相減小了收取房產稅的稅基。另一方面，英格蘭銀行為穩定通脹維持了較高的基準利率，又使地方政府原本為維持基本服務或投資本地發展所擴張的債務變得不可持續，僅2023-2024這一財年，全英格蘭地方政府就要支付約39億英鎊的利息；同時較高的舉債成本還限制了地方財務的周轉余地，更難以臨時舉債度過短期的財政困境。

最宏觀的支出壓力來自所謂都市衰敗（urban decay）。筆者在一篇寫作于前首相特拉斯辭職時的文章中提出，自撒切爾時期以來房地產市場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留下了一系列深遠的社會經濟遺產：住房供應被人為限制、房價和租金居高不下，但為了防止房地產泡沫破裂引爆系統性風險，歷屆政府又避免強力遏制房價；與此同時，絕大多數城市居民的住宅尤其是公屋都修建在撒切爾時代之前，不僅隔熱性能低下、導致家庭供暖開支極高，還因房屋結構和管線老化而長期消耗不菲的維護成本。對地方政府而言，城市不再是繁榮與進步的象征，而變成了沉重的財政包袱：高房價遏制了發展潛力，也導致基建成本水漲船高，但中央控制的房產稅又不與房價直接掛鉤、無益于地方的財政收入（英國更沒有“土地出讓金”這樣的預算外收入）；但設施老化和較高的生活成本又伴隨著更多的支出義務。更嚴重的是，除倫敦以外的英國城市在高房價和傳統產業衰退的雙重壓力下，漸漸對年輕人和企業失去了吸引力，留下的老人和低收入群體既承受了城市衰敗的惡果，又給地方政府帶來了更大的社會服務壓力。

下圖以英格蘭的地方政府區域為單位，繪制了2019年英國官方計算的“多重匱乏指數（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該指數反映了收入、就業、健康、治安、教育、住房和生活環境七大領域的衰敗水平，分值越高（地圖上顏色越深）即意味著當地的總體衰敗程度越高。不難看出，英國中北方的幾大都市區都陷入了匱乏的惡性循環中：地圖中部的黑色團塊是西米德蘭茲（West Midlands）城市群，包含伯明翰、考文垂、達德利等傳統工業城市；中部偏北橫貫東西的黑色長條則從利物浦和曼徹斯特所在的蘭開夏（Lancashire）開始，經過西約克郡（West Yorkshire）的利茲和謝菲爾德，最終到達東部沿海的林肯郡（Lincolnshire）；再往北接近英格蘭邊境的黑色區域則包括了紐卡斯爾、杜倫和米德爾斯堡等傳統重工業中心。

2019年英格蘭多重匱乏指數（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顏色越深代表當地衰敗程度越高。本文圖表均由作者繪制。

惡性循環由此產生：城市越是衰敗，地方政府因社會服務和設施維護而起的開支壓力就越大；但地方政府的開支壓力越大，就越不得不削減某些支出和服務、以及減少對城市更新的支持，進而加劇了城市衰敗的進程。伯明翰并不是唯一一個“實質性破產”的英格蘭城市，諾丁漢就曾在2021、2023年兩度發出第114節通知，倫敦的克洛伊登區則在2020、2021和2022年三度破產。今年年初，英國國家審計辦公室（National Audit Office）更在報告中支出，幾乎半數的英格蘭地方政府都面臨破產的風險。在誕生了工業革命的英格蘭，一座座載入教科書而耳熟能詳的工業史名城因產業轉移而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面臨經濟蕭條，隨后便陷入了這種地方財務的惡性循環中而難以自拔；如果說平日里地方尚能通過舉債和轉移支付維持基本服務的運轉，那么當2008年的金融海嘯或2020年的疫情這類黑天鵝事件來臨時，這場收支平衡的游戲就如一發引千鈞般脆弱了。

在選舉政治中，公共財政危機和地方衰退的后果就是政治極化，尤其體現為排外情緒。想象中“努力即可成功、勤勞即可致富”，人們各得其所、怡然自樂的舊日時光早已落幕，眼下一眼望不到頭的困苦生活必須有個解釋，但比起產業結構調整、貧富差距或福利國家退潮這類復雜的解釋，民粹主義政治家們提供了一種便捷而誘人的情緒回應：是“他們”奪走了曾經屬于你們的一切——這個“他們”可以是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是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僚、是倫敦城的金融資本家、是鼓吹多元與政治正確的“白左”……于是2019年大選里，誕生了現代工人運動的中北部傳統工業區從工黨的安全選區“紅墻”一躍翻藍，轉投當時鼓吹脫歐的保守黨；而今年的地方選舉中，工黨和保守黨則在這些地方一并敗給了更加極端、更徹底地訴諸排外情緒的英國改革黨，為后者從不入流的街頭政治團體步入地方政府的殿堂提供了墊腳石。

制度：財政集權的理想與現實

宏觀經濟衰退、老齡化、去工業化和高房價構成了一場摧毀地方財政平衡的“完美風暴”，地方政府幾乎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從惡性循環中脫身。然而縱觀歐美，傳統工業區的式微絕非英國的專利，也有不少老牌城市通過恰當的政策干預完成城市更新、向更可持續的發展模式轉型的成功案例。為什么這樣的成功在英國、尤其是倫敦以外屈指可數？英國政府難道不能效仿國際同行，積極投資于更新改造、新興產業和文旅開發，來重振地方經濟的活力嗎？

在質疑英國現行地方治理模式的一部分人看來，英國高度中央集權的財稅體制就是問題所在：與某種想象中的盎格魯-撒克遜“小政府”或自由傳統相反，英國自《末日審判書（Domesday Book）》的時代起在行政和財政上就是世界上集權程度最高的政權之一，時至今日這種體制仍為英國自己的部分政策研究者和政府官員所詬病。

專門研究財政制度的美國學者Jonathan Rodden指出，可以通過三個指標來衡量一國的財政集權程度：由中央政府收集并支出的“中央收入”、由地方政府收集并支出的“地方收入”、以及中央政府收集但轉交給地方政府使用的“撥款”或“轉移支付”。下圖對比了世界八個主要經濟體的這三項指標：不難看出，中央與地方收入比較接近的加拿大、美國是典型的財政聯邦制，即各層政府有著相對界限分明的收入來源和支出責任；而中央與地方收入差距顯著的法國、意大利則是典型的財政集權制，即絕大部分財稅收入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的收入來源較少、但支出責任也少。英國雖然不像法、意般央地差距明顯，但考慮到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的特殊地位，可以說英國至少在英格蘭境內財政高度集權。

2020年八個主要經濟體的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轉移支付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左至右依次為法國、意大利、德國、加拿大、英國、日本、美國和中國

使英國與法、意等其他財政集權國家進一步區分開來的，是轉移支付在地方財政中所占的比重。上圖中的這一維度較難察覺，但仔細觀察仍能發現英國地方收入和轉移支付兩項指標的差距為八大經濟體中最小。下圖強調了英國的這一特點，即來自中央的撥款在地方財政中占據了不可或缺的比例：較淺的三個色塊是英國中央政府對地方的三個主要撥款類別，深色的兩個色塊則是地方自留的兩類房產稅收入，縱軸代表了這些收入類別占地方政府當年經常開支的比例。不難看出，地方開支有六到七成常年依賴中央的轉移支付才能維系，而相比之下，經合組織（OECD）38個成員國的平均水平僅為三到四成。正因如此，英國智庫城市研究中心（Centre for Cities）把英國稱作“集權之國（Centralisation Nation）”。

英國地方政府主要收入來源占經常開支的比重，2007-2023

高度的財政集權讓中央政府得以要求地方貫徹全國性政策，并有效地維持了財政紀律。在一些地方政府自主權較大的國家，地方治理的制度性問題是一種“協調問題（coordination problem）”，即各地自行其是、在實踐中發展出地方保護主義和“逐底式競爭”，為了擴大自身的財稅收入和其他利益，對全國性政策選擇性或扭曲執行，或者沒有底線地降低監管標準乃至包庇不正當競爭以“招商引資”；另一種制度性問題是“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即地方政府因無須承擔行為的全部風險、總有國家和公眾為自己兜底，而更傾向于采取那些冒進的經濟政策，或是盲目擴大投資和基建而大量舉債，或是默許乃至參與風險過高甚至可行性不明的建設項目。在英國的制度下，中央通過轉移支付及其附加條件牢牢控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開支，對地方財政實施嚴格監控，從而化解了這些問題。

然而在現實中，中央的強力控制同樣伴隨著許多隱性成本。金融危機后，英國政府為平衡預算而實行了長達近十年的緊縮政策，中央對地方的整體撥款數額不斷收緊、地方政府也被要求削減開支，但在實際執行中，緊縮政策的嚴格程度卻依地方的“政治價值”而有所調整。下圖呈現了從金融危機至今，四個類別的地方政府每年所獲中央撥款的人均額度，其中最上方的折線為倫敦32個區政府的平均水平，下方三條折線則代表英格蘭其余所有地方政府的三個類別。可以看出，到新冠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倫敦以外的英格蘭地方政府都比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撥款水平顯著下降，只有倫敦各區所接收的轉移支付不降反升——即使首都本就是全國最發達、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最好的城市，勒緊褲腰帶的日子也不會落到首都頭上。

英格蘭四類地方政府的人均撥款額度，其中最上方的折線為倫敦各區，2007-2023

如果說倫敦之于英國的重要程度不言自明，總有這樣或那樣的理由將財政資源向首都傾斜，那么給予執政黨控制的地方政府更多撥款就沒那么多借口了。下圖中縱軸為地方政府所獲的人均撥款額度，橫軸為當地的多重匱乏指數，每個紅色圓點代表了一個工黨控制的地方議會，而藍色圓點則是保守黨控制的地方議會；該圖使用了2010、2015和2019年的數據，這三個時間點上保守黨均是全國的執政黨，且正在執行緊縮政策。不難發現，匱乏程度相近的一個保守黨治下的地方政府和一個工黨治下的地方政府，前者很可能比后者能獲得更慷慨的中央撥款。同時，擬合線的斜率也說明“按需分配”同樣講究內外親疏：匱乏程度每提高一分，保守黨治下的地方平均將多獲得人均30英鎊的中央撥款，而工黨治下的地方則只會多獲23英鎊。筆者所使用的撥款數據尚是基于公共服務需求分配、嚴格限制其支出用途的“環柵”經費，那些中央自由發放、地方自由支配的特殊撥款就更受政治左右了：Chris Hanretty的研究發現，在鮑里斯·約翰遜為刺激地方經濟而推行的“城鎮基金（Towns Fund）”撥款過程中，位于保守黨邊緣選區的地方政府獲得撥款的概率上升了45%。

保守黨和工黨治下地方政府的多重匱乏程度與人均撥款額度

這些基于統戰價值或政黨分肥的分配不均反映了中央控制的重大弊端，即很難找到一些客觀中立的指標來精準判斷地方的實際需求，集中的分配決定總是受制于決策者有意或無意的偏見。即便負責分配撥款的中央決策者完全基于良心行事，也難以掌握地方需求的真實信息，只能另尋一些談不上公正的依據——對某地是否重要或者有發展前景的刻板印象、基于政黨或其他裙帶關系的政治考慮、乃至于過度依賴輿論導向的“按鬧分配”……于是，那些真正陷入衰退的地區、逐漸荒廢的公共設施就在這樣的政治游戲中被排在了后邊。

在接收撥款的地方政府一端，高度集中的財政安排同樣導致了另一些制度性問題。嚴格的收支管制確實減少了地方政府的風險行為，但還進一步導致地方在經濟事務上產生了惰性：既然地方收入大部仰賴中央的恩賜，貢獻其余收入的房產稅則同樣由中央把控稅率，那么地方政府就不會從轄區的發展和建設中獲得任何財稅意義上的好處。如此，務實的地方官員只要扮演好“二道販子”的角色即可，即一手接過中央的撥款、另一手則將撥款化作公共服務支出，其間的運營和維護成本就是自留的油水；而投資于本地的發展和建設不僅無益于自身財稅收入，還可能承擔超支風險而面臨政治乃至法律責任。所以，地方政府更愿意把錢花在養老、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上，而非維護道路和基建、興建住房和公共設施、上馬城市更新項目；即便只考慮公共服務，地方政府也更愿意把錢花在支付工資和日常成本的運營開支上，而非新修或改建學校、診所、養老院等設施這樣的建設支出上。

結合英國體制下地方選舉的特性，地方政府對發展建設的遲疑進一步延伸到自身支出以外的領域。與公眾和媒體關注更多、投票率也較高的全國性選舉不同，英國地方選舉中通常只有兩到三成的注冊選民會真正參與投票，再加上地方政府轄區本就規模較小，有時一兩百張選票即可決定一名地方議員、一兩千張選票即可決定一位市長。這種情況下，原子化程度更高、不太有精力關注本地事務、甚至因工作或學習長期生活在外地的年輕和低收入選民以及新移民的影響力，要遠遠低于社會紐帶更強、有閑暇關注本地政治的老年和有產選民，乃至于一些本地的特定利益集團，后者往往能更有效地組織投票而左右地方選舉。前者關注的經濟議題——如基建、住房和城市更新——因此退居次要，而后者青睞的特定社會服務和維護公園綠地或歷史建筑這類“閑暇開支”則在地方政府的議程中擁有了不成比例的地位。

在政策實踐中，這樣被特定群體或利益集團俘獲的地方政府不僅缺乏主動發展經濟和公共設施的積極性，還會抵制市場或國家主導的建設項目。英國審批土地開發的規劃權力（planning）通常下放給地方政府，但企業和商戶卻時常抱怨地方的審批流程復雜而緩慢到了阻礙正常經濟活動的程度。國家上馬的重大項目也并不走運，因反復擱淺而馳名的“2號高速鐵路（HS2）”工程就曾遭到18個地方議會的聯合反對。英國政府往往不得不選擇強行介入，通過中央的規劃審查署（Planning Inspectorate）繞過地方直接批準土地開發，甚至另行設立機構以架空地方的審批權：著名的案例是如今嶄新而繁華的東倫敦碼頭區（包括金絲雀碼頭、倫敦展覽中心等地標），撒切爾時代建立了壟斷當地規劃權力的“倫敦碼頭區開發集團（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將地方政府和本地社區排除在開發計劃以外，并對進駐企業提供加快審批和限期免稅等政策優惠，用最集權的手段才完成了市場導向的城市更新。只不過中央的直接介入難免加重了經濟建設是國家的事情、地方只需應付的印象，進一步打消了地方政府發展轄區的積極性。

改革：地方分權是英國的出路嗎？

2024年12月，英國政府發布《英格蘭的權力下放白皮書（English Devolution White Paper）》。在序言中，副首相兼住房、社區和地方政府大臣安吉拉·萊納（Angela Rayner）將一系列經濟和社會難題都歸因于英國過度集權的地方治理體制：

“英格蘭是最集權的發達國家之一。太多影響大多數人生活的決策卻由極少數人拍板。中央政府的控制之手扼殺了全國各地的主動性和發展前景。難怪相較于其他發達國家，英國的地域差距擴大、工資增長放緩、生活水平也相對下滑。中央的微操加上短視的、治標不治本的政策讓英格蘭各地區陷入惡性循環，難以充分發揮自身潛力。”

經過上文的分析，萊納的論斷頗有道理：英國城市的衰退及其引發的一系列政治和社會后果形成了惡性循環，進而加劇了整個國家面臨的經濟困境，但地方政府本身并沒有資源、也缺乏動力去投資本地發展以解決問題；相反，英國高度集權的財稅體制給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種“反向激勵”，即小心翼翼地繼續提供公共服務并維持收支平衡即可，而不要斗膽花錢搞發展建設。因此，白皮書提出應對英國的地方治理進行徹底改革：將原本分散、規模較小且資源和權力有限的行政區劃合并為歸入更大的地方“戰略政府（Strategic Authorities）”，下放更多行政和財政權力，并授予地方政府更慷慨的撥款支持和更大的支出自主性。萊納這樣闡述了她的理由：

“[地方政府]最了解如何服務本地居民——運用其權力和區域視角，它們能創造優質且薪酬豐厚的崗位，興建可負擔的住房，并建設高質量的公交設施以連接社區。正因如此，我將毫不拖延，最終把所需的工具交到地方領袖和社區手中，讓他們能夠為自己的地區帶來增長，提升全國每一個角落的生活水平。”

在她看來，地方政府最知道本地的什么領域缺乏投入，因此當中央愿意下放更多撥款并放松對地方支出的管控時，地方政府自然就會把富余的資源投入急需資源的事務上。如上文所述，自上次金融危機以來的緊縮政策讓英格蘭的地方政府確實長期缺乏資金，一次昂貴的技術故障或公共服務開支的意外激增都可能打破脆弱的收支平衡，那么更加慷慨的財政支持理應能夠刺激地方政府做出更考慮長遠、而非修修補補的支出決定。筆者的研究中發現，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和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后，倘若一地政府能額外獲得相當于其經常支出10%的轉移支付，該地投入至開發和建設的支出占經常支出之比就會提高7.6%-7.8%——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轉化率，意味著英國政府倘若真能如承諾般加大權力下放，相當大一部分投入的資源很快就會轉化為注入地方經濟或城市更新的實打實的投資。在更直接的層面上，更慷慨的撥款至少首先能保障那些已經或瀕臨“實質性破產”的地方政府，不會像伯明翰一樣陷入破產、加稅、蕭條的“死亡螺旋”里。

但必須同時指出，單純增加撥款額度和地方支出自主性、亦即單純財稅意義上的分權雖然能紓解地方政府缺錢少糧的客觀困境，但卻無法解決“制度性”的那部分問題：中央如何保證資源分配的公正和效率、引導撥款流向真正需要它們的地區和領域？又如何確保地方政府有恰當的激勵去真正投資或扶持本地發展，而不僅是服務于在地方政治中聲量更大的少部分群體的特殊利益？這些問題才是導致政策執行扭曲、地方治理失靈的制度性因素，但在英國政府眼下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卻仍未從根本上面對這些困境——除了建立“戰略政府”客觀上將擴大地方政府和地方選舉的規模，從而相對提高地方的可用資源和議價能力并稀釋本地特殊利益的影響力這一項。

一個時常被提起的改革選項是下放稅收權力。現階段，英國地方政府自籌的收入僅包括對住宅和商業地產征收的地產稅，但其稅率受中央政府調控，稅基較難在短期內得以發展，且商業地產稅（business rates）有相當一部分需上交中央，導致地方政府很難通過自身努力來擴大本地收入、也難以從轄區內的經濟發展中獲得財稅利益。因此，倘若中央能將一些其他稅種下放地方、或是按比例分成特定稅種，就能使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同本地的經濟活動掛鉤，進而給予地方主動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正向激勵。在英國政府針對地方財政改革的意見咨詢中，地方政府協會（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就提出了兩個可能的改革方向：一是中央政府按固定比例與地方政府分成一些在后者轄區內征收的全國性稅種，如個人所得稅、印花稅、車輛消費稅或遺產稅等；二是設立地方政府自行征收、完全留存的新的小額稅種，提議如“電子商務稅（e-commerce levy）”。如此，轄區內的經濟增長便能以稅收的形式獎勵當地政府，從而激勵地方積極投資或扶持本地的建設與發展，但伴隨的風險是喪失英國財政集權制原本的那些優點：中央將更難管控地方的支出行為，本就通過地方選舉獲得獨立民意授權的地方政府更有可能自行其是，財政紀律和收支平衡也將難以維持。

制度問題的關鍵，或許在于一句說起來簡單、但實踐起來卻極其困難的常識：權力與責任要對等。英國傳統的財政集權體制下，地方的可用資源和支出權力處處受限，但卻承受了中央嚴格的財政監管，因此導致地方政府失去了自主發展的活力；而一旦改革賦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支出權力，就必須要有相應的措施保證其行為對民眾、對國家、對公共利益負責。理想上，地方選舉應當起到監督地方政府行為的作用，但現實里艱深晦澀的公共財政流程和數據、再加上有意無意的行政操弄，使普通選民難以真正洞悉政府的支出決定，再加上人口結構變遷等客觀因素和地方治理已然失靈、民眾已然對政治感到冷感的現實，讓民主選舉的監督作用大打折扣。

不過，現在探討改革的得失顯然還為時過早，畢竟如今工黨政府高層內部都并未達成什么共識。《英格蘭的權力下放白皮書》及整個地方政府改革都可以說是副首相安吉拉·萊納竭力促成的成果，她代表了黨內“溫和左翼”的立場，即修補福利國家并維持福利開支、逐步推動社會和治理改革，而這些事業的成本則來自對富人和資本加稅；相反，首相斯塔莫和財政大臣瑞秋·里夫斯屬于黨內的“務實派”，希望能維持國家的收支平衡、并避免稅收加劇企業負擔而破壞營商環境。英國政府能否抽出地方財政改革勢必需要的大量資源、并放寬對地方政府的支出管控，還要等到六月中旬的春季開支審查（Spring Spending Review）才有定論，但眼下依舊不容樂觀的經濟前景和黨內就福利開支與資本利得稅的新一輪紛爭儼然使事情撲朔迷離，占主導地位的“務實派”是否將一以貫之地支持萊納的改革計劃仍成問題。

在那之前，地方選舉的慘敗已經讓執政者們病急亂投醫了：5月初地方選舉后英國政府出臺了飽受爭議的移民管控新規，加強了對外來移民定居英國的限制，而在記者發布會上，首相斯塔莫竟宣稱此舉是為了防止英國成為“陌生人的島嶼（island of strangers）”。這一冒犯性極強的用語隨即引發軒然大波，被媒體普遍解讀為一種向支持改革黨、排外情緒較強的右翼選民的示好姿態。也許英格蘭的執政者們心知肚明城市衰敗、治理失靈和政治極化的結癥何在，但一些投機的政治策略顯然要比一場耗時耗資巨大、更不得不動搖行政穩定之塔，成效卻未可知的體制改革要來得容易多了。“務實派”的費邊主義哲學告訴他們只要權柄在握，就可以永遠“再等等合適的時機”，畢竟利物浦和其他衰敗中的城市的居民們還可以再苦一苦，只要把手中選票投給“我們而非他們”就好了。這種哲學好似莎士比亞所寫——

“安寢吧，幸福的愚民！

頭戴著王冠的睡眠永不能安心！”（《亨利四世》下篇 第三幕第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