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關注，了解更多行業資訊

導 讀

隨著大量的傳統工業區轉型為文創園或藝術區，工業遺存地已漸成城市創新區與都市旅游區的重要類型，甚至成為眾多一二線城市的打卡標配。而以北京798藝術區為代表的工業遺產過度商業化和機構化模式，已然導致文化主體的空心化而重創其內源性的造血機能和空間特色，進而催生出一種表面差異、內核同質的新的“去地方化”。究其根因，“產業-文化-生活”三位一體的良性閉環被商業運作所肢解而僅注重單一的經濟維度，消費全面取代了生活和文化，致使長期價值與長效活力受損。另一方面，社會創新、大眾創業、終身學習及新質生產力等社會經濟趨勢需要能夠匹配新型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空間類型與空間模式，具有多維價值的工業遺產無疑是適合的承載地。“泛大學空間”模式為重建“產業-文化-生活”的一體化提供了一種前瞻性和實驗性的戰略構想。

作者：楊超，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詳規實施二所主任工，正高級工程師，獲得國家及省部級優秀規劃設計獎30余項，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

01

工業遺存地的文化轉型

1.1 理論與實踐綜述

存量更新背景下，對于工業遺存地文化轉型的模式探索已漸趨成熟。研究方面，在反思工業文化的多維價值及其轉化規律的基礎上，深度結合工業遺產、文化產業、混合用地和消費場景的視角與方法正不斷迭代。比如通過工業遺產保護和更新實現創意城市的多元模式總結（王晶，等，2012）、系統梳理具有不同“尺度-層級-結構”特征的工業遺產再利用模式的譜系框架（劉撫英，2016）、基于文化規劃探討城市老工業區的更新方法和機制（李和平，等，2014）、構建以經濟與文化價值的綜合實現為主旨的工業遺產更新策略（劉雪嬌，等，2022）、研究由高校帶動的工業遺產改造與文化產業發展相協同的空間重構策略（徐蘇斌，等，2015）、選擇相關性指標測度中心城區工業遺存地的用地特征并分析其成因和再開發適宜性（孫淼，等，2019）、以及由文化事件策動工業遺產“以用代保”的臨時性開發模式（孟璠磊，等，2022），等等。這些理論較多涉及既有模式的歷時性總結或轉型路徑的共時性分析，但整體來看，對于文化轉型的深層內涵思辨及其面向未來的模式化探討仍較為稀缺，亟待完善。

實踐方面，德國魯爾工業區與漢堡港、英國卡迪夫碼頭區、波士頓南海港地區和溫哥華格蘭維爾工業島等諸多國際經典案例都卓有成效地創立了各類工業遺存向文化區轉型的在地模式，國內近年亦不乏優秀范例。景德鎮陶溪川面向3萬“景漂”創意人群開放并賦能，大力支持小微個體創新創業，憑借設計思維與操盤思維相結合的“DIBO方案”引導更新規劃的全流程實施，在盤活若干瓷廠的同時也再生了當地獨特的制瓷產業和城市特色；北京首鋼園則充分利用冬奧會的大事件效應，改造成富有標志性、集體記憶和國際影響力的后工業文體創意基地；更有如重慶坦克庫、天津華津3526文創區、西安半坡國際藝術區等依托與鄰近美院的聯動和再造，以及上海田子坊、紅坊、M50等精準的產業化導入和經營，都為如何活化工業遺存資源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借鑒。這些蛻變雖然模式和形式各異，但共同點在于通過空間與內容有機適配，發展出植根于地方文脈的創意生活與創新文化，逐步形成“產業-文化-生活”合一的良性閉環。

1.2 文化空間發展趨勢

當工業區轉型為文化區之后，對文化空間的高效運營和職能發揮亦決定著更新的成敗。文化最大的功用是創造，使得文化空間先天被賦予公共教育與社會創新的使命；尤其在信息科技加持下得到了更多元也更綜合地彰顯——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西雅圖圖書館、上海證大喜馬拉雅中心、香港M+博物館、赫爾辛基Oodi圖書館以及改造后的上海1933老場坊等，都極大增加了公共空間的面積和功能，可供所有人群自由使用，塑造一站式文化生活綜合體。近年來，不同類型和層級的文化空間均呈現出復合化、體驗化、彈性化、社區化和媒介化等設計和發展趨勢，其中最主要的是與城市空間的共融互通和建筑資源的多用途開發。前者通過設置首層開放的城市功能（如咖啡廳、餐廳、紀念品商店等文化消費空間或可穿越步道）、增加能容納城市活動的多樣化灰空間、形態及構件上的柔性界面處理等方式，加強文化設施的都市效應；后者整合文化建筑（群）及周邊地區和業態，借由空間設計、產業策劃、公共政策、合作機制、機構管理乃至金融工具（如租金和股權）等綜合手段，拓寬資產運營的渠道和影響力，發揮其應有的多義性、觸媒效應和經濟帶動作用，也創造出各種包容混合的創新環境。這些趨勢都促使文化空間的社會性與“大學”屬性凸顯。

02

知識經濟時代的城市中心是“大學”

2.1 工業遺產轉型的內涵再思考

基于上述研究反思工業遺存地文化轉型的目的和意義，即其保護與發展的核心是遺存的異質性價值，分為本體價值與社會價值。前者包括歷史價值、科技價值、美學價值和功能（使用）價值等，尤其是大尺度空間彈性靈活的使用價值，使得越來越多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會把新校區選址于工業遺存地——如上海大學美術學院進駐寶鋼、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的陜鋼校區，甚至中國美院良渚校區在設計中刻意采用早期現代主義生產空間原型的語言和意象，作為現代性的觀念回溯與包豪斯精神的延續。后者則依托工業空間不可再生的獨特場景和體驗感衍生出即時多義的交換價值，并被數媒時代的網絡效應所放大而極大擴展了存量資源的社會性與生產性內涵，賦予其遠高于使用價值的城市共生性、傳播力和文化附加值（圖1）。更重要的是，媒體化的場景價值自帶流量和符號屬性，會吸引更廣泛的社會交流與多樣性；而這正是促成“產業-文化-生活”三位一體的聯動關系、進而生發創新文化的空間條件。因此，在工業遺產更新過程中，保護和激活的核心應當是這一創新導向的內生機制，其發展模式與表現形式可以多元化；泛大學化是其中最具戰略性與人本精神的創新土壤。

圖1 利用工業場景舉辦城市節事活動（圖源：項目組）

2.2 泛大學空間模式

知識經濟時代的生產力源于對知識的生產、交換和創新，其城市中心理應是知識生產、交換和創新密度最高的樞紐區域；或者說，知識經濟時代的城市中心是“大學”，即能夠集中供給多層次和高密度交流共享的泛大學空間——可以是現行的大學校園、眾創空間、孵化加速器或社區綜合體，也可以是經由產業迭代的商場樓宇、工業遺產或歷史街區，其規模、尺度、類型及建設模式多樣，并無一定之規——成為符合未來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趨勢的高價值地帶。這一模式構想的目的在于支持新型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空間適配，預示著城市逐漸從金融和娛樂中心向教育中心轉變的潛在方向（后者較前者更具長期主義與空間正義的公共價值導向）；同時對接體制內大學的城市化與社區化轉型，彼此融合互嵌，將為知識交叉和融合創新帶來更豐富的社會實踐與教育場景。其關鍵在于圍繞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來組織確定性的功能空間，如以“第三空間”及其非正式交流內容為核心重組各類資源要素的科創空間模式，為契合創新文化所需的社會關系與空間關系建構創新環境。可以看出，泛大學化的本質是一種內核增強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可通過場景營造、內容創新、業態混合、人才孵化和平臺治理等措施構建特色化的創意產業鏈與文化IP。而位于中心區的工業遺存作為異質性的重資產類型，是泛大學空間的最佳載體。

03

東方化工廠更新概念設計

3.1 基礎：本體與環境

東方化工廠始建于上世紀70年代，由日本引進了我國首批丙烯酸及其酯類生產裝置并建成投產，結束了長期依賴進口的被動局面并遠銷全球，見證了國家工業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進程，是國內同類廠區的典型縮影（圖2）。在創新驅動與生態文明導向的城市更新背景下，上位規劃將該廠址定位為區域級文化中心，并植入美術館、大劇院和圖書館等多個大型文化設施，使工業遺存地轉型為集群式城市創新區，是一次文化引領棕地復興的設計實踐。其基礎操作包括工業遺產本體的價值甄別與水土生態治理的環境修復兩個方面。

圖2 保留工業遺存實景（圖源：作者拍攝）

圖3 工業遺存價值甄別檔案庫示例（圖源：項目組）

首先，本案全面梳理了化工廠現存的建構筑物、環境要素和道路格局，對其歷史價值、科技價值、美學價值和空間價值展開系統性甄別和精細化評價（圖3）；根據工藝流程、車間分區和空間特色等因素確定保留區域，針對不同類型提出相應的保護原則與改造策略，并以此為前提合理組織交通和空間區劃，為工業遺產再利用奠定基調。其次，遵循生態優先原則，分級分類劃定化工廠的土壤污染邊界、確定污染類型及程度，制定科學的治理技術路線。先期采用多相抽提、藥劑氧化等生態技術對污染較重的區域原位修復，將生態風險與負效應控制到最低。重污染區土壤經過一定時間的原位修復后，采用淋洗、熱脫附、生物降解等生態技術在基地范圍內進行異位修復，就地治理以避免異地污染的風險轉移，體現環境倫理。同時，為防止潛在的土壤污染擴散及殘留物隨徑流沖刷對附近水體的二次污染，摒棄了在化工廠及下游建設濕地的思路，選擇結合獨立排水單元的劃分恢復本土植物群落等更加安全適宜的自凈和造景方式。經過一系列生態集成修復，明確了規劃建設的分期時序和預留彈性用地，從而構建起層層推演的設計生成邏輯（圖4）。

圖4 城市設計生成邏輯圖解（圖源：作者原創，項目組繪制）

3.2 之間：“超級校園”構想

依托丙烯酸生產工藝的流程線位并順勢落位總體規劃的結構要素，打通連接北側濱河公園、工業遺產保留區和南側古鎮遺址埋藏區的景觀廊道，作為空間組織的主脈，八大文化設施列其兩側，整體定位為文化交往與文創產業集聚區。不同于場館各自為政的既有分立模式，本案重點營造建筑之間的公共空間——根據生態學原理，不同介質的交界處是信息和能量交換最頻繁的部位，因而富有多樣性與活力——使文化區分中有合，并運用前述的產業、人和運營措施構建能生發創新文化的平臺環境，服務于交流與創業。空間上，采取預留、最大化邊界、縫合和層疊等操作策略（圖5），進一步升級成多元文化業態交互融通的創新場域。筆者把這一“之間”場域稱作“超級校園”，即場館如同學院，規定館內的公共空間部分皆設置于毗臨超級校園一側且面向城市全時開放，在尊重各場館專業性的基礎上，充分激活公共界面并滲透聚合于超級校園，建立起文化區整體設計的空間重組機制，利用“場”效應涵育和放大跨專業知識生產的潛在合力。同時，改造廊道中保留的工業遺存（建筑與景觀），用作非正式交流的第三空間，既是智識創意的策源地、也是創新擴散的重要渠道。此外，結合上位規劃的基礎設施集成體系進行地上地下一體化設計和開發，經由地下空間連通各館并合理植入商業服務功能，塑造功能混合、肌理編織和景觀聯結的立體底板與創享平臺（圖6）。的轉譯過程，揭示出基質模構的統一性與差異性。

圖5 “超級校園”創新實驗圖景（圖源：項目組）

圖6 “超級校園”地上地下一體化設計剖透視圖（圖源：項目組）

3.3 核心：未來大學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超級校園中設置了一上一下、一實一虛、一水平一垂直兩處體現未來生活與學習方式的核心空間要素。一是順應通廊方向的線性“大學”建筑（圖7），為各種創造性活動提供通用性與多義性的勻質空間——既可以是博覽會、產品信息中心、科技實驗室或論壇會場，也可以是階梯教室、VR體驗中心、露天電影院或手作工坊，還可以是膠囊宿舍、高線公園、書店美術館或影視拍攝地，等等——強調未來大學空間的“無體之用”而呈現由異質場景不斷填充、流變的多樣景觀；一切配置都源于自主學習、研究、創作和交流的真實需要而分合重組，如同麻省理工學院經典的20號樓，為偶遇帶來的隨機交流、即興放松的非正式氛圍、空間使用的強自主權和低成本二次建造等創新激發行為賦予了最大自由，亦符合國際上大學建筑的集約化與巨構化傾向。其水平延展的長向界面上時刻變換著影像和信息，猶如數字化立面長卷，成為最具時代感與社交活力的公共性地標。二是在整體開發地下空間的前提下，于八大場館的幾何中心處下挖一個180米見方、深50米的巨型下沉廣場兼作露天展廳——主展品正是上述基礎設施集成體系的運行剖面，一個超常尺度的超級工程景觀，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觀、制度優越性和人民城市空間生產模式的直接呈示——造就了真正意義上的整合性的核心空間與交流中樞（圖8）。

圖7 “超級校園”中的線形“大學”及非正式交流空間（圖源：項目組）

圖8 核心性的下沉廣場與超級工程景觀（圖源：項目組）

04

展望：走向“大學之城”

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源自人的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的深層涵義在于保育和發揮人的創造性以實現自我價值。泛大學空間模式正是基于這一人本精神對城市空間發展圖景的原理性預判與趨勢性構想，旨在重塑支持工業遺存地更新轉型及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內核；其本身具有可復制可推廣的普適性，適用于后校園時代的各類創新區營造，由此衍生出多樣的應用場景與表現形式。進而言之，隨著物聯科技賦能及慕課等遠程教育的普及，公眾（個體）獲取學習資源的成本越來越低；城市空間（特別是公共空間）作為普全交流的社會場域，如開放式校園、創業孵化器、社區中心或創新空間周邊的街道廣場等，都將進化成大大小小的分布式學習型節點或微中心，全面促成學習與生活的深度融合。若憑借規劃手段、政策工具和治理技術的有機聯動，全域整合和包容這些形式和時空各異的交流場所，并使之重組為某種可供自由學習、創造且虛實相生的空間體系，那么，城市本身就可以被視作一所無界大學，一座“大學之城”；大學空間將無處不在，形成去中心化的網絡結構。以此視角重新審視城市，可以說，城市的本質是創新，其中各種要素的匯聚和流動都是供給創新的物質與非物質條件，城市設計應為創新過程與關系的持續生發創建相適配的空間基座和機制，進而開發出響應新形勢的空間研究和行動領域。

部門簡介

清華同衡詳細規劃與實施二所

詳細規劃與實施二所作為清華同衡詳規板塊的核心業務部門之一，秉承我院“行穩致遠、家國天下”的價值理念和“專業、務實、創新、高效”的執業精神，長年深耕城市空間詳細規劃的相關領域。團隊以營造美好人居環境為愿景、以規劃實施為導向，并擁有多元完善的人才梯隊；經過多年積累，逐漸形成了包括綜合規劃、城市設計、法定規劃、城市更新和課題研究在內的專業特色和技術優勢，累計高質量完成了國家級、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地市級、區縣級等規劃設計項目500余項，具有豐富的理論與實踐經驗。

新形勢下，詳規實施二所緊跟國家政策導向，積極投身于存量更新、空間治理和實施性規劃的城市建設主戰場，將全面承擔國土空間詳細規劃設計領域的各類業務，竭誠為各級政府部門、建設和科技企業、城市運營機構等提供“全尺度-全類型-全過程”的綜合規劃咨詢服務。

排版｜李剛

封面圖/圖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