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急于摘桃子，當時國軍主力都在偏遠的大后方，盡管有美國人的幫助，但要想運到前線仍然需要不少時間。于是蔣介石在幕僚的建議下，準備以和談為名，給部隊調動爭取時間。之后他先后三次給延安發電報，極力邀請毛主席去重慶談判。

為了爭取和平，毛主席不顧危險，來到了重慶。談判開始后，為了體現我黨追求和平的誠意，中央決定從1945年10月上旬開始，將長江以南的蘇浙軍區部隊和蘇南、浙東地方干部全部北撤到蘇中地區。

當時葉飛是蘇浙軍區副司令，接到北撤的命令后，他于10月11日當天率領4縱主力經宜興、溧水和句容等地，渡江來到了泰興地區。4縱的后勤機關、蘇南二地委的干部和江南被服廠的職工，是最后一批渡江的，4縱政委韋一平帶領一個全副武裝的特務營負責護送。

新四軍主動讓出了辛苦創建的江南根據地，撤往江北，表現出了極大的和平誠意。但蔣介石卻很不地道，命令部隊對北撤的新四軍進行圍攻。浙東新四軍的先頭部隊在由杭州灣北渡的時候，就遭到了國民黨軍第124師、第79師和第70軍的圍追堵截。

浙東新四軍一路苦戰，終于甩掉了敵124師和70軍，于10月4日抵達澉浦，但很快又遭到了敵79師的三面圍攻。經過十多個小時的血戰，浙東新四軍終于殺開了一條血路，沖了出來，但卻付出了213名官兵傷亡的沉重代價。

由此可見，即便江南新四軍主動讓出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來的地盤，但北撤過江的路途卻并不太平。為了安全起見，4縱的后勤機關、蘇南二地委的干部和江南被服廠的職工們準備從武進北渡的時候，4縱政委韋一平親自率一個特務營負責掩護。

經過數日緊張的行軍，這支近千人的特殊隊伍于10月15日當天抵達了武進縣的孟河鎮，并在晚間乘船北渡。走到江心的時候，船只漏水傾覆。葉飛得知后，心急如焚，急忙組織救援，但由于江水湍急，夜間視力差，再加上工具缺乏，最終800多人遇難，獲救者只有100余人。

遇難的800多名新四軍官兵當中，包括了四縱政委韋一平、蘇浙公學政治部副主任王紹杰、新四軍6師供給部長李建模、蘇浙軍區供給部衛生科長方木青、蘇浙軍區供給部糧秣科長周劍華、蘇浙軍區第四縱隊司令部偵察科長彭安、蘇浙軍區第四縱隊政治部組織科長吳志斌和宣教科長王一等人。

如此多優秀的指戰員意外犧牲，葉飛十分心痛，后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專門提及了此事，認為事故原因痛心疾首。由于國民黨軍的封鎖，船只很不好找，韋一平等人趕到江邊的時候，費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找到了一條名為“中安”的輪船。

韋一平

這條船雖然一次可以搭乘500余人，但船齡已經幾十年了，艙底已經漏水，行駛過程中需要不停地往外舀水。國民黨軍認為這條船已經無法使用，因此就沒有把“中安”輪收走。盡管“中安”輪存在著隱患，但這是江邊唯一的一艘船了，急著過江的部隊沒有別的選擇，只能乘坐“中安”輪渡江。

白天國民黨軍對江面封鎖的很嚴，有軍艦不斷往來巡查。為了避開敵人的軍艦，韋一平帶著部隊在夜間登船出發。“中安”輪一次可以搭載500人，近千人的新四軍部隊需要分成兩批過江。但船只往返一次的時間比較長，等第二批部隊過江的時候，天可能就亮了，很容易被國民黨軍巡查的軍艦發現。

韋一平等人經過商議后，決定近千人的隊伍全部登船。本就老舊且漏水的“中安”輪，超載了一倍。當船行至泰興縣天星橋西南約兩公里的江面時，“中安”輪底部的鋼板由于老化嚴重加上超載，出現了開裂，大量的江水開始往船艙里涌。

船員想了許多辦法，但都堵不住漏洞，船體開始傾斜。韋一平見狀，一面指揮戰士們通過移動位置來保持船只的平衡，一面命令船員把輪船往江邊的淺灘處開。只要到了淺灘，大家就有逃生的機會了。

遺憾的是，“中安”輪漏水太嚴重了，沒等開到淺灘就傾覆了。葉飛得到值班參謀的報告后，心急如焚，急忙動員當地干部和船工全力搶救。但由于船傾覆在了江心的位置，水流湍急，風大浪高，四周又漆黑一片，因此盡管搶救人員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也只救上了來一百余人。包括4縱政委韋一平在內的800余名新四軍官兵不幸遇難。

“中安”輪本身就有很大的隱患，又嚴重超載，是這次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但主要原因還在國民黨軍身上，明知新四軍部隊要過江，他們卻故意將江邊的好船搜走，韋一平等人找不到船，才被逼無奈登上了有隱患的“中安”輪。

同時國民黨的軍艦還對江面進行封鎖，發現新四軍乘船過江就開槍開炮。為了躲開國民黨軍艦的搜查，韋一平被迫率部隊夜間登船，這也給船只傾覆后的搶救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難度。數十年后，葉飛回憶起這次事故時依然難以釋懷，并對遇難的戰友們進行了深情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