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上級決定調王平擔任東北軍區空軍政委,并與劉震合作。顯然,這一調動是為了為組建志愿軍空軍做準備,尤其是在敵軍控制制空權的情況下,給我們的戰斗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對前線和后方的戰略部署。為了有效地反擊敵人的空中優勢,我們必須組織空軍力量進行反擊,同時讓戰士們積累更多實戰經驗。
王平當時在華北軍區擔任干部。按照軍委的常規調令,軍區應根據需要調動人員和物資。然而,聶帥堅持要求王平留在華北,并特別向軍委反映,指出華北軍區的老干部大多已被調往南方或朝鮮前線,造成軍區工作壓力巨大,許多重要任務急需有經驗的干部來擔當。如果王平離開,華北軍區將失去一位關鍵的將領,影響極大??紤]到華北軍區自1949年以來為國家所做的貢獻,軍委最終決定讓王平繼續留在華北。
若非聶帥的堅持,王平本可能會調任空軍。當時空軍司令部已正式成立,劉震也從中南軍區調任至東北軍區,空軍政委一職曾由蕭華暫時擔任,但后來一直空缺,直到劉亞樓兼任軍政職務。如果王平最終調任東北空軍政委,憑借他的資歷和能力,他有可能會長期擔任該職務,甚至可能被提拔到空軍司令部擔任副政委或政委等重要職務。
事實上,王平后來確實獲得了上將軍銜,這充分證明了他在軍事領域的深厚資歷和卓越成就。鮮為人知的是,王平與劉亞樓曾是上下級關系,二人曾因工作產生過較大的矛盾。事情發生在1935年9月以后,當時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合并,組建了陜甘支隊,形成了三個縱隊。第二縱隊由紅三軍團改編,司令員是彭雪楓,政委是李富春,副司令員是劉亞樓,而王平則擔任其中一個大隊的政委。
當時,第二縱隊的許多干部來自紅一軍團,他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與紅三軍團的干部存在較大差異,導致了很多矛盾和摩擦。王平作為大隊政委,其政治處主任來自紅一軍團,常常不向他匯報工作,甚至越級上報,挑戰了王平的指揮權威。這讓王平十分憤怒,特別是在一些事務處理上,紅一軍團的干部往往無法理解紅三軍團的工作方式,因而產生了許多摩擦。
有一次沖突發生在處理一個干部問題時。第二縱隊某連的兩名戰士私自脫離隊伍,政治處主任建議處分連長,而王平認為不該追究連長責任,這只是批評教育的問題。然而,政治處主任將此事上報給了劉亞樓。劉亞樓當時剛從紅二師調任紅一師,并正在進行嚴格的紀律整頓。他處理了許多微小的違規行為。得知此事后,劉亞樓親自來到王平所在的大隊,要求王平逮捕連長,理由是連長在買雞蛋時沒有付款,屬于違紀行為。王平覺得這是小事,不需要采取如此嚴厲的措施,認為可以通過批評教育解決。
然而,劉亞樓堅持要逮捕連長,王平拒絕執行命令,二人因此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劉亞樓當即命令其他人將連長帶走,王平對此感到極為憤怒。這一沖突,實際上反映了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之間在工作方式上的差異。紅一軍團的干部往往以嚴格、剛性的風格行事,而紅三軍團的干部則更為靈活務實,這種差異導致了兩軍團之間的合作存在著不少困難。
然而,王平與劉亞樓的上下級關系并未持續太久。隨著部隊到達陜北,王平被調任至陜北紅軍,而劉亞樓則調任紅軍大學工作。如果王平后來真的調任空軍工作,假設他和劉亞樓繼續合作,那么他們的工作關系能否順利發展呢?顯然,由于兩人在性格和工作方式上的差異,合作可能會面臨不小的挑戰。劉亞樓做事果斷且帶有霸氣,脾氣較大,而王平則不容易屈從于這種強硬的作風,因此他們的合作可能會變得非常復雜。
無論是在戰時還是和平時期,軍隊內部的分歧和矛盾都是常見的現象。吳法憲能夠成為政委,就是因為他能夠完美地適應劉亞樓的風格,成為一個“秘書式”的政委,甘愿為其服務。這種密切的合作關系也使得他們在工作中非常高效,幾乎沒有出現過大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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