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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解放戰爭進入最后的決勝階段，第四野戰軍（四野）即將肩負起南下作戰、解放全中國的重任。

然而此時四野內部卻發生了重大人事變動，原有的 “林羅劉” 這對黃金指揮組合被拆開。

同時，來自其他軍區部隊的蕭克、趙爾陸、鄧子恢三位高級干部 “空降” 四野，重新搭建了四野的領導班子。

華北軍區參謀長蕭克任四野第一參謀長、晉察冀工業局長趙爾陸任第二參謀長、中原局第三書記鄧子恢任第二政委。

林羅劉配合親密無間？為何中央卻要拆散這對組合呢？蕭趙鄧三人的空降又是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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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羅劉”早在東北民主聯軍時期就開始組建，東北野戰軍時期徹底成型，這對組合也黃金搭檔。

林彪作為司令員，軍事指揮才能卓越，戰術風格獨特，在戰場上常常能出奇制勝，大兵團作戰能力天下無雙。

羅榮桓作為政委，政治工作能力超強，不僅能穩定軍心，還在重大戰略決策上有著關鍵影響力。

如在遼沈戰役初期力主南下攻打錦州，促成了 “關門打狗” 的絕妙戰略。

劉亞樓作為參謀長，通過整頓司令部、建立參謀制度，極大地提升了部隊的指揮效率。

在遼沈、平津等戰役中，其組織協調能力和執行能力都發揮得淋漓盡致。

29 小時攻克天津更是成為城市攻堅戰的典范，也成為了劉亞樓軍事才能的標準體現。

“林羅劉”分工明確：林彪專戰役指揮，羅榮桓統籌全局，劉亞樓高效執行，可以說沒有這對組合就沒有戰無不勝的東北野戰軍。

然而到1949年這對組合卻面臨被拆散的命運。

首先是羅榮桓，羅榮桓自抗戰末期罹患嚴重腎病，1949年平津戰役后腎功能僅存30%，蘇聯醫生明確警告其需脫離野戰環境治療。

實際上羅榮桓早在山東時期就多次請求休養未果，毛澤東曾強令其帶病赴東北，現在戰爭沒有那么緊急了自然也需要休息了。

毛澤東出于關懷與務實考量，安排羅榮桓留京任總政治部主任，既避免南下長途勞頓，又能發揮其政工特長。

劉亞樓則是因為下去指揮部隊去了，平津戰役之后證明了自己的劉亞樓就不再是參謀長，而是改任任第四野戰軍第14兵團司令員。

這一點要說明當時的我軍參謀長整體地位并不高，從參謀長到兵團司令對于劉亞樓來說其實是地位提升。

然而兩人離去后，四野面臨政委、參謀長雙空缺，林彪獨力難支南下的多項任務，因此才有了空降野司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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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來說羅榮桓和劉亞樓離開了，那么就應該提拔四野內其他高級將領，副參謀長副政委之類的。

然而中央卻沒有選擇從四野內部提拔如聶鶴亭、陳光等人，反而跨系統調入三名“外來”干部直接空降。

這其中其實蘊藏著中央稀釋“東北山頭”，促進全軍融合這個大目的。

四野雖然戰無不勝但是因為一直長期在東北作戰，抱團形成了一個軍中的超大山頭，其中東北籍官兵占比超60%。

而且四野的高級將領基本都是“雙紅一系”（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干部，雖然雙紅一是嫡系，但是嫡系長期抱團之后也不行。

因此到1949年，面對全國即將解放的大背景，稀釋東北這個巨大的山頭就成為了中央需要緊急實現的事情。

也正是基于這個目的中央調入了蕭、鄧、趙三人。

其中蕭克和趙爾陸都是華北軍區的人，分任第一、第二參謀長，基本能保證東北新的參謀體系不再是純東野背景。

鄧子恢則是華東軍區的人，他任第二政委可以憑閩西根據地、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資歷，平衡東北干部主導的政工系統

“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才能消滅山頭”

空降華北、華東干部，實質是就是希望能夠稀釋四野的山頭，將四野從“某某人嫡系”升級為“國家戰略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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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除了山頭之外，另一個重要任務則是為了適應南下需要。

東北野戰軍在東北自己地盤上作戰，有著東北軍區的配合自然很順利。

但是南下后面臨華北、華東、中原多個軍區需要各軍區配合工作，縱橫全國自然需要全國配合。

讓華北和華東軍區各自派出高級干部也是為了方便之后和各軍區的配合。

其中鄧子恢擅長地方建設與經濟工作，曾主導新解放區土改、城市接管等工作，是一個合格的政委。

而趙爾陸作為原華北軍區后勤部長，負責解決四野百萬大軍南下物資補給難題，和各大軍區后勤進行對接。

蕭克軍事理論扎實，協助林彪應對多兵團協同作戰的復雜指揮，甚至還主導了著名的湖南陳明仁和陳潛起義。

可以說這幾人都有著各自的作用，中央也不是無緣無故空降干部的。

從最終結果來看其實中央的目標是達成了。

從1949年開始，四野轉戰中南六省不僅僅是戰果出色，關鍵是廣泛吸納了大量兩廣、兩湖等地區的兵源。

到1949年末，其實四野就已經基本上去掉了過去東野的地區標簽，成為了徹頭徹尾的四野。